二、管理机构的问题

2011年12月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各高校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负责本校学风建设工作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高校主要领导是本校学风建设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的第一责任人，应有专门领导分工负责学风建设。高校要建立健全教育宣传，制度建设、不端行为查处等完整的工作体系，实现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和不端行为查处机制三落实、三公开。

随后的“三落实、三公开”专项巡视活动表明，各高校确实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并开展了切实有效的学风工作，但管理机构仍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问题。

1.行政管理权限配置不到位

教育部开展的“三落实、三公开”专项巡视活动表明，被巡视学校都按要求建立了由主要领导参加的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并依托学校学术委员会设立相应的学风建设管理机构，且根据职能办公室挂靠部门的不同，形成了三种典型形式：其一，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道德委员会，并在科研主管部门设立办公室。这种方式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鉴定、评估和查处，但是对于学风宣讲和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只能依托各职能部门自行开展。其二，依托学术委员会建立学风工作委员会，将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处。特点是综合了学风教育、宣传、违规查究等职能，与学校的发展规划相结合，工作的持续性较好。不足是学风宣讲活动并非发展规划处的主要职责，因此宣讲活动的关注度与力度难以得到保证。其三，由校学术委员会、教务处、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处等职能部门主要领导组成学风建设委员会，在校学术委员会设办公室。特点是宣传教育与违规查究相结合，便于落实领导责任，学风建设工作效率高，但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以保障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同，形成部门之间的合力。

上述现状表明，多种形式的管理机构都存在自身短板，行政管理权限配置不到位，缺乏系统性和完备性。学校的学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作，需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连续和有计划的管理，无论挂靠在学校的哪个部门，都需要重视其在学校长期发展中的导引作用，在涉及制度建设、宣传教育、违规查究等方面，赋予其综合性职能，并与学校的长远发展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配置资源。

2.重制度文本建设轻执行监管

2014年教育部对107所部属、省市和其他高校的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和不端行为查处机制的落实和公开情况进行统计，按照全面性将评级分为“好”（占比58%）、“较好”（占比30%）、“一般”（占比12%）三个评价层级。为澄清学风的制度文本建设与实际执行监管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学科水平和学生培养质量作为衡量高校学风建设实际执行情况的指标，对107所高校分别在“2014中国大学学科水平排行”“2014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中的名次与教育部学风建设巡查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如图1—3和图1—4所示）。

图1—3 高校学风制度文本建设全面性排名与学科水平排名关系示意图

图1—4 高校学风制度文本建设全面性排名与毕业生质量排名关系示意图

由图1—3可知：教育部学风建设制度评级为“好”的高校位于学科排名前10的数量较少，并在21～30名呈上升趋势出现第一个波峰，在41～50名出现第二个波峰，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学科水平排名靠前的大学在评级中并未呈现相应的好水平。由图1—4可知，考核评级与毕业生质量排名之间呈现出类似于图1—3的变化态势。由图1—3和图1—4可知，部分在评级中呈现“好”水平的大学，其学科水平和毕业生质量排名则较为靠后。我们认为，在教育部巡查考核的压力下，部分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重点集中于制度文本建设的“有和无”，而轻视了对制度本身的执行与监管。教育部的巡查评级的确是要促进高校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和不端行为查处机制从无到有，但更希望通过学风建设制度在高校师生之中被普及、被认知，并能够指导教学科研实践的过程，最终提升高校的学科水平和毕业生质量——只有制度执行的效果才对高校学风发挥决定性作用。

3.重形式结果轻实施过程

以学风建设中的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教育为例，2014年9月16日，92岁高龄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良镛手拄着拐杖，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在人民大会堂报告台坚持站了35分钟做报告。然而，在吴老做报告的同时，大批会堂后排的学生却一片片地“倒”下，趴在桌上睡觉。这些学生是首都多所高校当年秋季新入学的研究生。对于此事，新闻媒体多以对青年学生道德素养的批判发声，认为他们自我放纵，高学历低道德，应加强道德教育。这些学生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但该现象也反映了高校学风建设的管理机构重视工作的形式结果轻视实施过程的问题。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于2011年下发的通知，要求高校每年都对新入学的研究生开展相关的宣讲教育。根据管理经验，组织这种类型的报告会，主办方往往会提前将参会指标摊派给各个高校，校方再分配给相关院系。学生都是被老师以命令的口吻叫去听报告的，并非出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这种组织形式让许多学生对宣讲报告缺乏兴趣。此外，也有网友质疑在越来越讲究个性化教育的今天，上千人的报告会教育形式是否还能调动年轻人的兴趣，讲到他们的心里？吴良镛和其他应邀做报告的院士们都德高望重，是值得青年学子学习的楷模，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和理念信念需要用时间、用心灵去仔细感受，半小时的报告显然不能让学生耳濡目染，见贤思齐。

首都高校的学风教育报告会只是典型代表，相似的情形在高校内部经常发生。学风建设的管理部门为了满足每年宣讲教育的规模和数量指标，往往采取摊派的方式凑齐参与报告会的学生人数。学生尽管去听了报告，但是教育效果并不理想。根据我们对多个高校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贵校学风建设机构在学风建设中的具体表现”一题显示，受访者对所在学校的学术道德教育宣传、制定学术规范制度、建立不端行为查处工作体系、执行力、不端行为查处的针对性、不端行为查处过程、负责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学风建设的部门之间协调等方面的评价均为“一般”。在抄袭和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出现的当下，十分有必要对高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教育，营造良好学习和科研风气。然而，教育如果不能打动心扉，很容易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

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宣讲的问题是整个管理机构重形式结果轻实施过程的典型代表。如果始终以完成任务的心态推进学风建设工作，高校将难以避免地陷入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的负面影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