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教学笔记之一
——听金铁霖教授讲学
顾雪珍
笔者与金铁霖教授相识多年,曾多次去北京观摩学习他的课堂教学和专业训练,也曾在北京、沈阳、南京等地举办的各类全国民族声乐教学、教材、理论研讨会上听他宣读论文,看他的示范教学。1992年他应聘担任南方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声乐硕士研究生导师,我们的交往更趋频繁。继全国民族声乐艺术研讨会暨中国民族之声大型演唱会在南京举办之后,1994年春,我院再次邀请金教授来宁讲学,开设“金铁霖教授声乐艺术教学研究班”。包括从浙江、河南等地赶来的声乐工作者在内,共有二百多人参加。研究班效果很好。金铁霖教授以其明确的观点、求实的作风、适度的信息量、生动的教学语言、谦虚的态度、饱满的情绪和“短、平、快”的授课节奏,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为声乐教学提供了深刻的启迪。这份笔记中写下的,既有金铁霖教授本人的经验,也有笔者由此引发的思考。
教学观点
“在民族声乐教学中,要始终把握住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这个方向,并将它贯穿于整个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只是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凡本文加引号的语句,均根据金铁霖教授讲话记录整理,未经金教授本人审阅,如与事实有出入,由笔者负责。
关于科学性
一种唱法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问题只能由实践来回答,而不是由自我感觉来回答。科学性应该是存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切磋琢磨之中,而不应是“独此一家”。科学性与不科学的界限并不是按照国界来划分的。七十高龄的吉诺·贝基在上海讲学时还是唱得那么好,这叫科学性。梅兰芳老年演出的《宇宙锋》仍然保持着别人所达不到的高水平,骆玉笙八十高龄唱得还是那么好,自然也有其科学性。中国戏曲唱法中的“行当”划分,在技艺上完全是专业化的,老生要求声音挺拔高昂、苍劲沉着,青衣要求嘹亮、圆润、稳重,花旦要求清脆、灵巧、柔婉,花脸要求雄浑、粗犷、铿锵有力。这与美声唱法中的“戏剧”、“抒情”、“花腔”等等的划分,在思路上是十分相似的。京剧被称为“中国歌剧”,日益为各国人民所喜爱。在这门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之中,怎么可能缺乏科学性呢?
关于民族性
民族性,不应该与国际性或者世界性对立起来。在西欧古典乐派和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早、中期阶段,他们提倡过国际性的音乐语言,他们在历史上也确实有过进步性,因此,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我们没有反对的必要。不过,民族文化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不容忽视的,是各民族人民的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这才是主流现象。因而,民族性与国际性不是两回事,基本上是一回事。愈是具有民族性的艺术,才愈有国际意义。人家要欣赏的正是你这民族的独特贡献,而不是欣赏你对别的国家的艺术的模仿或者没有自己的特点的东西。艺术必须是创造,艺术之中,如果没有了“自己”,那还有什么贡献可言呢?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教学标准
“检验声乐教学的标准主要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声乐教学的标准是:声、情、字、味、表、养、象。”
“声”就是指科学的演唱方法和声乐技巧。学生应在科学方法训练的前提下,掌握并运用民族声乐的声音个性特色,使其与中国语言、感情、风格、表演等相统一、协调,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金铁霖教授主张采用“混合声”的音色。所谓混合声,就是既有真声的实在与力度,又有假声的位置与色彩,上下统一,没有痕迹。“混合声有三种类型:(1)真声多的混合型,如彭丽媛;(2)一半对一半的混合声,如张也;(3)假声多的混合型,如宋祖英。”不同的学生训练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方法要求如果都一样,学生的声音就未必出得来。学生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混合声,要看具体情况,“程桂兰本来属于假声多的混合声,经过训练,现在已过渡到‘一半对一半’的混合声,她仍然不属于真声多的混合声”。
“情”是指演唱声乐作品的感情,在音乐艺术的众多门类中,歌唱艺术的表现力最强,最感人,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歌声能够直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用心去歌唱就要“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情”在歌唱中有不可偏废的位置和作用。
“字”是指歌唱中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咬字。如果仅仅声音好听,而咬不清字,就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作品的内容。人家听不清你唱了些什么,也就难于以情动人。歌唱的语言艺术一直是古今中外声乐流派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我国民族声乐传统对歌唱的咬字有着一整套严格规范的训练方法,总结出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味”是指演唱声乐作品的风格和韵味。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唱什么像什么”,努力研究如何理解和体现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和韵味。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民族声乐歌唱家,必须在掌握风格和韵味上下功夫,这是解决“民族性”问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表”是指歌唱中的表演和形体动作。我国广大观众的欣赏习惯是“喜闻乐见”,“不仅要听,而且要看”。表演和形体的基本功也是非常重要的。
“养”是指音乐素养、文化素养、艺术修养。声乐学生在学习声乐主课和专业基础课之外,还要开阔艺术视野,加强全面的修养,这对今后艺术道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梅兰芳之所以成为大师,和他的文化修养是分不开的。
“象”是指声乐演员的形象、台风和气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形象、台风和气质好的学生,成功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一些,被广大观众所了解的机会也更多一些。因此,对学生的形象、风度、气质等等的要求,应该列入招生、培养学生的基本条件和标准。
教学方法
主要是“启发式教学”和“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关于启发式教学
“我不主张用机能训练,而是代之以感觉训练。”在声乐教学中,金教授主要是采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即所谓感觉教学。
在技术训练方面来说,就是将生活中能做到的一些动作和能体验得到的一些感受用于启发学生掌握歌唱方法的要领,如“打呵欠”、“叹气”、“哼鸣”等等。通过这些感觉,让学生体会到科学发声的状态,达到声乐训练的目的。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发声器官构造各不相同,歌唱状态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也不应采用一种方式和感觉,去生搬硬套到所有的学生身上。
在声乐表演方面来说,就是启发学生体验作品的感情。要想达到演员自己真能动情,就要启发学生进入艺术想象和生活联想,从而进入作品的规定情景。只有通过规定情景这个刺激物,通过演唱主体设身处地的感受,才能激发情绪,使之成为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这印证了笔者类似的体会:要想掌握感觉、意志、感情这三个声乐教学中的环节,必须依靠启发式教学。而无论是在技术还是表现的问题上,都从感觉入手,从心理上、从意识和意志上进行培养,这样往往使生理问题也变得容易解决。这是因为:感觉是人的天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把天性赞叹为伟大的艺术家。我发现,意志强的学生克服困难、接受正确方法的过程也较快。可见,以思维的训练来带动整个教学,几乎可以说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关于共性与个性
教学观点、教学标准,乃至技术上的要求,如尽量打开喉咙、横膈膜的支持、面罩共鸣等等,都是属于共性的东西,是对每个学生的教学中都必须做到的事。
更重要的,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条件,量体裁衣,“扬长避短”。“学时一大片,用时一条线,学习时要广泛地学,使用时要集中优势。”“彭丽媛其实什么歌都会唱,美声的歌、通俗的歌都会唱,但正式演出时,她绝对不会唱这些曲目。她很清楚,那不是她的优势和长处。”
“目前的三种唱法(美声、民族、通俗)的分类还是比较确切的”,这只是粗略的划分。如果从个性特征来说,“非此非彼的各种唱法,又何止三种呢?还有很多种”。有些人就是介乎三者或二者之间的唱法,或者叫“夹缝中的边缘唱法”。“董文华就可以说是介乎美声、民族、通俗三方面的一种唱法,或者说是三种唱法的结合。殷秀梅可以说是美声与民族唱法的结合。佟铁鑫可以说是美声和通俗唱法的结合。蒋大为曾戏言:‘我们这种唱法是非驴非马的骡子唱法。’如果他们一味去追求某一种唱法,倒未必是件好事。有些声乐教师只注意共性而忽略了个性,但是,最后体现学生演唱水平和成功与否的标准,还是个性而不是共性。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把所有的学生都教成一个样子,就没有了特点。而凡是成功的学生,都是具有很强的个性的,这是指培养独唱演员而言的。至于合唱队员,就另当别论了,那是要共性的。我在中央乐团18年,那里是不允许那么强的个性的。”
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奥秘和窍门。我和其他声乐教师一样上课,只不过在教学上各有想法,在教学步骤上各有做法。”
“如果说我在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就是我用七个字标准选择学生,训练学生,培养学生。其实,许多优秀的声乐教师都明白,招生水平就是教学水平,招到好的学生,教学就成功了一大半。我们要学会选择人才,一个不好的材料,是怎么也教不出来的。”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都包含际遇的因素,也都有通过主观努力争取向有利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天时就是看你赶上个什么时候,地利就是处于什么环境、位置。如果我一开始就在什么地方,比如哈尔滨吧,那里是我的家乡,我就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尽管我可能仍是这种水平。人和,也很重要,如果你和谁都不和,本来有你的机会,你不干,或者你和别人搞不到一起,谁也不愿和你合作,那么,你有了机会也会失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实力,你必须具备真才实学,还有实干。”
这个最重要的“实力”,当然包括发声技术和教学经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思维能力。金铁霖教授总是先说“想法”,后提“做法”,这是有道理的。思维对头,才事半功倍。康定斯基30岁才专门从事绘画,竟然成为美术大师。王光祈31岁才改学音乐,并在他生命的最后13年中为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学术著作。他们的成功,与其说主要依靠的是技术技巧和经验,不如说主要依靠的是思维能力。金铁霖教授取得教学上的高成功率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的可能就是重视发展思维能力。
(原文载于《艺苑(音乐版)》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