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天堂里没有歧视
2001年，我开始正式在高校从事心理咨询工作，那时人们对心理咨询有很多误解，对心理医生也是讳莫如深。大多数人把看心理医生等同于“神经病”、“精神病”，而人们对“神经病”的理解常来自“武疯子”。因此，看心理医生是见不得人的事，即使有再大的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也宁愿一个人躲着扛着，独自品尝心灵苦楚，偶尔有个别胆大的，也是经过若干次踩点，最后闪进门来，反复叮嘱我要为他保密。
和晓姗见面是在一个幽静的公园里，她说要约我谈一些特别的事。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接受这种邀请的，但听着晓姗在电话里近乎哀求的声音，我无法拒绝。
“真的，真的没想到你能来……”晓姗有点儿语无伦次，她一遍遍地帮着我搅拌着咖啡——看得出她很激动。她似乎在对我说，又好像自言自语，不一会儿就泣不成声。
晓姗20多岁，面容姣好，却神情憔悴。晓姗曾就读于北京某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一家公司上班，除了性格有点儿内向，不爱与人打交道外，工作勤奋，处事稳重踏实。就在2002年6月，也就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与她相爱多年的男友弃她而去，并对痴情老实的她进行了暴力殴打，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变得有点儿精神恍惚，常常独坐一隅，自语自笑，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里。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无法遏止地大吼大叫，同事们被她异常的举止吓坏了，连忙拨打110，民警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医生对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并没有发现其他异常症状，显示精神状况良好，只是情绪有点儿不太稳定，医生给她开了一些抗焦虑性的药物。她又回到了公司。
她喝了一大口咖啡对我说：当我再回到单位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慌和躲避，更有一些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我感到压抑，我并不太在意这些，但原先和同事之间的默契再也没有了，他们和我保持着距离。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我可能还会这样平淡地生活下去。
“就在前不久，我骑自行车上班，在半路上自行车突然掉链，链子卡在后轮中，前进不得，后退也不行。正好不远处有一个修车的摊点，我怕把裙子弄脏，就卷起裙子扛着自行车走，这一幕正好被我的几个同事看见，他们停下来恶作剧般地欢呼和鼓掌。我说不清当时的感觉，耻辱、伤心、绝望或者没有感觉，一个人扛着自行车继续走。一个女孩在大街上扛着自行车走或许是有些滑稽，但如果发生在正常人身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对于一个曾经患病进过精神病医院的人来说，这却被认为是病态行为。我的举动在公司里引起了轰动，他们以为我的精神病发作了。我原先敏感、自卑的个性都被认为是一种病态。
“领导知道后，特意找我谈了话，我一进领导办公室，始始料不及的是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看来他们真把我当疯子了，在防范我精神病发作，我感到耻辱，我感到不公平，我忽然失去了控制，口中开始乱骂乱叫，把泼妇骂街的词语全部抖搂出来。领导气得脸色发白，他是读过大书的文化人，何曾受过这等羞辱。我再一次被送到精神病医院……”
说到这里，晓姗泪流满面。
“现在单位给我办了病退的手续，没有工作，虽然生存不成太大的问题，但大家都知道我是因为患精神病而在家休养的，那种被人指指点点的感觉，让我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
“为什么我会活得那么惨，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这不公平啊，我真的想一死了之，寻找没有歧视的天堂。”
晓姗有些控制不住了。
是呀，身体的疾病带给人们的只是躯体的痛苦，而世人歧视带给她的是心灵的折磨，此刻，她需要的是更多家庭的温暖、社会的关爱。
我一时真不知对她说什么好，深怕伤害她敏感的心。于是，我对她说：“你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给世人看：我的病已经好了。”
“是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晓姗像是在安慰我，也似在给自己打气。
人遭受到伤害，通常有以下几种反应：一是攻击对方，甚至直接攻击对方；二是自我感觉很糟糕，“我真的很差劲”；三是觉察自己的情绪，感觉很委屈；四是觉察对方的需要，“他可能需要我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幸运的是，晓姗之前是按第一或第二种方式来表达情绪，通过这次辅导，能体会亲密关系中内心的需要。在普通人看来，人若患了疾病，就应该想方设法治疗它、战胜它，这也许对很多躯体疾病有意义，但对有些心理困扰，这样做就不大合适。对心理困扰，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指导来访者内心放松，指导其发挥其他潜能，对其“症状”不加以注意，持“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的态度，一般会取得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