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新挑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以及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好地执政为民等课题进行了不懈探索，信心百倍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21世纪。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新课题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近代以来，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根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新思考，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依据“七五”（1986—1990年）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七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人民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等生活质量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变化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路。然而，就在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的时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如何继续走下去，也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答的新课题。面对严峻的挑战，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全面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使中国共产党人顶住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压力。到1991年底，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不宣布取消制裁的情况下部分或基本取消了制裁，过热的经济趋于平稳，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整顿，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并没有彻底消除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和质疑，“左”右之争一度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表达了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保持稳定，关键是搞了改革开放。他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2页。）。他还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并围绕这一本质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尺度和方向。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大胆地进行探索。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发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对进入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此后，中共中央又先后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展示了中国跨世纪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重大课题。

首先，推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前提下，片面强调计划经济反而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主要包括：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等等。

其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就明确提出并不懈追求的一个目标。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要求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此，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加强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再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为此，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加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倡导敬业创业精神；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不懈地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此外，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加速发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重大任务，要求加速科技进步，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针对区域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求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对外开放领域，要求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

改革发展新蓝图的绘就，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新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驶入了新的快车道。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试点加快，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等方面改革取得突破，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逐步建立，政企分开有了新的进展，创建文明城市、创建文明村镇等活动广泛展开等。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并且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出现了新的风景。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课题

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变量。一项好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一国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反之，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制度条件。但在同时，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挑战相伴而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尤其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避免重犯错误，一条基本思路就是加强制度建设，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领域改革逐步展开。在经济领域，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扩权让利的试点改革。在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一起看作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政治领域，邓小平阐述了关于改变干部终身制、家长制等现象的原则和思路，提出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观点。1982年的宪法重新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及其相应的权力，明确提出要设立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等措施。与此同时，科技、教育领域的制度改革也逐步展开。经过十余年的改革，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框架逐步明晰。但在同时，由于理论认识不足，以及某些政策缺少连续性等原因，各领域的制度改革出现了一些曲折，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大的波动。是继续推进各领域的制度体制改革，还是回到原有的制度框架，成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课题。

在社会主义走向哪里的重大关头，江泽民明确提出要继续更有效地进行改革开放，要把这个工作搞得更快更好。198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十年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68页。）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开启了新的历程。

在经济领域，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在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予以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五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十余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积累。它实现了制度层面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轮廓，也在改革中逐步清晰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根本的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要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实际，又决定了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显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针对过去单一公有制结构的弊端进行改革，绝不意味着弱化公有制，更不是要否定公有制。对此，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已说过，“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3卷，110页。）。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的变化，江泽民多次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认识相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的框架也逐步明晰。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分配制度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成为必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这种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鉴于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党的十四大强调政治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提出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主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等职能；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等等。

此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向深层次全方位迅速展开，制度建设逐渐向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领域延伸，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各种体制制度、规章制度的建设共同发展，制度建设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趋势。这些制度体制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新考验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党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要求，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和无可辩驳的历史结论。然而，就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样，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对此，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表达了对执政后面临挑战的清醒认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8~1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重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了“决不当李自成”的铮铮誓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弄得不好，不仅政权会得而复失，而且党也可能被和平演变。邓小平也告诫说，“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为此，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对党的执政问题的高度关注和警醒，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毫不懈怠地为巩固执政地位、长期造福人民而持续奋斗。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国际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天下仍不太平。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和东欧取得了成功，并进而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试图在中国实现所谓的“不战而胜”。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等新情况，面临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新的任务和难题。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既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又给党的执政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

第一，党的执政意识的考验。执政意识是执政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其强弱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关系到执政党事业的兴衰成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高度关注执政意识问题，并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探索。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中，就提出了“适应群众”、“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责”等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根据执政环境等因素的变化，提出了党的领导不是以党代政、包办一切，而是要通过建立民主制度、制定法律法规等途径来执政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自我封闭到改革开放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仆意识等的深化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因素的逐步增加、对外开放的深入、长期执政造成的思维定式等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的执政意识出现了弱化、衰减现象。有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滋生了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有的人工作起来人浮于事，作风飘浮，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人陶醉于已有的成就，习惯于用老眼光来认识问题，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有的人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成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尽管这些问题只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却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动摇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危害了党的执政地位。为此，要通过加强理论武装等途径，切实解决好我们党为什么执政、为谁执政，依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为党长期执政、更好执政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二，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既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执政为民的愿望，更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本领恐慌”的命题，他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本领恐慌”的清醒认识鞭策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开启了共产党执政的新天地，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条件、肩负任务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等，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也要求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也正是在科学审视日益复杂环境的基础上，江泽民反复强调要提高党的执政本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使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第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考验。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并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了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要通过民主和法制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等主张，着手建立并实施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拉开了序幕。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77页。）。他强调要明确党政权力边界，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促使我们党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改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新的反思，不仅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还必须通过处理好党政领导职能分开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关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与战斗堡垒作用、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加强群众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等途径，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第四，党的执政基础的考验。依靠谁、依靠什么执政，是判断执政党性质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坚持政权。毛泽东也强调，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正是由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党的执政基础才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事业才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这些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许多具体利益上却存在大小不同的差别。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不可避免，甚至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势必影响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巩固。为此，江泽民多次提出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多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交谈，多看多听，体察群众的冷暖疾苦，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强调“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取胜之道”（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