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三卷(1976-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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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提出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的背景下召开。在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进行系统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深入思考的过程中,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前提。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党的十二大以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而得以在深刻总结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与转折,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征程。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自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了总结过去六年的建设经验,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中共十二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党的十二大报告将其概括为一系列“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胜利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

第一,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正在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扩大。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局面,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第三,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得到调整、整顿和加强。从总体上看,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手中。

第四,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坚决清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现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第五,教育科学文化工作正在走上正轨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支基本社会力量相互间的团结状况,现在也比较良好。

第六,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了重大的努力。人民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改进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在守卫边境、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提高。

第七,党在领导人民完成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过程中,本身也经受了考验和改造。党为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逐步恢复优良传统,正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所阐述的, “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很深广,危害很严重。因此必须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一系列错误进行全面纠正,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首先,作为理论先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恢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了科学分析和批判,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再次,在经济工作中,党中央牢牢抓住农业这一环,通过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副业和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责任制等各种方式,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国民经济状况也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随着农业状况的改善,又在调整工业结构中着重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因此,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有力地保障了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

2.中共十二大的主要内容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做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大会的主要议程共有3项: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按照新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做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地位,认为这次大会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命题。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阐明了党在新时期的国内外基本方针。他指出,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代,在这个十分重要的年代里,中国必须力求完成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三大任务和四件工作:一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三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三大任务的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四件工作是: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 “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3)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是中共十二大总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二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4)。一方面,党的十二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要根据上述总任务的要求,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同时,要同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一道,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还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全面开创新局面的伟大任务。”(5)另一方面,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概括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正,在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严重犯罪活动还继续存在,在于各级领导机构的臃肿庞大、效率不高和经济体制不能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有系统地完成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犯罪活动,必须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四件大事,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6)

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之一,党的十二大报告凝聚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智慧,既充分吸收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又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具有三个鲜明特点(7)

第一,完成从“继续革命”到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转换,洋溢着实事求是、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党的十二大报告继承了党的八大和十一大关于重视经济建设的思路,在实现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的前提下,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正面深入论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牢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报告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严格限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和具体条件之下,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报告尽管在正文中没有出现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基调是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贯穿其中,实际上是邓小平揭示的这一命题的具体化。报告所洋溢的实事求是与锐意进取的全新气息无疑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自然历史看路线”的思路和方法。从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阐述党现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十二大报告的突出特点。由于此前党内已经开展了党史的大讨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报告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与阐释现行方针政策的贯通上,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自然。报告对建党以来到建国以来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与粉碎“四人帮”以来6年的深入总结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年鲜活经验的全面概括,贯穿于整个报告中,如阐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时以“文革”对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为反证,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时比照党的历史上的个人崇拜现象,对经济战略的规划来源于“文革”时期经济的停顿,论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包含着对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左”、右两种思潮的警醒。可以说,几乎所有具有改革色彩的论断都是直接以“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左”倾错误的清理为前提和基础的。这样,透过历史的反思,报告阐释了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更能将改革开放的路线建立在最可靠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三,从历史比较的视角,加强政治路线的对比分析,彰显党代会承前启后、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作用。报告不仅归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还将其与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历史性转变”加以比较,分析了三次转变的形势与历史条件的异同,突出十二大的重要性。报告注重现行政策与七大、八大的比照,如新党章对七大、八大党章优点的继承;经济建设部分强调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翻两番目标的提法,隐含着对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中的“高指标”的抛弃。

与此同时,十二大还集中体现了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与党建四个方面的创新之处(8)

第一,突破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传统认识,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新的概括,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种文明观。十二大不是从经济的单一角度而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全面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六大特征,特别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纳入新的概括体系,并提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意义的高度,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概念、相互关系与重要地位。

第二,破除计划与市场关系上决然对立的观念束缚,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要求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这就为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先声作用,也为经济体制的变革预留了弹性的政治空间。

第三,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设定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与战略重点,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思想因子。在牢固判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即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前提下,十二大规划了未来2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战略目标,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以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是自八大以来党第一次实事求是地讨论和规划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问题,为十三大提出“大三步走”战略和十五大提出“小三步走”战略做了厚实的铺垫。

第四,空前突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所具有的“根本目标”与“根本任务”的意义,以鲜明的执政意识强调把党建设好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关键所在。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经历十年内乱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党的共识。同时,十二大强调实现宏伟目标的关键在于把党建设好,确定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方针和各项基本原则。依据做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后的新党章的要求,报告要求通过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加强党在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开展整党四个方面的工作推进党的建设:一是,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二是,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三是,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四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9)需要强调的是,决定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而创造的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是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与民主建设的新尝试。

3.中共十二大的历史地位

中共十二大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和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十二大本身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此次大会的主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主题。党的十二大的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三个主要贡献:

一是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全面、科学地阐述了精神文明的内涵和巨大能动作用以及与物质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是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此外,这次大会还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特点和需要的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10)提出了党的建设新主题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任务,成功解决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11)

另一方面,从十二大报告来看,它被看作党代会历史上自七大报告以来最重要的党代会报告之一。正如七大报告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总纲领,十二大报告是指导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12)

十二大报告继承了八大报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实现了向八大路线的回归。在纠正导致1957年后偏离八大路线的“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十二大报告延续了八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工作重点转移的判断,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建设、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坚持和吸收了八大报告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新设想。而且,经过拨乱反正,十二大报告制定的新路线在党内具有高度的共识和厚实的实践基础,避免了八大路线发生曲折反复的教训。十二大报告超越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陈见旧识,迈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理论创新的最初步伐。十二大报告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理论、胜利完成拨乱反正的前提下,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新时期的形势与实事求是地制定党的工作任务,破除了许多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论断与新的思想。这些闪烁着理论创新光芒的内容体现在对“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否定,体现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转换,体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根本目标与根本任务的价值追求,反映着走出“文化大革命”阴霾和迈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长征路上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

由于受时代的制约,十二大报告也有一定的理论局限。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虽然出现在报告中,但没有展开正面的论述,也没有成为制定路线的依据;二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法由于理解的不确切引发了相当尖锐的争论,直至后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不使用这一提法后才平息下来;三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仍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仍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和条件下发挥作用;四是对世界形势的估计仍有“左”的余痕,对世界主题的判断和认知处于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过渡的中间状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认识的发展深化,十二大报告中的上述不足逐渐被后来的党代会报告所修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这次会议为肇始,中国正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里程碑而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