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决议》起草的核心问题中，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也是让《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颇感棘手的问题。邓小平在指导《决议》的起草时多次提道：“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对中央负责同志也强调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37）也就是说，只有尊重历史，对毛泽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才能凝聚人心，团结民众。

1．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

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决议》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8）。这些论述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新中国、党的指导思想四个方面诠释了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决议》从建党以来60年的历史过程上来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建国以前的28年历史中，在每一时期的关节点都有毛泽东力挽狂潮的身影。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的路上，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后，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等。因而， 《决议》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取得胜利，不应低估中国共产党许多杰出领袖的作用，而毛泽东的作用尤其居于首要地位。是毛泽东很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的，多次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失败为胜利。可以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28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因而， 《决议》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通过回顾毛泽东在党史中各个时段的主要影响， 《决议》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有信服力的判断。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动摇的，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在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做了这样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39）邓小平用两个“毫不夸张”的提法，强调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40）这一评价立足于历史决议的基本论断，再次强调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并突出了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

2．科学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上。 《决议》从直接原因和现实困境以及社会历史根源三方面，就“文化大革命”为何会发生而且会持续十年之久做了剖析。从直接原因来看， 《决议》指出：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从现实困境来看， 《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历史较短，社会发展规律有待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尚缺乏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面对新矛盾时搬用了以往群众性斗争的习惯做法，加之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个别论断，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中苏论战的出现，使阶级斗争的迷误深入党内，使党内关系在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名义下紧张化。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国内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达到高峰，逐渐骄傲起来后，其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乃至破坏；国际方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未能准确定位领袖和党的内在关系而出现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也给我们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历史方面，我国封建主义专制的历史较长，在思想政治方面遗留的毒害很难在较短时期内清除，这就难以防范缺乏制度监管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专断。

《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分析，既强调了个人的主观因素，也注意到了社会的客观影响。这样的分析显然是全面而且深刻的。就个人因素而言，再伟大的领袖毕竟也是人，不能去苛求其不犯任何过错。邓小平就此曾有独到诠释：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41）正因为领袖是人而不是神，所以，邓小平认为， “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都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42），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43）。习近平也从时代和社会局限等客观方面，分析了毛泽东晚年出现错误的原因：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44）他不仅做出了与《决议》论断一脉相承的分析，而且特别强调：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45）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晚年错误出现的原因，深入理解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都不无裨益。

3．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为了说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决议》主要从三方面做了努力：界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范畴，诠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实质。

首先， 《决议》明确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决议》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46）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民族特色的、被概括出来的创造性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表明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经验的集合。但凡错误的思想或是理论，即使被运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也不应当划入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指出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并非等同的概念。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朱德的游击战争思想等，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且，并不是毛泽东的所有思想都属于毛泽东思想，他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其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则不属于这一科学体系。

其次， 《决议》分析了毛泽东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因而，仅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都不可能解决革命中的这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47）。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的不良倾向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得到系统展开的。不言而喻，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理论都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为前提，是在全面反对本本主义的僵化思想中逐步形成的。 《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教训时特别指出，当时毛泽东本人和党内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是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比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为马克思所说的应该被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因而限制和批判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法权”^（48）。可见， “文化大革命”时期附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许多错误理解，恰恰有悖于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反教条主义的精神和原则。

再次， 《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实质。 《决议》指出：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49）。这就强调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完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产生所彰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旨和精神。 《决议》还指明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演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意愿：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50）。可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际上违背了他思想中的正确的东西，他的这些错误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如何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 “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51），而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难免出现的个别失误论断， “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52）。应当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 ‘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53）。而这些错误的出现，“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54），违反了毛泽东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还就怎样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做了更简明扼要的表述：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这当然不是说毛主席错误的地方也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55）。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问题，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