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必须服务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一）汇率制度的选择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的形成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1986—2011年26年的时间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率和贡献率有20年是正值。1994年1月1日中国取消了双重汇率制度，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从1993年年底的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5.7下调到市场上的调剂汇率8.7左右。这次大幅度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推动了出口，在1994—2011年的18年时间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率有15年是正值，而三次为负值分别是受到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次贷危机的影响、2011年次贷危机余震和欧债危机的影响（见图1—1）。（注：人民币贬值推动出口的研究众多，如Marquez和Schindler（2007），W.Thorbecke和HanjiangZhang（2008）等。）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再次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汇率制度在2009年受次贷危机冲击有所改变，短期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政策，但很快恢复了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目前的汇率在千分之五的日波动幅度内，能够起到稳定相对价格的作用，应该说这样的汇率制度选择对于促进和稳定出口是至关重要的。

从具体的贸易结构情况来看，1994年的大幅度汇率下调是制造业顺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从1995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初级产品逆差和工业制成品顺差的贸易格局，这一格局通过引进FDI等各种鼓励制造品出口的贸易、金融政策而不断强化，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级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结果表现为初级产品的逆差和工业制成品的顺差。2001年中国加入WTO，参与了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国内的人口红利、相对低的资源价格为基础，以国内外两个大市场为依托，以汇率为杠杆快速形成和固化的这一分工模式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表现为初级产品逆差和工业制成品顺差都呈现出急剧的增长（见图1—2）。

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刚性，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形成也因此具有刚性。德国和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至今也有近半个世纪。中国经济真正形成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仅仅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国民收入增长的进程中，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逐步到来，低端人口红利逐步衰减，给低端制造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传统低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然而从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规模来看，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700万人，中国存在明显的中端劳动力人口红利，而且这种人口红利的释放将持续数年。此外，随着自主研发和进口技术的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出现下降的态势。从最近几年的国际情况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品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35%~40%，而且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处于前列。2008年中国高新技术出口占据世界市场出口份额的约17%，高于美国的约13%和德国的约8%。随着“十二五”期间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尤其是区域结构性转移的逐步形成，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还将持续多年，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还会延续数十年时间，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必须继续服务于这种增长模式，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二）汇率制度的选择加快了内外部结构不平衡的发展，但不需要使用汇率逆向再调节内外部不平衡

1995年，中国的经济产出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中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例是很接近的。之后伴随着制造业顺差的大幅度增长，经济产出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中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例差距快速扩大，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时，这一差距才显著缩小，但依然维持在20个百分点左右（见图1—3）。图1—1中也显示出1996—2008年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达到了年均12.1个和1.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1999年，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年均达到了13.3个和1.4个百分点。

由于出口和投资之间的联动机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通过高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并重的方式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收入较低，不可能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大推动战略，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方式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在难以利用外部资金的背景下，高投资要求国内具有高储蓄，那么就要求挤压要素收入，导致国内的消费不足，而过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靠外部需求来消化。在这种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的循环增长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产出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中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例差距扩大是必然的，从而出现了内外部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的汇率大幅度下调在促进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内外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三）不可能通过汇率进行大规模的内外部门结构的逆向调节或校正外部不平衡

外部不平衡带来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也引发了与不平衡相关的贸易摩擦和汇率争议。20世纪90年代中期汇率的大幅度下调是外部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但从长期来看，要缓解外部不平衡状况最终要依靠储蓄率的下降。然而单纯的汇率本身的调节对于减少贸易顺差、纠正外部不平衡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TuuliKoivuandAliciaGarcía\|Herrero，2007；WillemThorbecke，2010；等等）。从储蓄率的变动来看，在出口导向型发展的阶段，储蓄率的下降是缓慢的。比如，日本为赶超欧美工业发达国家也实行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循环发展模式，其中1961年的总储蓄率高达42%，之后有所下降。即便如此，1951—1978年，日本全国的总储蓄率平均也在30%以上。中国的储蓄率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攀升，与此对应的是贸易顺差也进入了大幅度增长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储蓄率在2010年后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依据IMF的预测，中国的储蓄率不会很快下降（见图1—4）。因此，贸易顺差的格局将会持续。

关于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的原因有众多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预防性储蓄是中国经济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在收入增长不足的条件下，随着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居民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大额支付，其高储蓄率就是必然的。从实际情况来看，1996年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把可支配收入的约18%用于储蓄，而到了2010年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把可支配收入的约30%和25%用于储蓄（IMF，2012），如此高的储蓄率对应的必然是经常账户的盈余。因此，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过高的储蓄率，不是能够通过汇率来调整的，汇率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逆向调节内外部门结构不平衡或持续降低贸易盈余的工具。

在高储蓄率的支撑下，中长期内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呈现持续累积的态势。要降低贸易顺差、调节内外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根本在于降低储蓄率。要降低储蓄率就必须让居民感受到储蓄的保险作用在下降。这只有三种办法：一是居民收入增长并且有稳定增长的预期，只有这样居民才会加大消费。这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二是依靠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安全网的健全和公共服务的全面提升。这两种办法的实质无非是通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和长期成本支出的减少，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三是提供新产品刺激居民消费，这依赖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够在中长期中逐步降低储蓄率，从而降低贸易盈余，并逐步依靠经济的内生性需求变化来主动调整内外部门发展的不平衡。

我们要看到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节内外部门的不平衡和降低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调节，因为汇率只是一种相对价格，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汇率的调整使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是经济体内生性需求变化的调节，因此会对经济体产生不确定性冲击，更何况其作用有限。更好的办法是依靠经济体内生性需求的变化来调节，可以通过要素市场的改革，如工资上涨来替代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内外部门结构和降低贸易顺差的目的。这样的替代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加收入和消费，扩大内需；二是成本上升也可以倒逼企业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是可以调节内外部门的不平衡和降低贸易顺差。总体上，在调整内外部门结构和减少顺差上，由于汇率调控的被动性、外生性和有限性以及其对经济产生的不确定性冲击，汇率不可能成为逆向大规模调节内外部门结构或校正外部不平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