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马克思与恩格斯比较研究从伯恩施坦算起，已经有百来年的历史。其间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有积极作用，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改变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不能区分开来的传统观念，有利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一个普遍的朴素信念，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而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区分哪些是马克思的，哪些是恩格斯的。这种朴素的信念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合法性，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在学术上，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使得在马克思思想研究可以任意援引恩格斯的话作为文本根据，在恩格斯思想研究中可以任意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文本根据。结果，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其贡献、恩格斯本人的思想及其地位，都得不到深入具体的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
伯恩施坦提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修正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挑明了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卢卡奇等人提出恩格斯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误解了马克思，提出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回到马克思”的要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两个不同的人加以研究提供了可能。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差异性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根本否认他们两人在政治理念与哲学思想上的一致性，并力图通过文本研究为此观点提供史料根据。“对立论”的出现和影响的扩大，一方面说明传统的朴素“一致论”立场缺少系统深入的文本研究基础的先天不足，同时也表明分别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以便明确他们各自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以及相互之间的思想关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对立论”的根本错误不在于在学术上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而在于基于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偏见和缺少辩证法，把这种差异绝对化，以至于模糊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差异的客观性质和本质特点，使差异性研究误入歧途。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学”内部开始出现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的倾向，这种倾向还一度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界的主流话语。注102这种新的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虽然仍然以解构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目的，但它毕竟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的具体解读基础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一致论”的朴素性。
第二，重视文本研究与差异研究，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是以文本为前提和根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具有复杂性。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创作文本的目的复杂多样：有些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有些是为了反驳论敌的观点，有些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有些是为了向其他党内同志和友人说明问题，还有一些纯粹是为了谋生的需要。不同的创作目的决定了文本的学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复杂性也表现为他们各自文本的形态复杂多样：有些是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有些是有待于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草稿和供进一步研究用的笔记，有些纯粹是具有私密性的个人书信，还有些是介绍与阐释重新发表的著作的序言、导言或跋，等等。不同形态的文本在表达作者思想上具有不同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一些重要文本的作者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上是高度分工合作的，他们的一些重要著作往往是二人共同劳动的结晶，如早期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即使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是密切合作的成果。理论创作中的这种密切的分工合作造成确定文本作者的困难，这也是大部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视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排除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可能性的重要原因。然而，文本研究是思想研究的基础。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在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方面有多少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重视文本研究，包括文本考据、文本类型研究、文本的解释学研究等。系统深入的文本研究，有助于具体展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演变的原貌，也为今天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准备了重要条件。
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比较，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取得的又一个积极成果。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研究属于比较研究范畴，是比较研究的核心。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是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把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要课题，多角度、多方面地开展研究。伯恩施坦通过比较晚年恩格斯和中早年马克思的思想，得出了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的结论。卢卡奇等人通过比较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自然观、实践观上的不同，提出了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的观点。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更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并通过文本研究、思想研究和生平个性研究，得出了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结论。而这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在语言学和解释学成为显学的背景下，发展为卡弗的“差异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些“马克思学家”公开反叛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共产主义等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西方学者开展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在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有重大缺陷，有的甚至赤裸裸地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但他们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开辟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这也是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和亟待加强的方面。
第三，比较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比较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性质分别定位为“修正”、“误解”、“对立”、“差异”。尽管这些概括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没有揭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实质，但其中包含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重视、研究和解决。“修正论”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坚持与修正、修正与修正主义、修正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创新的今天必须面对、思考、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误解论” 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与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的关系问题，这是深化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及其比较研究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对立论” 塑造的科学主义的恩格斯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的形象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在错误观点中包含着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关系。在提倡以人为本和科教兴国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也被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差异论”本质上是“对立论”的翻版，但毕竟在理论上没有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有一致性，也没有简单地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恩格斯相对峙，而是在解释学视域来思考和处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虽然其观点具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偏向，但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国内一些学者倾力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的重心只能向外，也就是指向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不是向内指向文本与思想关系的心理分析与语言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虽然不能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但至少是对现有的主流研究的一种补充与丰富。
尽管比较研究在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方面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贡献，但目前也存在着值得关注的重大缺陷。撇开不同学者在政治立场、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的具体理解的不同，迄今西方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误区。
第一，否定主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情结。一些比较研究者一般从批判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不足或缺陷入手“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并把超越或解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落脚点。伯恩施坦在批判被第二国际奉为神圣的马克思的理论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和革命观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的全部理论是在批判作为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流话语体系的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基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归咎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树起经斯大林钦定而成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批判的靶子，并把所谓苏联社会主义的极权统治作为实践批判的目标；而无论是理论批判还是实践批判，最终都把恩格斯作为背离真正马克思的“替罪羊”而予以抛弃。国内一些学者继续推进发源于伯恩施坦的这种批判，把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深受科学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实践的能动作用的直观唯物主义加以讨伐。问题是，如果否定了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也就否定了它所指导下的一百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第二，褒扬马克思贬抑恩格斯的理论立场。一些比较研究者在追溯所批判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的理论来源时，都直接或间接地把矛头指向恩格斯。卢卡奇等人虽然没有全盘否定恩格斯，但责备恩格斯的话语与回归马克思的声音一样急迫。“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无论是像诺曼·莱文那样的“对立论”的代表，还是像卡弗那样的“差异论”的代表，都坚持“马克思，好；恩格斯，坏”的基本立场。而国内一些学者为了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更是主张区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的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需要继承和发扬的重要理论遗产。比较研究中的这种褒马贬恩的价值倾向，必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错误的、不好的成分归到恩格斯头上，从而塑造出一个纯粹的完美的马克思的形象。正如克里斯托弗· 阿瑟尔所说：“一位喜爱辩证法的作者会赞扬马克思辩证法的精妙；相反，一位厌恶辩证法的作者会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归因于恩格斯的形而上学的阴影”注103。问题是，“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的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注104。
第三，回到“真正马克思”的思想旨趣。一些比较研究者批判主流马克思主义、否定恩格斯的直接目的，是在理论上回归“真正马克思”。这当然不是回到创作《资本论》时期的中晚年马克思，而是回到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早年马克思。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早年的这两部著作提出的实践观以及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人学理论，实现了从近代直观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构成马克思思想的精髓，是“真正马克思”的标志。怀着这种理论信念，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西方“马克思学家”，从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到当代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都高举起青年马克思的旗帜。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寻找“真正马克思”的运动中，“既诞生了不加批判的英雄偶像，又产生了无足轻重的‘替罪羊’”注105。青年马克思被置于“真正马克思”的崇高地位，而恩格斯也就成为令人厌恶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替罪羊”。问题是，无论是用青年马克思反对中老年马克思，还是用青年马克思来诠释中老年马克思，都存在着把马克思的巨大理论成就仅仅归结为19世纪40年代的几个文本，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大半生的理论创造。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文本解读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原则。
第四，与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接轨的创新路径。一些比较研究者一方面通过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使马克思“纯化”，另一方面又通过把“纯化”了的马克思思想与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相结合而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化，以便使得马克思跨越时代的鸿沟而走进当代，实现“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这一马克思当代化的潮流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国外，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在国内，最典型的是用存在主义解读马克思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专注个人的生存实践的生存论本体论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倾向不仅仅是对马克思思想实质的一种解读，而且还被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当代解释力与生命力的表征，并进而被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主要路径。问题是，在种种解释和改造中,马克思主义终将成为一种没有自己的固有本性、任人搓揉的面团,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建构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更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失去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最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陷入没有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辩护的合法性危机。
第五，绝对化、片面化、纯学理化的主观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中，一些学者之所以陷入上述误区，一方面与这些学者的政治立场的偏颇与理论水平不高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的绝对化、片面化和纯学理化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总是固守“马克思，好；恩格斯，坏”的立场；对青年马克思与中老年马克思，他们总是坚持“青年马克思，优；中老年马克思，劣”的成见；在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他们提出“回归马克思”的诉求。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下，文本研究中出现断章取义、六经注我的片面化的主观主义研究方式也就不可避免了。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利于论者的早期著作成为引证的重点，不利于论者的中晚年著作变得无足轻重。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一致的地方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妄释为形似而神异。为了替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差异的主观主义解释辩护，一些学者就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使用考据学、语义学、现象学等方法，研究的重点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向细致分析他们的遣词造句，研究的目的从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服务转变为厘清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概念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从而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变成脱离现实生活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践的纯学理性研究。问题是，一旦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当作纯粹的学问来进行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必然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本性，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谈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