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后古典经济学的提出
本书认为，当代经济社会正处于离散化解构与全息化重构过程中，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哲学方法论、思想内核与基本体系需要重新审视。本书在继承与批判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的基础上，提出后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其基本原理分为后古典哲学方法论、精神产品生产与稀缺性变革、量化理性与数据成本、制度价值论及知识产权、新应用经济学等几个模块。后古典经济学以人本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本书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离散主义、量化理性和制度价值论。
1.3.1 哲学方法论
本书提出了离散主义哲学方法论，同时提出了分布积分分析方法、逻辑质量判断法。
离散主义的提出，主要基于现代经济的信息化发展。在具体生活中，表现为很多经济现象的碎片化。对企业而言，表现为成本数据化、商业模式与利润空间离散化。
在企业、产品与服务无界化扩张和离散化分布的背景下，需要对经济效益进行积分讨论，因此本书提出了分布积分分析方法，简称分布分析法。分布积分分析方法，主要基于积分思想，对离散化分布之后——例如长尾部分——的经济效益进行积分测算并依此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分布积分分析方法对应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在数学思想上主要从过去的微分工具转变为积分工具。
在经济学分析与建模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分析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有必要认识到局部的汇总不等于整体，因此要明确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这种思考有利于我们反思把社会行为建立在个体行为基础上、经济现象分析模型建立在个体行为模型基础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种对质变与量变的反思与质疑，本书称之为逻辑质量判断法。
没有进行充分的逻辑质量判断，就用个体函数的简单组合作为整体函数，或者用局部函数的简单放大作为全局函数。这种缺乏哲学思辨的现象比较普遍，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数理模型构建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如果论其根源，应该与当今经济学家大部分仅仅对哲学有部分了解，普遍缺乏系统而全面的哲学训练有关。
1.3.2 生产、劳动与稀缺性
本书指出精神产品生产已经逐步凸显，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当代经济的劳动与社会化生产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从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为主，转变为以精神产品生产为主。所谓精神产品或者文化产品生产，实际上就是针对社会资源或者制度所进行的劳动。
本书认为，劳动分为为了满足物种生存需要的自然劳动，以及为了族群内部个体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劳动创造的产品，分别对应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而目前的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多地依附于虚拟的信息空间，并且价值可以通过互联网零成本、零距离、零时间流动。这种价值传播，主要是社会价值传播，而不再是实体的自然价值传播。本书定义并量化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属性。
对具有完全社会属性的精神产品而言——例如电影或者软件，其产品复制成本几乎为零。面对众多的虚拟产品，消费者所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需要考虑的是极度有限的时间。因此对精神产品的消费，更多的约束条件是消费者的有限时间。因此，本书提出了将生命时间稀缺作为未来产品与劳动分析的约束性条件，什么产品能够占用更多的生命，什么产品就越成功；当然，如果导致沉迷异化，成了精神毒品，就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
本书对资源稀缺性提出新的判断。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在于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这个出发点需要做出修正。人类的需求应该分为两个范畴，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针对这两种需求，对应两种稀缺性：物质资源稀缺与社会资源稀缺。物质资源是相对稀缺的，人类对物质的需求是绝对有限的，具备群体的可获得性与可满足性，因为物质资源的消费是形成性的；社会资源是绝对稀缺的，人类的需求是相对无限的，不具备群体的可获得性，因为社会资源的消费是选拔性的。
资源稀缺性将更主要体现在制度确定下的社会资源稀缺和技术影响下的生命时间稀缺。
1.3.3 个体理性与企业理论
本书提出了量化理性的概念，对有限的绝对理性进行了定义。
新古典经济学混淆了理性、理性行为、效用最大化等几个基本概念。用效用函数去取代理性或理性行为，就成了一个具有“敞口效应”定义的：理性人将需要具有无穷嵌套的效应函数，因为它需要为每一次效用函数的选择确定效用函数。本书认为效用函数可以给定，而理性是对效用函数的认识和使用能力。
绝对理性，就是人类群体进化与人类个体进取。集体理性不是个体理性之和，甚至不是个体理性的函数。人类的社会理性，或者个体存在，来源于社会存在，因此必然反作用于社会。本书分析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关系，证明了理性界限、理性超越与蚂蚁理论，并指出“有限的绝对理性”是在现代经济下的若干行为异化和需求分层之后，很多新经济现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书提出了数据成本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企业边界理论。本书讨论了数字化时代，社会经济离散化解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本书论述了由于企业产品的变化，企业交易成本变成了以数据成本为主，这样的变化导致了企业边界的变化。
经济离散化对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营成本从传统的物质化成本，更多地转化为数据成本，包括数据的获取与处理等。因为企业过去赖以生存的信息不对称的表达方式、传播方式与处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造成了企业边界的变化——“无界化”与“离散化”(碎片化)。
1.3.4 制度价值论
本书提出制度价值论，并以此作为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前提。
对价值的起源需要重新定位。本书认为，社会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劳动技术是价值的手段。因为社会制度确定了社会结构与交易结构，也就是通过社会有机化或者差异化规范商品的交易价值体系。劳动创造价值，但必须依附于制度。人类的所有劳动，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满足人类的自然需求，一个是满足人类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的表现，就是在制度基础上，个人对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等差异化资源的追求。确定制度才能确定需求，特别是社会化需求；确定制度才能确定价值与价格。精神产品的生产，依附手段从具体物质变成了虚拟信息，国家通过制度上的暴力手段确保稀缺性，避免无限复制，从而确定精神产品的价值，并对劳动进行度量。
显然，作为题外话，我们可以推论出机器不会取代人类，也不会抢了人类的饭碗。因为机器劳动依附的价值体系还是人类的制度体系价值的来源是人类制度，除非机器构成了社会成员进入人类进化的制度体系。
本书探讨了知识产权的本质问题，这是制度价值论的直接证据。
基于制度价值论，本书认为知识产权的本质是对他人财富的间接占有，在社会价值意义上全部或者部分剥夺了他人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与支配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对社会价值的保护。传统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定义，大概可以表述为对知识生产者付出劳动的尊重，对知识成果的使用权利的保护。
本书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通过制度的形式确定了社会价值的形成模式与量化尺度。这是暴力支持的对他人财富的掠夺与占有，对他人财产权特别是财产支配权的剥夺。这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国家军队为后盾的没有硝烟的财富掠夺、侵略与反侵略战场。
本书给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与离散增长模型，明确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制度代表了国家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阶段是由科学技术推动的。制度是价值来源，技术是价值手段。本书提出，制度和技术可以相互替代，这一点对应传统经济发展模型中资本与劳动的相互替代性。制度创造稀缺序列和稀缺范式，本书对此进行定义并进行矩阵化表达，同时给出了后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新经济发展模型。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发现价值的源泉在于制度，没有区别生产的二重属性，并且没有发现这二重属性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更没有发现价值的源泉——制度也正在不断变化。
本书指出了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规范社会行为模式，规范社会价值空间。良好的制度改革，不仅考虑对社会经济行为的管制，还要考虑价值空间与价值通道的释放与创建。
1.3.5 应用经济
本书讨论了虚拟货币与互联网金融，给出了互联网思维模型、新经济发展范式和三个应用经济学分支，并对社会异化现象进行了讨论。
货币作为等价物，交换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料，也可以交换精神产品。虚拟资本代表社会价值，可以转换并满足自然与社会需求。一旦其流动性框架被打破，并且获得极致发展，将冲击经济制度、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在精神产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价值重构通过精神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直接体现。现代金融则表现为两个脱离的趋势：脱离物质表现形态，脱离物理交易空间。虚拟资本可以直接和社会价值进行交换，直接满足社会需求；虚拟资本也可通过各种兑换手段，交换自然实体产品，间接满足自然需求。建立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控制手段与通道，预防虚拟金融对现实金融的冲击，预防自然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相互干扰，是国家监管层面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本书介绍互联网思维以及后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应用经济学分支，即网络经济学、数据经济学与平台经济学。本书给出的互联网思维，实质上就是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经济范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离散化解构——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手段，把整个经济社会的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无尽的细分。
其次，数字化表达——通过大数据、电子信息对传统经济要素，例如成本、信息、资金等进行重新描述。
最后，全息化重构——在离散化的大环境下，通过新型的平台模式对传统的经济行为进行崭新的价值挖掘与模式构建。
本书对新经济时代导致的社会异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本书提出，由于经济离散化对人性和企业造成了冲击，出现了强烈的“异化”现象。从个人角度讲，现代技术发展超越了人类的理性与经验，同时造就了人类的底层欲望泛滥。从企业角度讲，企业的私有权力被无限放到到了公权力的地步——私人企业行使国家机关的职权，也就是公权私有化。这种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精神奴役之路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