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富强”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富”指资产财物丰厚，即“丰于财”，“多财曰富”；“强”的本义是“弓有力”，引申出“壮盛”的意思。虽然在儒家典籍中“富强”作为一个词或者“富”“强”分别单独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人们对富裕、富足生活的向往一直存在。如我国第一部史书、古代世界著名历史典籍之一的《尚书》中的“裕民”、“惠民”等，表达的是古人对富裕、富足生活的向往，对国家富强、强盛的要求。为了实现富强之梦，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盛世。自西周的成康之治开始，历经两汉等朝的文治武功，在唐宋时期达到极盛。“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就是这一盛景的生动写照。

中国古代的“富强”思想，最早形成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中，富强成了时代的主题。被誉为“华夏第一相”的法家先驱管仲曾说：“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管子·形势解》)。为了追求这种强力、霸权式的“国富兵强”，各国争霸，厉行改革。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勾践用计然理财，李悝的“尽地力之教”、“行平籴法”等经济改革，无不迅速推动了社会发展，大大增强了国力。尤其是商鞅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实行统一度量衡等一整套发展策略，成为战国时期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经济极大发展，迅速成长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兼并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以征服他国甚至吞并他国为目的的富强实质上是“国富兵强”。

以“国富兵强”为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的富强之策，虽然可以快速见效，却不能带来持久的“富强”。经过商鞅变法而富强起来的秦国，“唯利之求”而“弃礼义”，虽兼并天下建立秦朝，但二世而亡。商鞅的“弃礼义”、“唯利之求”的极端功利的制度设计，造成秦国风气败坏，被当时各国所鄙夷，并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

以仁义为核心思想的儒家文化，更加重视“富民”，强调“富民优先”。在孔子看来，富民是治国的根本、强国的基础。只有人民过上富强的生活，国家才能富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富民在为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更是提出，立国之本在于富民：“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潜书·存言》)人有追求财富的权利，让人民丰衣足食是善政的基本要求；人们也应当追求富贵。孔子认为，当政治清明、社会公正时，一个人还是过着贫苦而卑贱的生活，是十分可耻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的追求和向往，说，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哪怕是给人执鞭赶车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儒家文化对富强的理解构成了其社会经济的基本主张。儒家“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是长久的国家富强。美国学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直到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还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18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并不是依靠类似于商鞅变法等使得“国富民贫”或“民弱国强”的富强之路，而是儒家“惜民”、“养民”、“富民”的“民富国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