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国家治理的概念大家比较了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建设。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况且如此，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世界就更难了。
全球治理讲的就是如何管理、规范我们生存的世界。其依据包括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的协议协定、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等等。所有这些治理机制形成一套体系，被称作全球治理体系。对此，各国大致上是认同的，并且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从人类有了社会组织形态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真正的成熟与完善还是近代的事，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有密切关联。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大规模经济体和全球性大国，既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重要成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从全球大国向强国迈进的今天，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关注全球治理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格局与国际关系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工业化和
城市化加速发展，人类不断探索外空、极地、深海等“新边疆”，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和力量格局。以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
世界格局的变化必然反映在全球治理领域。由于未能适应世界格局的转变，全球治理的缺陷暴露无遗，各国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愿望迫切、声音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七国集团(G7)不得不将全球经济治理的“驾驶座”让位于二十国集团(G20)，世界权力“由西向东”转移和分散的趋势明显，而且还在加速。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金融和经济危机、粮食和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移民等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全球各种峰会、力量组合风起云涌，国际社会力求凝聚共识，共同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终因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全球治理机制陈旧落后，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迅猛发展势头，迄今成果乏善可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历史赐给人类的“一面镜子”，让世界看清了资本“贪婪”的本来面目，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纽约华尔街爆发，像“撒旦”的巨手把世界推向经济和金融崩溃的悬崖，映照出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重大缺陷及西方主要大国的无能。70多年前世界经济崩溃和大萧条触目惊心的历史仿佛又要重演。
然而，历史毕竟在前进，西方国家已经难以主宰世界。面对全球性危机，主要经济体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关键时刻，利用二十国集团的有力平台，拧成一股绳，同舟共济，动员全球力量，打了一场漂亮的金融阻击战，遏制了金融海啸的蔓延。
接着二十国集团连续召开峰会，并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决定取代八国集团(G8，即G7加俄罗斯)和八国集团加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华丽转身”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平台”。
国际社会此次齐心协力应对危机为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带来新动力和新契机。全球治理正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是1500年以来近代史上一次革命性转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已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了历史奇迹，把13多亿人口、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同步，既是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加入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世界贸易体系主要成员和全球治理体系核心成员。
近些年，国际上不少学者把中国发展模式总结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与多年来美国主导和全球盛行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作比较。尽管中国并未四处主动宣传，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成功确实冲击和挑战了全球治理的机制和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近两年，习近平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不仅使中国增强了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更使中国发展模式广受关注。
中国需要把握历史机遇，通过更好地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并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机融合，实
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
当今世界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大家普遍感到，世界变小了，问题变多了，并且这些问题往往都跨国界、跨领域、跨时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恐怖袭击、传染病流行等接踵而来，连自然灾害也变得越来越严重、频繁。
人们在思考：这个世界怎么啦？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日益复杂、严重的全球挑战？二战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需要推倒重来还是作重大调整？这些问题不仅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经济学家在思考，企业家和普通百姓也在思考。
“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
前面多次提到二十国集团(G20)，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G20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系1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论坛，每年部长们聚在一起讨论全球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常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的年会套着开。G20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结构相对平衡。这类部长级的年度务虚会国际上很多，全球目光过去对其并未特别关注。2008年金融海啸震惊世界，全球主要经济体需要一个既有代表性又能迅速协调行动的全球平台来应对危机。法国和美国遂提议二十国集团召开峰会，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G20成员普遍赞同。
二十国集团因为是论坛，所以没有秘书处之类的常设执行机构。美国作为2008年首次峰会东道主，提议参照七国/八国集团的模式建立峰会协调人机制。各国任命一个G20的协调人，直接对各国元首/首脑负责，任务是筹备峰会、起草峰会文件、协调立场等。美国第一任协调人叫普赖斯，和继任弗罗曼一样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经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二十国集团于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峰会，议题是合作应对金融危机，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那么G8+5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放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沿革进程。这十几年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实力上升，金砖五国人口占世界的4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已超过20%，贸易额占1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一半。西方七国实力下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下降到不足50%。1993—2013年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GDP占世界GDP比例对比如图0—1所示。
21世纪初，七国/八国集团发现全球经济版图已发生重大变化，仅靠发达国家解决不了全球性问题。2003年，法国作为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提议，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到法国与瑞士接壤、以出产“依云”矿泉水而闻名遐迩的日内瓦湖畔依云镇，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八国领导人与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由此得名G8+5对话会。
G8+5的真正贡献是，给了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一席之地，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八国集团中俄罗斯对如何处理全球经济事务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全球经济治理事实上还是七国集团在主导。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后，将其并入俄罗斯，七国就将俄罗斯从G8中踢了出去。
G8+5对话会此后每年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从历史角度看，头几年G8+5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全球经济问题沟通和协调立场是有所帮助的。但是经过几年磨合，这一架构与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的现实矛盾凸显出来。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七国操纵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拿五个发展中大国做点缀十分不满，对G8+5机制内含的不平等愤愤不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及其思想支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信誉扫地，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高涨。不少国家开始思考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改革问题。二十国集团也存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二十国集团头几年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分别代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美中两国的合作与配合。国际社会对此印象深刻。当时美国对七国/八国集团无力应对金融危机、欧元冲击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垄断地位已有不快，希望借助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既拉拢一大片，又给欧盟和欧元强烈的警示，所以对全球治理改革持积极态度。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本来就有矛盾，英镑又是独立货币，欧元做大对于英镑并无太多好处，自然支持美国的做法。德、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无异议，主要是担心在二十国集团里欧洲整体话语权不如在七国/八国集团中大。日本、墨西哥等国因各自情况对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八国集团以及取消G8+5存在抵触情绪。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眼光向西，以“西方”国家自居，所以日本素有“脱亚入欧”之说。因为七国/八国集团中有日本而没有中国，日本自然十分不愿意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失去七国/八国集团的领导地位。在二十国集团中日本只是美国的“跟班”，地位显然不如中国，连平起平坐可能也谈不上，所以二十国集团峰会自一开始，日本就扮演了中国的反对角色。
只要是中国提倡、支持的，日本就反对。2010年我去日内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机构大使，日本协调人碰巧也奉调到那里当大使。两人谈起当时的情况都颇有感触。
墨西哥是G8+5的成员，却不是金砖国家成员。G8+5消亡意味着墨西哥在发展中大国机制中失去一席之地，心里也是不情愿的。2010年1月在墨西哥城召开最后一次G8+5工作组会议，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阿兰德作为工作组主席，为挽救G8+5继续存在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主要大国已就此达成默契，墨西哥最终也接受了现实。
随着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的召开，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书写新的篇章，开始步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治”的新时代。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由此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
本书共分为八章，分别就全球治理思想、理论的缘起，全球治理的机制沿革和发展趋势，当前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其中，前四章主要就全球治理的历史沿革、现状、不足以及影响全球治理思想理念的重要因素等方面展开论述，基本围绕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探讨。第一、二两章详细回顾了全球治理思想的起源、发展、成形过程，并理顺了全球治理具体实践形式的三个阶段，即从联合国为主要治理平台到七国集团，再到最终演进到二十国集团，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第三、四两章则重点介绍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提出应该认识到全球治理改革将要面临的风险挑战。尽管当前全球治理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但实际上仍困难重重。全球治理由于涉及各国利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包含的领域广泛、难题众多，牵涉全球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因而不可能一帆风顺。
本书后四章则是从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脉络进程，从区域治理和中美两国合作的视角阐述中国因素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因果关联和逻辑规律，并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对策建议。第五章简要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纬，中国由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到后来被动接受、有限参与全球治理，再到积极主动、全面介入的认知转变。在此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充满波折，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进入核心决策圈的漫长而痛苦的蜕变。第六、七两章从区域治理和中美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优势和取得的成就，着重论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第八章则从中国应当如何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升中国对全球治理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的能力，开展全面广泛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