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球治理与地缘政治动荡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意义上全球化带来的显著变化，尤其是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流动并对全球经济走向起主导作用后，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重心开始从以往民族国家政府统治，逐步迈向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这显然涉及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各种形式国际和地区合作与一国国内政策关系等重大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问题。

2011年初发端于突尼斯的西亚北非动荡或“阿拉伯之春”，是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引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局势急剧动荡，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权威和强人统治式微的显著表现。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长期专制和强人家族统治、经济停滞不前，尤其是大批青年人失业，加上新媒体动员能力和信息传播扁平化，社会不满情绪一经“点燃”，便“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西方国家和媒体在这方面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再次动荡历时三年，如今已是萧瑟一片，成为“阿拉伯之冬”。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无一不被内乱和战争所摧残、蹂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阿拉伯国家的悲剧令世人心痛。这次动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双重冲击下，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阿拉伯国家任何变革都将寻求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实现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平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中东乱局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地区各国寻求稳定的国家形态绝非易事。

更有甚者，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在一些国家推行“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2014年的年初，发生在乌克兰的动荡和美俄对峙是又一个典型例子。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人们对“颜色革命”的关注再次上升。乌克兰危机完全是西方利用“颜色革命”等手段长期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造成的，是美欧与俄罗斯长期矛盾积累的爆发。据透露，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德国统一时曾就北约不进行东扩向苏联做过承诺。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过去20年来，北约和欧盟东扩步伐确实一刻也没有放松，在苏联地区搞“颜色革命”也些许没有松劲。

1999年，捷克、匈牙利、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七个苏联集团成员跟进；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同时六个苏联共和国与北约签订“和平伙伴计划”，朝成员国方向迈出关键一步。乌克兰寻求与欧盟签署联系协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东扩已经直抵俄罗斯家门口，并威胁黑海舰队的去留。

2014年7月乌克兰上空马航飞机失事使原本就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7月29日，美国和欧盟由此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矛头对准俄部分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新制裁与原有措施叠加虽非致命，但将给俄经济带来较大打击。预计欧盟制裁给俄造成损失在2014年为230亿欧元，2015年将高达750亿欧元，分别占俄罗斯GDP的1.5% 和4.8%。^俄经济中进口商品占GDP比重为15%，而且俄国防工业30%、航空航天工业65%~70%、制药业80%的配件或原材料依靠进口。

俄罗斯虽然经济上会遭受困难，政治上会遭到西方谴责，但俄民族性格刚烈，普京总统人气旺盛，绝不会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忍声吞气。况且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根本做不到经济上对俄“全面封锁”，地缘政治上也不愿把俄完全“逼入墙角”，重燃冷战之火。2015年初，德、法两国频频不顾美国反对与普京就乌克兰东部停火达成协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学人》杂志同年7月撰文评论乌克兰危机时有段话一言中的，说(西方制裁)“终结了西方与俄罗斯长达25年希望建立伙伴关系的努力”。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不断改善，经济尤其是能源合作日益加深。北约因为失去了冷战对手而处于“漂移”和下滑状态，欧洲国家军费开支逐年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

对此，美国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欧洲在全球战略上与美国渐行渐远，西方盟友阵营趋于松散；二是普京上台后振兴俄罗斯有方，美担心俄东山再起。乌克兰危机无疑给了美国“一箭双雕”的绝佳机会，既巩固了美欧联盟，又遏制、削弱了俄罗斯，为美战略重心继续转移巩固了欧洲大后方。

再回头看“颜色革命”，狭义是指在苏联范围内旨在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由苏联权力人物领导的政权，建立摆脱传统俄罗斯影响、基于西方价值观、更加亲西方政权的“革命”。从更大范围看，可以说“颜色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美欧国家支持旨在推翻本国传统政权，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建立亲欧美政权的“政权更迭”。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此可以一统天下无敌手。自那以后，出于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颜色革命”更加不遗余力，希望将整个世界都改造成美国治下的世界。

哪个国家如果不顺眼或者“改造”不顺利，美国和西方就会直接或间接在这个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很多情况下会利用西方或本国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培植亲美亲西方反对派势力，利用“民主”、民生等问题煽动百姓的不满情绪，鼓动街头政治和示威游行，并利用美国主导的强大舆论机器宣传该国政府如何压制“民主自由”、“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等等。它们一方面在政治、财政上支持反对派，将反对活动引向“政权更迭”；另一方面动员世界舆论抹黑该国政府，尽量把水搅浑，对当局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则贴上“镇压、践踏人权”等标签，渲染当局的暴力行为，为下一步借“保护责任”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做好铺垫。面对美国和西方铺天盖地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话语权，被“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毫无回手之力，被一步一步逼到悬崖的边缘。如有必要，美国还会动员西方国家采取制裁、禁运等措施，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直至完成政权更迭。这差不多已经变成“颜色革命”的标准化模式。

那么迄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颜色革命”呢？真正可以得此“桂冠”的是2003年至2005年期间独联体地区的三起重大政治事变：

第一起，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持“玫瑰花”逼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之序幕。

第二起，2004年秋，乌克兰总统选举过程中政治斗争激烈，尤先科以橙色为旗帜攻击对手而获胜，被称为“橙色革命”。

第三起，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政治震荡和骚乱，阿卡耶夫总统因此流亡国外，巴基耶夫总统上台，于是就有了“郁金香革命”。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都不是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国内争权夺利、外部大国博弈的政治事变。上述“颜色革命”并未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国家经济改观和政治稳定，只是使三国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下滑。苏联解体给苏联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长期动荡，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加剧，加上西方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及其“余震”频频发生。

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就是各种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被“颜色革命”推动者所充分利用。“茶杯里的风暴”也能掀起狂风巨浪。^

主要大国在这场国际体系历史性的巨变中，利用国际秩序碎片化带来的机遇和混乱，或主动或被动，全力运筹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明里暗里在热点问题上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等场合展开激烈的博弈。矛盾集中表现在，是维护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还是新干涉主义至上的西方全球治理理念占主导？是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首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存续，还是让“保护的责任”超越主权不可侵犯原则？

“保护的责任”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其思想起源于20世纪中叶《世界

人权宣言》，而真正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则是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头十年。这主要缘于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在非洲和东欧出现的“种族清洗”等问题的反思。20世纪末卢旺达大屠杀令人震惊，凸显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能力的缺陷。

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极力推动下，由澳大利亚前外长欧文斯和阿尔及利亚资深外交官萨努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保护的责任”概念并就其具体内容做了诠释。2005年联合国大会以决议形式正式通过了这一国际法新概念。联大决议同时对“保护的责任”作了框架性约束，强调军事行动是最后手段，行使“保护的责任”首先应考虑外交选项。但西方国家在行使“保护的责任”时经常塞入“私货”，动辄借此采取军事行动，来绕开中国、俄罗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

西方国家20世纪在波黑、科索沃等地的军事行动，以及近几年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干预，都是把“保护的责任”作为动员舆论和采取行动的“令旗”。有时候虽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但西方国家任意扩大授权。如利比亚问题，安理会决议授权建立“禁飞区”，而北约却肆意扩大授权，出动战机四处轰炸利比亚军事和其他设施。有时压根没有安理会授权，北约就自己干，如对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武力干涉。

美国对“保护的责任”问题态度有些暧昧，完全采取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做法。美国主要担心如果完全认同这一思想，其自主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可能会受到约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玛萨-鲍威尔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说，“‘保护的责任’不如美国实践和政策重要，美国在他国平民遭受本国政府或非国家行为体屠杀时，会义不容辞地寻求解决办法”。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的责任”问题持强烈异议，担心被西方滥用，损害小国的安全利益。巴西想了个办法，它没有正面反对“保护的责任”，因为联合国大会已经有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道义上也不能反对。巴西于是在联合国提出“保护中的责任”问题，要求对行使保护责任的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削弱“保护的责任”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乌克兰动乱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过“保护的责任”这个经常被西方国家使用的概念，作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令西方国家目瞪口呆。这些年来“保护的责任”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讨论，无疑将成为新世纪政治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

【注释】

参见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10～11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Jmaes N.Rosenau and E.O.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 1992.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也被称作“经济版北约”。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11年11月10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中国未被邀请参与TPP谈判。2013年9月10日，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此协定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2013年6月，利用八国集团峰会的机会，欧盟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谈判。预计全部谈判在两年内完成。如果双方最终达成全面协议，将诞生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可能重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跨大西洋关系。

参见《俄罗斯冷对欧美新制裁同时已着手整军备战》，见新华网，2014-07-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参见何亚非：《颜色革命的启示》，载《中国新闻周刊》，2014(13)。

第二章 全球治理的演进趋势与现状评述

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上各种战略力量和国家集团“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对二战后基于彼时战胜国实力强弱对比所规制的国际秩序和体系机理造成极大影响和冲击，致使联合国机制在全球治理领域力不从心的缺陷更加凸显。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启了全球治理改革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