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低碳经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中国的碳减排问题尤其突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政府在2009年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则进一步将二氧化碳减排指标纳入考核，要求“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能源供应基地，同时产业结构以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因此，是我国碳减排的重点地区，也是难点地区。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对我国实现低碳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不同省份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各省份碳减排的成本、路径和潜力也必然有所差异，实行“一刀切”的减排政策，显然是缺乏效率的，也有失公正。因此，如何根据省份之间的差异，制定既有经济效率又体现省际公平的差别化减排政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图1—24报告了东、中、西部地区2001年至20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各地区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西部地区的增长幅度要高于东、中部地区。2001年，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3.62亿吨左右，中部地区约为9.11亿吨，西部地区约为6.62亿吨。到2010年，中部地区的排放量增长到33.41亿吨，中部地区增长到20.15亿吨，而西部地区则增长到18.85亿吨。三大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注7分别为10.48%、9.22%和12.32%，西部地区明显偏高。从三大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重来看，西部地区的排放比重有所上升。2001年，东部地区的排放比重为46.40%，到2010年则降低为46.14%，略有下降。中部地区2001年的排放比重为31.04%，到2010年则下降为27.83%，下降幅度相对较大。西部地区2001年的排放比重为22.57%，到2010年则不降反升，达到26.04%。

图1—24 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及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Du等(2014)制作。

图1—25 各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根据Du等(2014)制作。

图1—25进一步报告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三大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有显著上升，但是西部地区的上升幅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1年，东部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3.32吨，到2010年则上升到6.09吨，年均增长幅度约为6.97%。中部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始终要比东部地区低。2001年，中部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44吨，到2010年则增长到5.15吨，年均增长率约为8.65%。西部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初期略低于中部地区，但是增长快速，2004年即超过中部地区，到2009年则进一步超过了东部地区，成为全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地区。2001年，西部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27吨，到2010年则增长到6.61吨，年均增长率达到12.62%。

图1—26进一步报告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从图中可以看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都有所降低，但是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在原有水平，其间甚至经历了多年的上升期。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2001年，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1.95吨/万元，到2010年则降低为1.57吨/万元，年均下降2.2%左右。中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01年，中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约为3.25吨/万元，到2010年则下降为2.46吨/万元，年均下降幅度约为2.8%。西部地区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十五”期间上升幅度较大，但是“十一五”期间则有较大幅度下降。2001年，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

图1—26 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资料来源：根据Du等(2014)制作。

度为3.55吨/万元，到2010年则下降为3.47吨/万元，总体上只有较小幅度的下降。

图1—27报告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所谓的边际减排成本，即在当前排放情况下，再削减一吨二氧化碳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从图中可以看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三大地区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东部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始终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有进一步拉开差距的趋势。东部地区的二氧化边际碳减排成本从2001年的1 100元/吨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3 000元/吨左右，年均增幅约为11%。中部地区则从2001年的700元/吨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1 700元/吨左右，年均增幅约为9.3%。而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则从2001年的1 000元/吨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1 500元/吨左右，年均增幅约为4.1%。可见，相对来说，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要比东部地区低得多。

图1—27 各地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资料来源：根据Du等(2014)制作。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减排政策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产业结构也千差万别，因此，在二氧化碳减排的过程中，绝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的政策，而应该实行差别化的减排策略，这已经是学术界和政府已达成的共识。那么，在考虑差别化碳减排策略的过程中，应该着重考虑哪些因素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效率问题，也就是说要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二氧化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很好地衡量了不同地区碳减排的成本和难易程度。按照经济学理论，边际减排成本低的地区，应该多减排，而边际减排成本高的地区应该少减排，直到不同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相当为止，此时全国的减排成本是最低的。按照上文的分析，西部地区应该多减排，而东部地区应该少减排。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二氧化碳减排的公平问题。二氧化碳和废水、废物等地区性污染物有所不同，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也就是说，本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因此，公平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人均收入仍然很低，需要更大的排放空间以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而且，从历史排放量来看，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早，已经有较多的累计排放量，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晚，累计排放量仍然较低，因此，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东部地区应该多减排，而西部地区应该少减排。同时，西部地区是国家的能源供应基地，产业结构以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牺牲，从这个角度来说，东部地区也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事实上，在国际碳减排责任分担的争论中，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公平问题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根据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提出了“国家排放账户”方案，通过明确界定各国历史排放权和未来排放权，给各国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从而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得以明确界定。潘家华等(2009)则提出了基于人文发展理论的“碳预算方案”，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出发，将1900—2050年相应的碳预算权利按照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各国，各国可根据自身透支或者盈余状况进行交易，这不仅确保了公平和可持续的双重目标，而且还设计了碳预算的平衡机制和资金机制。丁仲礼等(2009)同样基于“人均累计排放指标”的思路，对各国在1900—2005年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应得排放配额以及2006—2050年的排放配额进行了测算，并对各国的赤字进行了分类研究。樊纲、苏铭、曹静(2010)则提出应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并建议以1950年以来的累计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

因此，中央政府在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省际指标分解过程中，应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问题。从效率角度来说，可以按减排的边际成本高低进行分配；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可以从历史累计排放量进行分配，也可以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人均排放量等指标进行分配。最终的减排方案应该是两者之间的权衡。事实上，Wei等(2012)已经关注到这一点，他们提出通过效率和公平指标的加权来确定最终的地区减排方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碳交易市场，建立省际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初始排放权的确定来保证减排的区域公平性，同时通过各省份之间的排放权交易，达到减排的经济效率，最终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