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避免“资源诅咒”

“经济发展，资源先行”。一直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型产业获得经济的长期增长。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确实也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工业革命早期，拥有丰富煤炭和铁矿资源的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通过自然资源的初始积累作用，较早实现了工业化。19世纪初，美国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迅速推进工业化，成功赶超老牌工业化国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都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

然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国经济的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国际上许多石油产出大国，如拉美的墨西哥、委内瑞拉，非洲的尼日利亚，以及中东诸国等，其发展均陷入停滞状态，而东亚一些资源稀缺的新兴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徐康宁、韩剑，2005)。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合理地利用其资源，不但不能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促进其经济增长，反而很可能陷入资源依赖的增长陷阱，造成产业结构失衡、资源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所谓的 “资源诅咒”现象。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依赖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也存在着能源产业一业独大、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从长远来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诅咒”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资源诅咒”(curse of resources)一词最早由Auty在1993年提出(Auty，1993)，其基本含义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自然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反而呈现出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绩效的现象(邵帅、齐中英，2008)。此后，大量学者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实证检验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理等，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富的成果(Sachs and Warner，1997，2001; Gylfason，2000; 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徐康宁、王剑，2006；等等)。

“矿竭城衰”是资源型地区“资源诅咒”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资源型地区往往会根据其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形成单一的以资源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地区经济随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发展。然而，自然资源的开采并不是无限的，终有耗竭的一天。随着自然资源储量的逐渐减少，资源型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呈现出幼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的生命周期特征(如图1—14 所示)。如果资源型地区的资源型主导产业因进入资源枯竭期而衰退，但此时新的替代产业尚未形成，该地区主导产业就会出现“断档”的危险局面，“矿竭城衰”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了(徐凯，2011)。

图1—14 资源型地区发展的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徐凯(2001)。

虽然“资源诅咒”问题最初的提出着眼于跨国之间的比较，然而，当我们审视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一命题似乎同样适用。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相对东部地区要丰富得多，其中西部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比重为51%，石油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而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比重则达到了90%。然而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并没有因自然禀赋的有利条件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反而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富饶的贫困”现象。

图1—15报告了各省份能源资源丰富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散点图，并简单拟合了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横轴表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用2012年各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表示。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用各省份人均生产总值除以全国人均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值指标。如果某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大于1，则说明该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某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小于1，则说明该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该指标的值越小，说明该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纵轴表示各省份的能源资源丰富程度，我们用2012年各省份的能源储量表示。我们选取了煤炭、石油、天然气3种最基本的一次能源的基础储量来衡量各省份的能源丰富程度。根据3种一次能源在我国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我们按煤炭0.7、石油0.1、天然气0.02的比重进行了加权，从而可以获得单一的能源丰裕度指标。同样，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用各省份的能源储量除以全国平均能源储量，从而得到一个相对指标。如果某省份的能源丰裕度指标大于1，则说明该省份的能源储量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某省份的能源丰裕度指标小于1，则说明该省份的能源储量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该指标值越大，说明该省份的能源资源越丰富。

图1—15 能源资源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图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我国能源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确实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超过1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内蒙古)，能源资源丰裕度指标几乎都小于1(山东省和内蒙古例外，这两个省份的资源丰裕度都超过了1)，而资源丰裕度指标超过1的省份(包括山西、黑龙江、陕西、新疆、山东、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几乎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山东和内蒙古例外)。大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丰裕度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西部地区确实存在着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

(二)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自然资源本身对经济发展并不存在任何偏向性。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到底是福还是祸，主要还在于人们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西部地区依托其丰富的能源资源，往往形成以能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格局，而且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较为单一，不仅区域经济整体上易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如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一旦能源资源耗竭，则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这也是大部分资源型地区和城市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基本逻辑和原因。

图1—16报告了2000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能源产业总产值占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考虑到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及数据的可获性，本章选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个产业作为能源产业，将这4个产业的总产值加总作为能源产业的总产出。^注4能源产业总产值与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可以较好地衡量能源产业在该地区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

图1—16 能源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从图1—16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能源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也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能源产业的比重始终保持在15%左右，2000年为13%，此后该比重一路下滑，到2003年降到10%以下，此后该比重又开始上升，到2011年达到17%左右^注5。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后东部地区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导致本地燃煤电厂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部地区能源产业的比重。西部地区能源产业的比重也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2000年，西部地区能源产业的比重约为24%，到2003年降为20%左右，此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该比重不断攀升，到2011年达到30%左右。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的能源产业确实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更加依赖于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

图1—17进一步报告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就业人口占工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其中，能源产业就业人口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个产业就业总人口的加总。从图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就业人口占该地区工业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要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而且有超越中部地区的趋势。2000年，东部地区能源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大约在9%，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到2011年，该比例已下降到7%左右。西部地区则正好与此相反。2000年，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大约为20%，此后该比例持续上升，到2011年，已达到27%左右，而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图1—17 能源产业就业人口占工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西部地区普遍以能源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从长远来说，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很可能重蹈“资源诅咒”的覆辙。事实上，一些开发较早的西部资源型城市已经陷入了“矿竭城衰”的陷阱，后续增长乏力，如石嘴山市、乌海市、白银市等。这些潜在的问题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单一。由于能源资源丰富，西部地区往往以能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主要为配套能源产业，结构不完善且发展滞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比例失衡，导致地区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单一相随而来的问题是就业结构单一，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能源行业。一旦能源资源枯竭，经济衰退和大批人员下岗在所难免，严重的甚至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徐凯，2011)。同时，由于能源产品的需求受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因此价格波动较大，这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带来高度的不稳定性。

第二，发展模式相似，产业结构雷同。西部地区各能源型城市的基本发展模式是，在发展初期，往往以能源资源的采掘和外输为主导产业，随着开发的深入以及资金、技术水平的积累，电力、能源化工、建材等高能耗产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最终形成以初级能源开采、电力、能源化工、能源机械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且由于本地市场容量有限，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以外送东部地区或出口为主。产业结构的雷同不但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且容易导致西部各地区产生恶性竞争，同时也增加了西部地区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产权结构不合理。由于能源资源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巨大的初始投资成本壁垒等原因，西部地区的能源产业往往以国有企业为主，特别是大型中央国有企业占了很大比重，而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则明显发展不足。以大型中央国有企业为主的单一产权结构不仅导致了税收与税源背离、地方政府监管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也导致了能源产业整体创新不足、企业改制困难等问题，最终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人力资源投资不足。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以能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单一产业结构导致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长期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西部能源型地区产业大多为初级产品的生产，不需要特别高技能的劳动力，地方政府和家庭也相信丰裕的能源资源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对增加教育支出或人力资本投资缺乏积极性(Gylfason，2001)。

第五，寻租与路径依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走上了某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路径走下去，形成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既可能沿着既定的路径步入良性轨道，也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诺斯，1992)。丰裕的自然资源蕴含了大量的经济租，为了寻求这些经济租，围绕这些资源产业就会形成相关的寻租利益集团。寻租集团通过对政府机构进行游说、行贿等方式来占有这些自然资源，从而滋生腐败、官僚、市场残缺等现象，最终走上通向坏制度的路径，而坏制度又更容易滋生大量的寻租活动，最终将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受阻(Torvik，2002)。

(三)“资源诅咒”的破解：资源型地区主动转型

目前，虽然西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的能源资源开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不存在“矿竭城衰”的威胁，然而，能源资源终有耗竭的一天，如果不注重发展方式的转变，“资源诅咒”终有一天会发生。因此，未雨绸缪，主动在发展初期和中期就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方式转型，是西部地区能源型城市面向未来的明智选择。

国际上资源型国家和地区转型大致可以分为3种模式：第一是以法国洛林地区为代表的新产业替代模式；第二是以美国休斯敦为代表的产业链扩展模式；第三是以德国鲁尔区为代表的替代与扩展复合模式。综合来看，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

新产业替代模式是指发展与原来资源产业完全不同的新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这种模式适合于那些资源开发成本很高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法国的洛林是该模式转型成功的代表。洛林是法国煤炭和铁矿开采的老工业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源开采面临枯竭和国际市场的变化，该地区面临着传统产业的急剧衰退。面对已经完全丧失竞争力的煤炭和铁矿开采业，法国政府有计划地关闭了铁矿、煤矿，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优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资，培育中小企业，引进了雷诺汽车公司投资建厂，并促进了大量配套企业在当地发展，进而吸引其他的汽车公司入驻。经过这种良性循环，洛林的产业转型取得了明显成效，汽车、电子和塑料加工取代了传统的煤炭和铁矿开采业，洛林也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复合技术产业为主，环境优美的新兴工业区(余晖、欧建峰，2007)。

产业链扩展模式是指在原有资源产业的基础上，发展下游加工业，向后拉长产业链，建立起资源深度加工和利用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来实现城市转型。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性城市是美国的休斯敦。休斯敦是一座因石油开采而兴起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后期，石油开采整体下滑，但休斯敦却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带动了为石油开采服务的机械、水泥、电力、钢铁、造纸、交通运输等其他多个行业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将国家宇航局设在休斯敦，带动了为阿波罗计划提供服务的1 3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从而使休斯敦从单一的石油城转型成为科技型综合性大城市(徐凯，2011)。

替代和扩展复合模式是以上两种模式的复合，通常是在初期表现为产业延伸模式，城市主导产业逐步由采掘业转变为加工业，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城市功能逐步完善，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城市逐步演化为综合性城市。该模式主要适用于那些对资源开发依赖较强但又具有一定其他产业优势的资源型城市。德国鲁尔工业区是该模式的代表。鲁尔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区之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鲁尔地区集中了德国73%的原煤产量、67%的炼钢能力、77%的焦炭。20世纪中期开始，鲁尔地区逐步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主导产业衰落，失业率上升，大量人口外流，环境污染严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鲁尔工业区围绕发展多样化经济，开展了区域全面整治与改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到20世纪90年代初，鲁尔工业区已经成为一个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环境优美的新型工业区(余晖、欧建峰，2007)。

借鉴国际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西部地区应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和替代产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和优化升级。

首先，应优化发展能源深加工产业，促进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有序推进能源产业向下游延伸，推动石油炼化一体化、煤电化一体化发展，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发展绿色节能、高附加值的新型建材。在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市场等条件的基础上，打造若干产业链完整、特色鲜明、主业突出的能源深加工产业基地。

其次，应进一步培育壮大优势替代产业，积极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做大做强能源、矿山大型成套装备和工程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化工装备、环保及综合利用装备制造产业，加快模具、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纳米材料、高性能稀土材料等新材料产业，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有条件的城市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

最后，应大力发展特色服务业。结合能源型城市产业基础和发展导向，积极发展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依托资源产品优势，建设一批煤炭、原油、能源化工等资源产品区域性物流中心。大力发展资源产业托管服务、工程和管理咨询。在有效保护资源的基础上，自然山水资源丰富的城市可发展自然风光旅游，工业历史悠久的城市可发展特色工业旅游，革命遗址集中的城市则可发展红色旅游。同时，积极发展金融服务、服务外包、文化创意、人力资源、会展等现代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