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恩格斯在他逝世前不久(1895年3月),针对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告诫人们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¹⁾

什么是世界观?人们往往从认识论的角度,把世界观理解为人们对世界的总的认识或总的看法。在这样的一种理解中,人作为观察者或认识主体往往被置于认识体系之外,世界作为观察对象或认识对象,往往被认为是应当服从某种客观规律的事物;由此,作为观察者或认识主体的人,更多的不是观察、研究、认识世界,而是把客观世界硬套在某种理论范式之中,所谓世界观就变成某人对客观世界进行的主观判断了,于是它还会成为千古不变的“教义”了。实际上,世界观就其本质而言,表明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是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作为观察者或认识主体的人所处的与众不同的观察位置或独特的认识角度来看,客观世界作为“被反映”的对象或被认识的客体一定是大相径庭的。这不仅仅是观察者或认识主体选择了不同的位置、视角、视野、对象、目标,还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专业、思考方式、研究方法,所以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所认识到的对象必然显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例如:婴儿眼睛里的世界是妈妈,宇宙学家视域中的世界是广阔无垠的宇宙,艺术家的世界是诗、画、歌、舞,共产党人的世界是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这绝不是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而是说只有在“人与世界”这对互动的关系体系之中,客观世界才有可能被观察和被认识。由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都是变化的,因此,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地变化,世界观也会变化。因此,对世界观的了解和理解,不应该使用静止的、不变的、固定的认识方法,而应该采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当然,需要指出,这种辩证方法的要旨,在于在动态中确定观察者的观察位置—认识基点(立场)、观察目标—认识对象、观察方法—研究方式、观察视阈—研究框架,这样就可以从“人与世界”或“主观与客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上把“世界观”“转化”为一种“方法”了。换句话说,从人与世界的角度来看,要理解世界观或方法的差异性,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识的视角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要了解他所认识的世界的结构、特征和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世界观的多样性、局限性、可比较性、可借鉴性以及可变化和可发展性。这样的观点,既适用于“马克思与《资本论》”,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在这里,我们和马克思一样,都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资本论》来学习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体系中,既是各个学科的“始祖”,又是古老而年轻的“常青藤”,那么可以说《资本论》既是各种政治经济学流派中的“珠穆朗玛峰”,又是当今它们传承发展下去的理论源头,因为它集科学的世界观、发展观、方法论于一身。

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世界观,是因为《资本论》科学地阐述了世界的构成要素,包括各种要素(群)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世界的层次和子系统包括自然世界(野化自然和人化自然)、人化世界(社会),以及客观世界(存在世界)和主观世界(衍射世界),还有世界的现实结构和历史形态,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结构和历史形态。当然,马克思科学世界观之典型样本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化世界”,即由人类及其劳动过滤过的,并由此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即人类社会的总看法。在这个总看法中,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被描述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边界或者外延取决于人类自身最基本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其中,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或基本内容,用生产力范畴来表述;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利益分配和交换活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和基本形式,用生产关系范畴来表述;而在现实生产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耦合在一起的机制或系统,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形式,用生产方式范畴来表述;生产方式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决定和支撑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人文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一起构成人化世界即有结构的社会本身;至此,唯物史观有层次地展现了社会结构及其同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复杂纷呈的学科分类,我们就会发现,从经济、政治、文化多重视角研究当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各个流派的共识。这种事实说明科学世界观所揭示的社会本质和经济规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总是能够被人们所接受。

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方法论,是因为从世界观、发展观和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看,发展观既是世界观的延伸或动态表现形式,也是方法论的基础或前提,方法论则是世界观和发展观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描述方式或方法体系。再深入一步看,如果说世界观主要回答“世界是由什么(要素)构成,世界的本原和结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么发展观则主要回答“世界处于什么状态,它是静止的、不变的、永恒的,还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的问题。再具体一点看,如果说从人化世界的角度,可以把世界观表述为社会观,那么也可以把发展观表述为历史观。《资本论》把科学世界观、科学发展观、科学社会观、科学历史观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水乳交融地整合在一起,所以《资本论》才能成为一个观察和处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科学方法体系,并由此其本身也成为一个具有极其严密系统性的科学体系。如同恩格斯概括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²⁾其实,像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至今在它们适用的时空领域或世界框架中依然是最完善的科学体系一样,《资本论》至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作用的时空领域内依然是最完整的科学体系。事实上,《资本论》的生命力一定要比资本的生命力还要长,只要商品还存在、市场还运行、资本还增殖,《资本论》就不可能寿终正寝。

《资本论》理论框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商品为载体,以货币为价值尺度,以市场为资源的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以资本为资源配置主体以及生产、交换、分配等活动之主体,以资本的价值增殖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或目标,以购买、支配雇佣劳动和以占有其中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增殖之基础的生产方式。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或为轴心的、普遍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货币关系。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体系,既是过去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又是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因此,三卷《资本论》,不仅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和技术基础、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分配体系和利益驱动方式,以及发生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之中的极其复杂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而且还阐释了这种极其复杂的生产方式和关系体系是如何产生、生存、成长、成熟和发展的,以及深藏于这个过程之内的机制、机理和条件。三卷《资本论》还系统地揭示了劳动(确切地说是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逐步变形、变态、变质,最终演化为生产价格,以及以自由、平等、边沁为特征的商品所有权关系,为何与如何演化为“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资本所有权关系和唯有出卖劳动力商品才能得到工资的劳动力所有权关系。如果我们敢于从21世纪最顽强的事实出发,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商品所有权关系的背后起主宰和决定作用的还是资本所有权关系,在国际劳务进出口大宗交易的背后依然是雇佣劳动大军的全球流动。既然如此,《资本论》怎么会过时?

毫无疑问,《资本论》是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公有资本理论的基础或出发点。这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依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经济运行的主体和利润分配的主体。不过,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应该是公有资本。

无需回避,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没有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在很多时候,理论界还都在有意回避使用“公有资本”这个范畴。其实,这种回避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承认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要敢于承认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当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结合起来,不仅需要伟大的实践创新,也需要伟大的理论创新。在笔者看来,《资本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公有资本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基础,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直接可参照的理论观点。例如,《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之内部结构及其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矛盾二重性基础之上的,因此商品、货币、资本都具有二重属性;用辩证发展的观点考察商品、货币、资本的二重性,就会发现它们内在的构成要素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资本论》详尽地分析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以及生产过程社会化与国际化的趋势,演变出来的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马克思把这些社会资本称为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并指出这些社会资本或联合资本采取了股份资本和合作资本的形式。⁽³⁾

在笔者看来,《资本论》中有关社会资本、联合资本、股份资本、合作资本的论述,以及这些资本作为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自我扬弃并成为向新的社会生产形式转化的“过渡点”的论述,直接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换句话说,《资本论》完全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公有资本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在这里,只要在理论上证明了资本确实具有二重属性,同时又能证明在这二重属性中,有一种属性是决定资本的本质的,那么公有资本理论就能够成立。笔者正是根据《资本论》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提出了资本二重性理论并论证了公有资本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又写作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论》,不久将与读者分享。⁽⁴⁾笔者认为,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能够反映公有制经济关系本质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公有资本;公有资本包括国家资本和集体资本而与非公有资本相对应;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公正、公开、公平的竞争与联合,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成长、壮大的必经道路;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既可以是自己的独资形式,也可以是股份形式,当然还可以有许多创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