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模与结构比较
产业发展的规模与结构是衡量产业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指标。通过从多个角度对“四省一市”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规模与结构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江苏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四省一市”服务业规模的比较1.服务业增加值规模
首先从“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总量上看，“四省一市”服务业增加值总和占到了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总和的0.41，比重相当高。其中，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各自的服务业产值领先于全国大多数省市。截至2012年，江苏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23518亿元，位列全国第二。广东(2652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山东(19996亿元)位列全国第三，浙江(15681亿元)位列全国第四，而上海(12199亿元)位列全国第六。图3—6给出了2012年我国各省市的服务业增加值状况，由图可见，“四省一市”的服务业规模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图3—7进一步给出了“四省一市”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2008—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排名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依旧是广东和江苏在总规模上领先。特别是对于江苏而言，2012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比2008年翻了一番(1.98倍)，这个幅度在“四省一市”中是很高的。
图3—6 2012年我国各省市服务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图3—7 2008—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增加值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2.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首先，图3—8显示了2008—2012年“四省一市”中各省市服务业的平均增加值与平均增长速度。通过图3—8可以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江苏的服务业增加值一直较高，平均增加值排名仅落后于广东；2008年以来，江苏服务业的平均增速最快，增速达到年均18.6%。“四省一市”中的其他省市，如广东，虽然在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上一直名列全国第一，2012年更是达到26519.69亿元，但其服务业平均增长率却不高。2008年以来，广东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2.9%，这一增速落后于全国大多数省市。山东的大致状况与江苏类似，都有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和较高的年均增长率。浙江的表现一般，平均增加值与年均增长率均居中。在“四省一市”中，上海在服务业总增加值上落后，但考虑到上海的地理面积较小，故其服务业相对规模已然不小。
图3—8 2008—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平均增加值与平均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其次，我们还可以将服务业增长速度与地区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做对比，用以考察“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增长速度。由表3—7可以发现，各省市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均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这表明“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发展都领先于当地经济的总体增长；该指标还反映出，山东和上海的相对增长速度快，浙江排第三，而江苏和广东的服务业成长能力相对落后；总体来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成长速度都较快，均在2.5%以上且均值达到了3.62%，高出全国平均较多。
表3—7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相对增速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利用该理论，我们选取“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绘制了2012年全国31个省市的服务业对人均GDP的散点图，从而实证分析出服务业在各省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见图3—9)。从图3—9中的散点图与回归线，可以看到在“四省一市”中，江苏和山东的散点落于回归直线的下方，并且距离较大。其经济学含义是：相对于江苏、山东较高的人均GDP而言，它们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不足；上海和广东的散点均位于回归线的上方，这表明上海和广东的服务业发展比较先进；浙江的散点与回归线靠近，可以近似认为服务业发展与人均GDP相符。
图3—9 我国各省经济状况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系(2012年截面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关于江苏等地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除了当前制约江苏服务业发展的一些障碍性因素以外，还可能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
(1)与江苏等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有关。以出口导向战略为出发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正加速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生产环节，它们充当了制造商的角色，因而其制造业市场是全球性的，但其相应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却游离于制造过程之外［刘志彪(2011)］。迅速成长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支持了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而没有与制造业同步全球化的服务业市场，则长期局限于本地化的市场及其容量，江苏就是一例。
(2)与特定区域的经济地理有关。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要求，大都市经济区(如北京、上海)适宜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而其“周边地区”(如江苏、山东)则比较适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大都市地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决定了该地区只能发展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制度特性比较敏感的现代服务业。对直接生产成本比较敏感的制造业，总是倾向于配置在大都市的周边地区。这一产业配置规律使许多处于大城市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其产业结构的特征处于第二产业比重始终过高的状态，其实这并不能算非健康的产业发展格局。
二、“四省一市”服务业结构的比较
1.服务业行业结构
服务业内部结构反映了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在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方面的规模及比例关系，本章将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情况汇总在图3—10中。由于资料限制，本章着重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五个主要行业。
图3—10 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研究发现，在“四省一市”中，上海在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两方面极为突出，金融业的高比重表明了上海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但上海在住宿餐饮业方面的比重却较低，位于“四省一市”最后，其房地产业比重居中。虽然广东也有较高的批发零售业比重，但总体来说，广东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比重不高，但广东的房地产业比重较高，占第三产业的13.74%，这一比重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海南(17.78%)和重庆(13.8%)。山东在批发零售业方面有极大的优势，其批发零售业比重高达32.54%，位列全国第一，这带动了相应的配套产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使得山东在这两个产业上表现优异。然而，这样的服务业结构并没有使山东的服务业占很大优势，其服务业发展仍偏于初级，而且服务业结构失调严重——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相对缓慢，诸如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表现平常。浙江的状况与江苏大致相仿，两者不同的是，浙江的金融业比江苏的金融业占更高的比重，这一点值得江苏思考。
2.服务业产权结构
服务业的产权结构主要是指服务业内部公有制成分与非公有制成分的比重，该指标可通过计算服务业中私营企业从业人数与服务业总从业人数的比值得到。
图3—11给出了“四省一市”服务业的产权结构情况。由图可知，在上海服务业中，非公有制成分非常高，达到了94.33%，遥遥领先于其他四省。而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省的该项指标相近，都在50%左右的范围内。
图3—11 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非公比重”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非公有制经济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在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中，服务业内部的非公有制成分越多，则服务业表现出越强的活力。上海在发展现代服务业过程中所彰显的强劲活力，与其服务业内部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的存在密切相关。在“四省一市”中，江苏的服务业非公比重居中，而在全国范围内则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三、“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规模和结构的比较
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内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它能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知识型的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方向。本章选取规模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四省一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在增加值规模方面，图3—12已经给出了自金融危机以来“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历年的增加值变化，由图可以发现：广东的现代服务业规模遥遥领先其他省市，2012年的增加值达到了16510.2亿元；江苏位居第二，2012年的增加值为14415.71亿元；山东和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在规模上相差无几，都接近10000亿元；上海则“相对”最小(比较对象为省)，2012年的增加值为7713.51亿元。
在现代服务业增长速度方面，本章计算了金融危机以来“四省一市”以及全国现代服务业的几何平均增长率，计算结果反映在图3—13中。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四省一市”服务业在规模上名列全国前茅，但是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长速度方面，表现较差。2008年全国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为82179.07亿元，到2012年达到了147415.9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73%。而在“四省一市”中，除了江苏的现代服务业以较大幅度(20.48%)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外，其余省市均在全国平均之下。山东和浙江的平均增长水平接近全国水平，而广东和上海低于全国平均较多。这反映出广东和上海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差距正在被逐渐缩小的事实。
图3—12 2008—2012年“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图3—13 2008—2012年“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衡量“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还可以通过观察“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情况。图3—14给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样本省市现代服务业的城镇就业人口变化。结合图3—12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无论是在增加值还是在就业人口方面，现代服务业的规模都排第一位，2012年广东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口达到了447.08万人；山东的现代服务业在就业人口上排第二，山东是人口大省，大量的就业并没有带来现代服务业的高增加值，这表明山东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不高；江苏和浙江在就业人口规模方面相近，并在2011年左右两线相交；上海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口几乎为直线，但在图3—12中的增加值曲线却增长明显，表明上海现代服务业的人均产出不断增加，单位工人的产值较高。
图3—14 “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口
资料来源：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由图3—15可以发现，各省的公共服务占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普遍较高，浙江和上海在该项指标上相对较低。广东在房地产业上表现突出，占现代服务业的22.07%，金融业紧随其后；江苏和山东的现代服务业结构类似，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在占比上并驾齐驱，同时公共服务比例极高。浙江的金融业比例与公共服务比例相近且都较高，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占比在“四省一市”中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上海；上海现代服务业的结构明显较优，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在“四省一市”中都名列第一。
图3—15 2012年 “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现代服务业的内部行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总体来说，在“四省一市”中，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最优，以计算机软件、金融为代表的先进行业的占比极高；浙江、广东次之，虽然江苏和山东有较高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比重，但在总体规模上相对欠缺。
从服务业的规模来看，样本省份普遍具有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在全国的排名均在前六。近年来，样本省份服务业的规模增长迅速且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江苏与山东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滞后”。我们认为这与上述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以及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有关，从这一角度也说明，目前江苏和山东在破解这两大服务业发展制约因素方面还未找到有效办法。考察各省的服务业行业结构，我们发现以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在各省仍占有很大比重，服务业的整体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就现代服务业而言，尽管内部结构存在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以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公共服务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