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非常遗憾，我不能阅读此书。我撰写此序言的依据，一是基于我与作者的熟悉，他几年前曾来我们过程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其在这里学习期间，我们有多次富有成果的交谈；二是基于阅读该书的英文目录。根据这两个方面，我敢肯定地说，这部著作确认了我的期望，即怀特海学术研究的中心正在转向中国。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转向已经完成，而是说各种情形表明，人们可望这种转向已经发生。

许多西方人追问为何中国更容易接受怀特海哲学。在我看来，其答案是中国人知道这种哲学重要，而不少西方人则并不知道。

这种西方式的无知具有可怕的后果，会导致对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哲学前提缺乏审视。这种无知的结果是，与启蒙运动有关的各种哲学前提，即使在有关启蒙运动的各种具体观念已陈旧不堪、不再适用之时，依然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

例如，在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笛卡尔着重阐述的形而上学二元论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迄今在人类文明研究里起作用的这些假定同在自然科学里起作用的各种假定却仍然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大学里，人们讲授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二元论的，尽管有对形而上学的清晰讲授如怀特海的形而上学拒斥二元论。

在西方，你若指出这种混乱，就会有人告诉你说，这些哲学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方法和主题，只要其自身不去关注任何更广泛或更深刻的问题，它们就会相安无事。这些问题表明，它们已经过时了，但是通用的远比正确的重要。

在自然科学里情况同样如此。只要人们具有了行之有效的理论，人们就会把对它们在任何其他方面的质疑视为不可接受的。在相对论中起作用的理论在几何学或量子理论中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人们对这一事实却仍然无动于衷。

人们所承继下来的哲学，其力量是特别巨大的。当然，人们所承继的这种哲学是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意味着我们称之为超心理学的现象，诸如心灵感应，根本不可能存在，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这些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现象由于同这种假定的（且是尚未得到检验的）哲学不相一致，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拒绝。

我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家批评伽利略时代的天主教会，指责宗教裁判法庭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天文学家拒绝通过望远镜观察天空。他们正确的地方在于指出，拒绝检验证据的科学是糟糕的科学。这些科学家拒绝观察天空的原因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将要看到的东西同他们所接受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矛盾。但是，今天的科学家同样拒绝观察由研究超心理学的科学工作者为他们所收集的大量材料，原因是这些材料与他们所接受的笛卡尔的哲学相矛盾。可悲的是，这些把自己当作科学家的人仍然不愿使自己的基本信念受到挑战，即使他们仍然以自己对证据保持开放为自豪。

中国复制了许多西方思想。中国现今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美国大学相同的方式之上。但是，我期望并相信，中国人对笛卡尔哲学的依附要小于西方人的心理和教育制度对之如此深刻的笃信与坚持。中国人应当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文明建设所提供的假定与笛卡尔的思想有所不同。他们知道存在的可能性不止有一种。这样一来，检验我们的各种选择便是有意义的。承认笛卡尔主义的假定有缺陷并非十分困难。所以，中国人更愿意检验这些证据，即使这意味着需要从哲学上进行思考。由于怀特海的思想同这种证据更加融贯一致，因此它便有机会得到更为严肃的考虑。

我相信，事实将会证明，检验这些哲学假定的愿望对中国人来说更有优势，并且如果他们不模仿西方的做法而放弃这种愿望的话，他们将会在许多领域里超越西方。我坚信，在揭示笛卡尔主义的失败和局限并指向未来之路方面，怀特海过程哲学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怀特海思想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人对怀特海的兴趣主要在其思想对教育、经济、生态、农业、决策等诸如此类的实践意义之上。但是，中国人有可能比西方人更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性地思考这种思想体系，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对笛卡尔思想体系的替代，并在许多领域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成为真正明智的指南。杨富斌教授所从事的研究实质上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没有这种研究，中国的怀特海思想研究将会萎缩。我们也许对枝繁叶茂或鲜花盛开最有兴趣，但是，没有根深就没有叶茂，鲜花盛开若失去根基就难以为继。当前进行的这项对怀特海思想之根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发展，将会是一项中国人特别擅长的任务。诚望他们能如愿以偿！

注释

[1]小约翰·B﹒柯布（John．B．Cobb,Jr．）系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过程哲学第三代传人，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他与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E．达利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长期担任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资深教授，是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其代表作还有《是否太晚？》（1971）、《生命的解放》（1981）、《后现代公共政策》（2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