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 (道光二十三年)

2月3日 谕令严禁在“密迩京畿”的喜峰口外小东沟开采银矿。(104，38册，965页)

6月26日 耆英和璞鼎查共同发布《过境税声明》：“中国内地关税，定例本轻。今复议明，内地各关，收纳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101，33页)。从此，洋货内地税轻纳的原则确定下来了。

7月22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407，1卷，351页)但签订地点在虎门，签订日期则定为1843年10月8日。因为海关税则被视为《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一个部分，因此以善后条款的签订日期作为海关税则的签订日期。《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主要内容：一、《海关税则》是由英国人罗伯聃(R.Thom)拟定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相对于鸦片战争前的实征税，“这种税率，无论是就出口货或进口货来说，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比以往施行的要低得多”。规定进口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锭锞、洋米、洋麦、五谷免税。“值百抽五”的征税原则还未确立(406，9-11页)。“唯对于表中未及列举之货物，始定为从价抽说，其从价税率，除进口货之香料、木料及钢铁铅锡等类，应值百抽十外，其余各种进出口货一律值百抽五。所谓百分之五的从价税，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414，64页；101，50页)二、领事裁判权。“倘(中英人民)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英国领事在中国土地上取得了司法权。三、第3条规定：“货船进口报关：英国商船一经到口停泊，其船主限一日之内，赴英国管事官署中，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交与管事官查阅收贮；管事官即行通知该口海关，准予开舱卸货，按例输税。”第7条规定：“凡英商运货进口者，即于卸货之日，贩货出口者，即于下货之日，先期通报英官，由英官差自雇通事转报海关，以便公同查验，彼此无亏。”第15条规定：“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现经裁撤保商，则进口货船即由英官担保”。正式出台了领事报关制，完全剥夺了中国政府对外国船舶进出中国港口的批准、管辖权。(《上海港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52页)四、“至雇募引水工价若干，应按各口水程远近、平险，分别多寡，即由英国领事官秉公议定酌给”。剥夺了中国当局对引水工价的决定权。五、“船钞向来系丈量船身，今议改查照此船可以载货若干，每吨输钞银5钱；其丈量旧例全行删免”。船钞改成了协定的船舶吨税。在旧税则下，每艘普通船平均纳规费2 000两，每艘米船纳规费1 000两。在新税则下，每艘船平均只纳吨钞250两。(101，40-51页；106，397页)

7月27日 广州开港，采用尚未经中国代表签字、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税则。广州行商制度废除。(106，380、543页；406，10页)

8月1日 1842年9月1日，钦差大臣耆英向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照会中提出：福州、厦门、上海、宁波四口岸只对英开放，它国照旧在传统口岸广州通商。是日，耆英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咯京(E.King)复照中，却允许美商同享英商的特权，按新章程在五口通商。清政府坚持了一年的不许英商以外人进入新开口岸的禁令一笔勾销。此可视为外国在华获得最惠国待遇的起步。(郭卫东：《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的确立》，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月29日 7月24日，闽浙总督刘鸿翱以铸钱一千文，亏折铸本钱一千一百数十文，奏请福建宝福局暂停开铸(1824年已奏准停铸)。至此谕令准予仍行缓办。(107，76-77页)

10月8日 中英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虎门条约》共16条，主要内容：一、最惠国条款。“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二、英国官船(军舰)常驻通商五港口的特权；三、允许英人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居住。“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英商“不准赴他处港口。”“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四、雇募引水工价，由英国管事官秉公议定酌给。中国反而无权过问。(101，34-50页)

11月2日 厦门开市，开始征收夷(洋)税。(319，6页；106，381页。同书586页和407，1卷，396页说厦门开埠在1844年6月)

11月14日 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在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确定上海开港日期后于是日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发出告示，宣布11月17日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开征夷税；还擅自划定港区范围；擅自规定船舶(洋船)停泊界限。(319，6页；《上海港史话》，36页)

12月7日 湖北宝武局已于1835年奏准暂停鼓铸制钱。因银贵钱贱，每千制钱要亏本银三钱三分零。合计全卯(一定数量的铸钱或一定时间内的铸钱为一卯。如清初以12 880串为一卯。见107，74页)应亏成本银二万八千四百余两，有损无益。1843年11月22日湖广总督裕泰奏请仍缓开铸。至此谕令暂缓开铸。(107，77-78页)

是年 1832年7月1日由大鸦片贩子渣颠(William Jardine)与马地臣(James Matheson)等创办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于广州，1842年迁总号于香港，是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约有欧籍职员6人”。在大中城市遍设分号。1880年总资产逾银800万两。1905年在香港注册为私人有限责任公司(Jardine，Matheson & Co.Ltd.106，986、985页)，核定资本1 002万港元。1872年从大规模鸦片贸易中退出，投资领域转向进出口贸易及航运、造船、码头、仓栈、铁路、保险、航空、工业、公用事业等。“鸦片利润为垫款和贷款业务提供了现金储备。”它向清政府、清内务府提供各种贷款(其中有的实为贿赂，如每年送给慈禧太后和“一帮老年贵妇们”15万英镑)，重点在铁路贷款。投资范围极广，号称“洋行之王”。1898年与汇丰银行合组主要从事铁路借款的中英银公司。(394，443页；326，130、18，54-84页)

是年 1830年与渣颠齐名的大鸦片贩子颠地(Lance Dent)创办于广州的宝顺洋行(Dent，Beale & Co.，中国最老的洋行之一)在上海设立分行。经营鸦片贸易，兼营航运及保险代理业。1866年在英国金融危机中倒闭。此后，该洋行汉口、淡水、天津分行经理都成立过袭用“宝顺”名称的洋行。1871年3月，还成立了“新宝顺”洋行(Dent & Co.，Alfred)。(394，459-460页；140(三)，186页；398，上册，102页)

是年 1835年英商创办于广州的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 & Co.)在上海设分行。19世纪70年代业务重心渐移至上海，终至以上海为总号。天津、北京、奉天、宁夏、包头等地设分行。经营丝、茶、皮毛、药材出口及杂货进口贸易，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他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394，141页；140(三)，186页；黄献廷：《三十年来英商仁记洋行在天津的掠夺》，载《文史资料选辑》44辑)

是年 1832年开办的义记洋行(Holiday，Wise & Co.)，本部在曼彻斯特，是年在上海设立分号，始启用义记洋行之名。1905年沪行先后在四川路及江西路营业，拥有一设备良好的机器部。(394，61页；140(三)，186页)

是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Rev. W. H. Medhurst)在上海麦加圈(今山东路)设立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这是上海最早使用铅字模和新式印刷机的印刷厂。(113，113页；314，266页)

是年 1844年宁波开始实行“过账制度”。这种制度不使用票据，而以“过账簿”代替票据，把客户相互之间的款项往来通过“过账簿”由钱庄进行结算，既不使用现钱，也不使用票据，实际上却同时起着“票据结算”和“票据交换”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宁波长期施行，直到1941年宁波沦陷，才被迫终止。(401，120页：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210-212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