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南宋：对一个时代的理解
——分析影响时代风貌的基本要素，解读帝制后期社会的文化遗产
包伟民[1]
一、什么是“南宋”
本讲副标题点明了这一讲的基本目的：“分析影响时代风貌的基本要素，解读帝制后期社会的文化遗产。”也就是从理解“南宋”这一对象着手，来了解历史给现代中国留下了哪些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
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论题。历史的影响是长期的、多方面的。相对而言，尤以帝制后期对现代的影响为甚；其中，又以“南宋”为“后期”的起点。
所以我们首先得解释“什么是南宋”以及“为什么要‘阅读’南宋”的问题。
“南宋”这个概念可以有两层略有差异的含义：其一，它是中国历代帝制时期的一个由赵氏家族统治的国家（1127—1279），一个“偏安”于东南地区的王朝；其二，这个王朝习惯上也被用来指称中国传统历史一个特定的阶段，也就是广义的“南宋”，它可以包括宋、金、大理等活动于现今我国疆域之内的所有政权。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第一层含义，即南宋赵氏王朝。大致讲，它的辖境包括传统中原农业区的淮河以南部分，以及江南、川蜀、岭南等地区。就当时经济地理角度来看，它占据了中国的核心地带。
二、为什么要“阅读”南宋
所谓“阅读”，视南宋赵氏王朝为一本大书，细细品味。大体也可有两层含义：其一，理解一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其二，说明如何去“理解”的方法。最后推荐几本适合于理解南宋历史的书籍。
我们为什么要以“阅读”南宋作为理解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着眼点？主要有如下两个理由：
第一，南宋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
相对而言，南宋王朝辖境范围之内非汉民族较少；即便存在，也多属南方山区民族，同样以农业为主，基本不包括西北游牧民族，因此具有明显的民族与经济特征，与中国其他时期有差别。
第二，南宋是中国帝制后期社会的“定型”期。
近人于此多有论述，例如近代严复（1854—1921）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注：《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信札，载《学衡》第13期，12页。）又华裔学者刘子健（1919—1993）也曾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注：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见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21~4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这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倾向性看法。
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南宋”，在地域范围上指赵氏南宋王朝，不包括那时与南宋对峙的女真族金国以及后期蒙古政权所统治的地区。同时，我们仅讨论对于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几个部分，也就是指在本人的理解之中，它们曾对中国后代的历史产生了广泛且深入影响的内容。也因此，本讲所涉及的南宋的历史，具有很大局限性，只是举几个典型的例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已。
这里还需要解释的是：不少学者习惯从整个赵宋历史着眼来观察，但相对而言，北、南宋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指经从唐代（618—907）到宋代（960—1279），我国历史从中古时代转型为近古时代，到了南宋，可谓近古时代的定型期，相比于北宋更为典型，因此它对于后代的影响也最为直接。
三、如何“阅读”南宋
那么，我们如何来“阅读”南宋呢？换言之，我们该如何来把握“南宋”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何表现、描述这些文化特征？这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论题。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之错综复杂，只有自然界的宇宙天体可与之相比拟。如果请各位在两个小时内描述一下自己相当熟悉的当今“中国”，大家一定也会觉得难以着手。所以下面所讲的内容，只能是试探性的、个性化的，纯属个人的理解。
本讲试图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解释南宋社会：（1）反映时代社会生活基础的经济生产水平及其类型；（2）体现时代文化全貌的地域格局；（3）代表当时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典型案例。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在每一个方面都只举一两个例证来说明它。
（一）传统农业文明趋向精致化
经济生产的发展水平与它的经营类型最能反映一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基础，因此“最宜关心”。在此我们只强调一个方面：从南宋时期开始，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特征最后确立，生产的精致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几个大区域范围之内传统的产业分工逐渐形成，例如以蚕桑棉业为核心的江南经济作物区、以粮食生产为重点的长江中上游区域、以旱作农产品为特点的中原农产区等等。由这样的分工以及精致农业所影响而成的不同地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也由此确定。
我国历史上的农业耕作从粗犷的广种薄收走向精耕细作，是由许多因素影响促成的，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随着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耕地无法做到与人口同步增长，因此出现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为了确保有限的土地能够生长出足够的粮食，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的需要，农业生产就逐渐走上了一条通过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集聚式的劳动，以使它生产出更多粮食的经营道路。这就是所谓精耕细作。精耕细作式的农业生产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足，主要在于劳动的投入与粮食的产出往往形成负比例，生产效率有所下降。
南宋是我国历史上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特征最终确立的时期。能够反映这种农业生产特征的历史现象表现当然很丰富，文献中留下了一些相当典型的记载。让我们用两个方面的例证来说明它。
我国历史上的人口从盛唐时期的8000万，到北宋末年终于突破了1亿大关。人口分布的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前60%以上人口居住在北方地区，到南宋时期60%人口集中居住在南方地区。因此，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人口众多的压力。南宋学者叶適（1150—1223）有一则典型的记述：“民聚而多，莫如浙东、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丛产，复厢穹瓦皆赘列，夜行若游其邻，村落若在市廛……”（注：叶適：《叶適集·水心文集》卷十《瑞安县重建厅事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浙东、西”指当时的两浙东、西路（注：“路”为宋代在州之上的类行政区，是后来省区的前身。），大致包括现在的苏南以及浙江地区，它是南宋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区。其中叶適的家乡温州瑞安县，在他看来人口“聚尤多”，民居连幢接屋，村郊夜行好像邻里串门，村落好像城市一样热闹。这当然是出于他自己日常生活的感受。这种拥挤、繁忙的农村生活景象，可谓前所未有。
正是这种“民聚而多”的高度密集的人口，形成了对农田巨大的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尽力开垦新农田——尽管数量总是有限。由于长期的农业发展已将相对容易耕种的平原地区开垦殆尽，人们不得不转而去开垦沼泽湿地、丘陵山地、滩涂沙地等等那些“边缘型”的土地。从某种程度而言，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就主要表现在对湿地的开垦上面。我国历史上山地开垦的主要形式——梯田，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的。有时，新耕地的开垦甚至达到了一种饥不择食程度。历史文献中记有一则相当典型的事例：“两浙有葑田，盖湖上有茭葑所相缪结，积久，厚至尺余，润沃可殖蔬种稻，或割而卖与人。有任浙中官，方视事，民诉失蔬圃，读其状甚骇，乃葑园为人所窃，以小舟撑引而去。”（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诉失蔬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湖州位于太湖南岸，正是当时江南湿地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有新官上任，坐堂问案，一个百姓来求诉，说是自己家里一块种植蔬菜的园圃被人偷走了，那位地方官“甚骇”。看来这位官员是北方人，不了解江南情形。园圃，也就是一块土地，怎么能被人偷走呢？一问才明白，原来这“园圃”是一块葑田：当时湖州地区的人们利用太湖水面，在丛生的茭白根与杂草之上铺设泥土，称为葑田，可以用来植蔬种稻。既可“割而卖与人”，自然也可以半夜被人偷走，“以小舟撑引而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人们为了开拓农田，达到了怎样一种无所不及的地步。南宋时期精致化农业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前提下逐步形成的。
以人地比例特别高的精致化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它的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生产方面，而是在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普遍存在。举例说：由精耕细作（精致化农业）传统影响所致，我们历来对技术的选择常常不是强调其效率（减少人力），而是强调在投入更多人力或技巧的前提下，消耗更少的资源。精耕细作其实就反映了在农业资源不足前提下如何尽量提高产出的一种选择。因此，例如后期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珍妮纺纱机，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在我国江南地区也早已达到，但并未能推广。我国普遍使用的仍然是效率相对低下、要求使用者具备娴熟技艺、但消耗原棉最少的传统织机。这种经济结构甚至影响到了我国的传统食谱，“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其他什么都吃”。物质生活之外，在精神文化层面，南宋时期定型的透熟、精致、内敛的特征，也是与这种经济生产类型密切相关的。
（二）体现一个时代文化全貌的地域格局
从历史经验看，往往会有一个经济的——乃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与政治的——核心区域，主导着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与走向。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核心区域存在着一个不断转移的过程。从秦汉时期的河渭流域（关中地区），到唐代逐渐向黄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区转移，再从唐到宋，就逐步从黄河中下游转移到江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了。造成核心区域不断从北向南转移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相对重要。史学界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重要命题，称作“经济中心南移”。经济中心的南移在我国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都曾经产生了相当广泛与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原先主要依靠北方地区，变成了主要来自东南地区，至今不变。所以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说法。（注：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南宋吴衢曾经有过归纳性的分析：“国家抚有南夏……户口登耗、垦田多寡，当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广狭，财赋丰俭，当四分之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当天下四分之三，方今仅当四分之一。儒学之盛，古称邹鲁，今称闽越。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枣粟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北地古今无有……故长江剑阁以南，民户虽止当诸夏中分，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注：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四五《财赋门·东南财赋》，北京，中华书局，1981。）也就是：长江剑阁以南（“南夏”），人口、垦田数大约占天下三分之二，无论财赋、机巧（手工业产品）与矿冶物产，都已经远胜于北方地区，甚至文化（儒学）中心也随之转移，“古称邹鲁，今称闽越”。从南宋时期起，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时期的文化“以江浙一带为重心”。
反映从陇右到江左文化主导区转移的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南北之间关于科举取士方法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专制国家官员来源不同地域的分布之争。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至唐代始成为录取官员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唐代，北方士人在科举中占绝对的优势，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重用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据统计，唐代357名宰相出身的地域分布，属于北方的关内、河南、河东、山南、陇右诸道的有326名，占总数的91%有余，而属于南方的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诸道的仅31名，占总数不到9%，南北悬殊。
北宋时起，随着经济中心——乃至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北方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科举及第的比重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时人遂有“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之论。（注：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饶州风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在宋英宗的治平元年（1064年），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南北之间的人才之争。北方人司马光（1019—1086，陕西夏县（今属山西）人）建议今后在科举考试时采用不同地区按名额录取的办法，试图以此来确保北方人的录取比例，认为当时的科举录取办法“大段不均”（注：司马光：《司马温公传家集》卷三二《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万有文库本。）。南方人欧阳修（1007—1072，江西庐陵人（江西吉安）人）却不同意，认为不应人为地对不同地区设立录取名额，应该完全看考试成绩来确立录取与否，以示公平，“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注：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不过，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因而科举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质上宋英宗是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
从当时进士登科人数的分布来看，北宋时期南方占了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南与北是畸重畸轻。据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以地方志的记载统计，北宋时期全国总共录取进士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有余,北方诸路仅466人，不到总数的5%。在南方地区中，又以两浙东西、江南东西与福建等东南五路的进士为多，总共7038人，占北宋进士总数的73%。（注：参见［美］贾志扬：《宋代科举》第二章“录用人员的结构”，29~7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尽管由于记载不全的缘故，统计不一定准确，但仍可以说明南北及第比例之悬殊。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因此愤愤不平，也就可以理解了。
到了南宋，北方地区基本落入女真人之手，由于民族因素的影响，金国并不主要依靠科举制度来录用官员；南方的赵宋王朝，科举取士之盛则更超过北宋，可以说奠定了此后南北之间文风盛衰的格局。
直至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出于方便对北方地区政治控制的考虑，利用“南北榜”事件，确立了南北分卷取人的制度，这才使得南北之间科举录取的畸轻畸重现象有所改观。但是明清两代进士高科人才仍明显集中于南方，主要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
一个时代文化性格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内部因素，还必须观察其外部因素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特点是，于承袭前代胡风之余，在游牧民族军事压力以及汉风回归等多重影响之下，文化性格呈现复杂化。一方面，南宋民众从多方面汲取着北方民族的物质文化，例如服饰，承“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的习俗之余（注：参见沈括：《梦溪笔谈校证》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又在不少方面受到了女真民族服饰的影响。南宋官员潜说友（1223—1277）上奏曾提到：“臣窃见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注：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礼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所谓“都下”，指南宋行都临安府，“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就是指当时临安府民众采纳了女真民族的服饰款式，所以潜说友以为这是“效习敌仇之俗”。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层面，南宋时期的民众在北方民族军事压力下产生心理反弹，从而在各方面强化、凸显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也是十分清晰的。有学者就认为：出于强调汉民族精致、纤弱文化特征的心理，以凸显与北方民族粗犷、野蛮民风的反差，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起源于五代的汉族妇女缠足习俗在南宋时期的普及。
（三）代表一个时代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典型案例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特征最深层次内容的是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不过人们的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容易捉摸。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观察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来作分析。
关于“白面书生”这一中国帝制后期“标准男子形象”的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让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作为引子。
据《宋史》的记载：“……理宗崩，度宗又其（引者按：指贾似道）所立，每朝必答拜……（贾似道）甫葬理宗，即弃官去，使吕文徳报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为诏起之。似道至，欲以经筵拜太师，以典故须建节，授镇东军节度使。似道怒曰：‘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遂命出节。”（注：脱脱等：《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这段故事说的是在1265年，宋理宗赵昀（1225—1264年在位）刚刚驾崩，宋度宗赵禥（1264—1274年在位）登基称帝，对贾似道（1213—1275）这位前朝权相极其尊崇。但贾似道就在新皇帝刚登基，还完全没有能力处理国政的时候，突然宣布辞官不干了。同时又让他的亲信、负责长江中游防御的大将吕文德向朝廷报急，说北方蒙古军队大举进攻枝江县下沱口。当时金朝已经灭亡，赵宋王朝开始在北方面临蒙古军队的压力。这当然是贾似道为了试探新皇帝对他的信任与否，故意摆架子。新皇帝和太后的表现一如贾似道所预料，他们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紧急情况，赶紧亲笔下手诏，请贾似道复职。贾似道见试探有效，于是也就顺坡下驴，应命回朝了。度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恩宠，升拜他为太师。依据制度，拜太师首先要兼任节度使一职。结果贾似道不高兴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节度使是头号大老粗当的！
这实在是委屈节度使这个官位了。
节度使一职正式出现在公元711年，唐代的中期，起初设置于边境地区，是负责边境防御的军事长官，后来兼管行政，权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个大行政区的军政长官。后来唐代就是因为各地节度使越来越强大，中央无法控制，形成藩镇割据，最后走向灭亡的。到了五代，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基本上就是哪个节度使最强大，就以武力篡位当皇帝。到了北宋，节度使的军政权力虽被剥夺，但仍然是最高军衔，武将无不以升任节度使为毕生追求。亲王、旧相等再加上节度使的头衔，称为使相，礼仪地位超过宰相。可是贾似道却认为节度使不过是头等大老粗，从唐朝后期到南宋不过三百来年，人们的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因为到南宋时期，人们关于“标准男子形象”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白面书生”这个概念，早在公元5世纪南朝刘宋时就有文献提到过它。据《南史》的记载，沈庆之任刘宋王朝的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宋）文帝（刘义隆）将北侵……（沈）庆之固陈不可。时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座，上（按：指刘义隆）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为国譬如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注：李延寿：《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宋文帝刘义隆打算北伐，进攻北方的北魏政权，请文臣徐湛之、江湛等人商议。沈庆之大不以为然，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现在陛下您却与一帮白面书生商量讨伐敌国这样的大事，那怎能成功呢？可见在南北朝时人看来，“白面书生”无异是空谈无能的代名词。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包括长江流域，主要从事农耕文化，比起北方草原地区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来，相对文弱一点，不如他们尚武。但中原民族在发展前期，筚路蓝缕，文化相对不发达，更多地依靠孔武之力，却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在军事上长期实行兵农合一制度，职业的军队尚未产生，每个农民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从军入伍，因此中原的民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更多的是尚武而非崇文。也因此，受民众所景仰的公众人物，大都是那些英武的人物，如汉代的飞将军李广，以及留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样名言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换言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标准的男子形象，就是那些英武人物，而不是白面书生。
到了唐代，这种文化特征甚至更为强化了。这是因为经过魏晋南北朝五六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大量北方游牧民族人口被吸纳到中原地区，当时那些著名的、对历史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北方民族，比如匈奴、羌、羯、氐、鲜卑等等所谓的“五胡”，后来都不再见于历史记载，大多被融合于中原民族了。中原地区因此深受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大融合的直接结果，就体现在盛唐时期以民族多元为特征的文化大繁荣。前贤所论唐代文化“胡风大盛”，就是指这一现象。正是在这种时代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女着男装的时尚，甚至连文弱书生都向往着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因此形成了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边塞诗。边塞诗被称为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它颂吟边疆风光，抒发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传达战士的思乡之情。正是在这些绚丽夺目的边塞诗中，唐代诗人们表达了他们对男性性别角色的看法：“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注：杨炯：《盈川集》卷二《从军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注：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
唐代诗坛的重要作家差不多都有崇尚武功的诗句。如高适：“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注：高适：《塞下曲》，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二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岑参：“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注：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李白：“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注：李白：《行行且游猎篇》，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一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王维：“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注：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注：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五）》，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这样的例证很多，不必赘举。
那么，中原民族的文化取向究竟是如何从“功名只向马上取”，转变为到视最高军衔节度使为“粗人之极致”的呢？在历史大背景演化移易的前提之下，北方民族文化影响消退，中原汉民族文化自觉日益强化，农业文明日趋精致，但是促成文化转轨的直接动因，则是国家的政治制度。
北宋时期的一则故事可以生动地反映这一变化的各方面因素。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时，名臣韩琦（1008—1075）任定州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手下主兵的将官（总管）就是名将狄青（1008—1057）。一日，狄青的一个老部下焦用率部路过定州，狄青置酒款待。不料焦用部下有兵卒向韩琦投诉焦用贪污，克扣军饷，韩琦于是逮捕了焦用，准备依法治他的罪。狄青得知后大吃一惊，急忙赶到韩琦的官衙，替焦用求情：“焦用有军功，好儿。”是个好男子汉。结果韩琦非但不卖狄青的面子，还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将焦用斩首。（注：王铚：《默记》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每三年一次科举考试，在皇城东门东华门外张榜公布中举者名单。在韩琦看来，能考中科举得高科者才算是好男子汉，像焦用这样的武夫，哪算得上“好儿”！
这则故事首先反映了赵宋王朝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节度使出身的赵匡胤（宋太祖，960—976年在位）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宋朝，他总结历史教训，认为要杜绝五代时期悍将不断依仗武力改朝换代现象，保证子孙后代永远稳坐江山，就必须更革旧制，抑制武将的权力，依靠文臣治理天下。他将主要的行政与军事权力都委任给文臣，武将则居文臣之下。后人总结宋朝治理天下的经验，称之为“重文抑武”。位于河北宋辽前线的定州路是一个大军事区，按惯例定州知州兼任定州路安抚使，称为帅臣。知州往往由文臣担任，一路的主将（总管）则是他的部下。韩琦以知定州的身份，兼定州路的安抚使，所以他是一路的统帅，狄青尽管是名将，任总管，地位也不低，但他是韩琦的部下，受韩琦的节制，所以韩琦才有这样的权力，当着狄青的面把焦用处决。
宋代官员的录用制度，虽然在数量上仍以“恩荫”也就是录用高官子弟当官者为多，但想当上一路主帅这样的高官，则非通过科举入仕不可。所以学术界一致认为只有到了宋代，科举制度才得到全面的发展，才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也所以韩琦才会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科举作为国家选拔官员主要途径的这个制度，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这就最终促成了汉民族文化之转向全面尚文。
文献中可以印证这一历史现象的记载不胜枚举。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大臣富弼（1004—1083）上奏所提到的，京城开封府的那些挑夫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仍然努力每天省下一两个铜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95。）。全民尚文之风不仅影响到社会的中上层，即便如挑夫这样的城市贫民，处于社会最低层，“微乎微者也”，却仍希望通过读书识字，来改善子女的生活。可见尚文之风的影响，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南宋叶梦得（1077—1148）关于当时一般民众尚文之风的一则记载，至今读来令人惊颤：宋代的科举分设不同的科目，如进士、明经等等。其中有神童一科，儿童年不满十五岁者，如应试得中，就可以出仕为官，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饶州有一个叫朱天锡的儿童，应试神童科中举得官，民间争相慕仿，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也从小读书应试。神童科并不常设，元丰之后曾多年未开科考试，到了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再次开科，饶州又有儿童应试得中，于是民间都认为饶州出神童，更加艳羡仿效，“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为了防止小孩贪玩，就将他们放进大竹篮，吊在树梢上，硬逼着读书。“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注：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光绪观古堂刻本。）
到了南宋，据记载行都临安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注：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官学、私学高度密集，读书声充耳可闻，全民尚文的共同心理状态从此定型。苏轼的曾孙苏岘（1125—1184）有一次曾向宋孝宗报告，连那些武将的子弟都“耻武技而尚文墨”（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朝散郎秘阁修撰江南西路转运副使苏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社会风尚与吟诵“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盛唐时代，对比之鲜明，由此可见。因此，南宋社会的全民尚文，竞相应举，可以说是达到了全社会总动员的程度。据存世文献的记载分析，当时东南几个参加科举考试人数最多的地区，如福州、温州、徽州、台州等处，参加州试的人数，差不多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占全部成年男子的3%~4%！（注：宋代科举考试分州试、省试与殿试三个阶段。州试又称发解试，也就是初试，每个州均有规定的录取名额，州试得中者次年到尚书省礼部参加省试，实即复试。省试录取比例大致稳定，在每二十人取一名上下。省试得中者最后参加殿试。殿试一般不再淘汰，仅排定录取名次。由于州试没有人数限制，只要符合规定者都可报名，因此随着参加考试人数的持续增多，各地州试录取比例逐年下降，竞争极其激烈。）
千万不要将这种读书声，直接比拟于现代以开发民智为宗旨的“教育”。在南宋时代，读书应举有着非常直白的功利目的，那就是读书当官。或者，也可以说它是古代的干部培训。但正是在时代大背景演变的制约之下，经由科举取士等等制度的直接影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之文化心理产生了意味深远的转变，奠定了此后七八百年间的基本格局。在南朝沈庆之眼中空谈无能的白面书生，其形象发生了根本逆转，成为了“好儿”，诗人称颂他们“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注：刘挚：《忠肃集》卷十六《送蔡景繁赴淮南运使》，北京，线装书局，2004。）。科举高第出身的白面书生才艺高超，得以出任中央机构（台阁与省府）的长官，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尤其是科举考试中最成功的那一位——状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全民景仰的对象，成了全体女性的大众情人。只不过这位大众情人，已非前代的威武丈夫，而是一个白面书生了——新型的标准男子形象。
比较直接反映社会心理这一变化的是文艺作品。不管是被誉为传奇之祖、由高则诚根据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的《琵琶记》，还是由王实甫创作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都是郎才女貌的大团圆模式：富家小姐慧眼识英才，不顾父兄的阻挠，委身于穷书生。最后穷书生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模式是中国近古戏剧的主流。
也正因此，“蟋蟀宰相”贾似道不屑于节度使的头衔，称它为“粗人之极致”，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兴趣延伸与深入阅读
近年来，史学界出版了一些讨论南宋时期历史文化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那个在严复看来于人心政俗之变“最宜究心”的历史时期。下面谨列出五部，供各位参考。
1.谢和耐（Jacques Gernet）：《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
这是法国学者谢和耐初版于1951年的专著。谢氏此书主要利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来描述南宋的行都临安府。全书文笔流畅，给读者展示了一幅12、13世纪作为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临安城的生活场景，被视为国际汉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唐代以前，古代城市主要作为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到宋代，一般的城市才同时具备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及至明清时期都是如此。通过此书，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
2.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
这是美国华裔学者刘子健初版于1974年的专著，描述在思想史领域如何从北宋中期以“王（王安石）学”为主导，转向到南宋时期以心性理学为主导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这一转型的历史原因与深刻影响，认为中原文化从南宋时期起转向内在化。刘氏的这一论点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3.贾志扬（John Chaffee）：《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中译本。
这是美国学者贾志扬初版于1985年的讨论宋代科举制度的专著。贾志扬在此书中讨论了宋代科举的各种制度因素，并深入分析了它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科举制度是否加速了宋代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给出了颇有启发的意见。他还认为随着应试人数急剧增多，参加科举是一条极为艰辛之路，因此他称科举为荆棘之门。此书是目前讨论宋代科举制度最优秀的出版物。
4.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这是美国学者韩森（女）初版于1990年、专题讨论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专著。韩森从中国民间信仰“唯灵是崇”的特点入手，从民众的选择、理解神祇、官方赐封政策等不同方面，深入讨论中国传统信仰中的实用理性精神，并分析了南宋时期的特点，例如区域性祠祀兴起等等现象，其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帝制后期民间信仰的基本格局，因此值得一读。
5.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的宋辽西夏金分卷，由朱瑞熙等多名学者合作撰写。此书描述相当全面，举凡有文献记载依凭的两宋时期社会各方面，都设专章讨论，因此是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础性著作。其中于南宋时期描写尤为详细，如果想了解南宋历史，此书不可不读。
五、结语
读史的目的从来都是为了理解现实与批判现实。在学界目前大多强调不应该片面地重武功而轻经济文化、需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南宋历史的同时，分析、批判南宋历史对后世的文化影响，至少在本人看来似乎更应引起重视。其中，科举文化的影响看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与批判。目前对科举制度的解释或许有溢美失实之处。此外，由“国学”所引起的对传统心性之学的尊崇，似亦应作冷静的反思。总之，全面、客观的“阅读”，是传承历史的前提。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