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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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背景

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要理解其理论旨趣和主要观点,必须回到彼时及其前期的欧洲社会状况。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欧洲社会,可以说是正在经历着大变革,呈现出某种混乱和失去方向感的情形:一方面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振兴经济的需求非常迫切;另一方面,环境恶化触目惊心并引起广泛的社会抗议。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悲观失望,另一方面又有人试图展示指路明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社会经济在恢复重建中迅速发展,曾经给人前景无限美妙的感觉。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种族冲突等等,由此各种社会运动集中爆发。其中,环境运动尤为突出,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卷入到抗议环境污染的活动中去,人们对政府、市场、科技的信任程度降低。无论男女、老少、穷人富人、从业者还是失业者,为了抵制环境污染的社会危害,都走到了一起,大大扩大了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二是环境运动的影响范围迅速地超出区域、国家层次,形成了全国性、国际性的浩大声势。三是环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原有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环境运动团体逐步壮大并制度化,甚至发展为有影响的政党,而且表现为一些建设项目受到阻止、国家环境部门纷纷建立、环境保护进入政府议程、环境立法和环境经济政策纷纷出台等等。

在经济发展引发环境破坏并被广泛关注和抗议的同时,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又遭遇了经济自身趋于停滞的困境,特别是由于石油危机引发了从70年代到80年代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其起因是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认为发达国家在石油消费方面没有照顾到其成员国的利益,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掠夺性地获取了石油这种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为了改变不合理的价格关系,一些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提高了原油价格,由此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经济持续低迷、工作岗位减少、工资收入大幅降低、失业者迅速增加、政府财政能力削弱等等。

面对如此困局,西方社会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罗马俱乐部注58于1972年发布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一种代表性反映。该报告在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的主持下由全球性环境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合作完成,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报告认为:囿于地球的有限性,社会所追求的增长是存在极限的。在全球系统中,人口、经济因子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而粮食、环境和资源因子是按照算数方式发展的。当人口急剧增加、经济出现失控时,就会造成粮食短缺、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更准确地说,这种反过来的影响是“限制”而非“促进”的。按照报告的观点,如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持续发展,势必走向全球系统的极限,从而导致社会的崩溃。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必须及早行动起来创建良好的生态资源条件,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使其保持或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之下,也就是实现所谓“零增长”。

不过,也有人试图提振士气。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在赫德森研究所职员的协助下于1976年发表了《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的研究报告,对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直接进行了批驳。卡恩等人认为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不过是漫长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暂时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与发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根本不会出现“极限场面”。卡恩坚信,工业化的成熟,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平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根本不会发生爆炸的景观;发展中国家(穷国)在借助已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并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情况下,经济能够实现增长;先进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开发和利用永久性、可再生能源,扩大矿藏开采的范围,因而资源也是完全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传统农业和非传统农业能够发掘的潜力都很大,所以粮食的供给从长远来看也是充分的;环境污染的实际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不足,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认识就会随之深化,也便拥有了解决污染问题的经济实力,所以环境污染是可以得到治理的,因此也就根本不会像《增长的极限》所宣称的那样——经济增长必然造成环境污染;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罪因不在于技术,而应归咎于技术的不完善性,一旦技术经过绿化是可以帮助消除环境问题的。很明显,卡恩的论述指明了西方社会的一种乐观前景。

上述两篇报告充分反映了当时包括西欧在内的西方社会的困惑,同时也聚合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即现代性的发展是否面临着生态极限,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否必然对立?两份报告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并且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其影响很快超出西方发达国家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但是,相对而言,在整个70年代,悲观论调更具影响力。可以说,这两个报告所折射出的西方社会状况及其聚合起来的核心问题,成为了后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一个背景和靶子,该理论正是试图在两个报告具有张力的结论之间寻求新的解决路径,也可以说是迎合“在减少资源消费以及减少排放废物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经济福利”注59这样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社会期待的一种理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