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啓超的民族主義與章太炎的《正仇滿論》

如前所述，1900年，章太炎逐漸開始脱離康梁的君主立憲立場而主張種族革命。同年，他在對《訄書》初刻本的《客帝》篇所作的眉批中認爲這篇文章應“自劾録”（注：眉批曰：“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棄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終寐而熲，箸之以自劾録，當棄市。”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1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在隨後的《客帝匡謬》一文中，明確指出，“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注：同上書，111頁。），認爲“種族革命”（注：孫寶瑄的日記就記録了1900年左右章太炎立足於文字學而形成的種族思想：“枚叔深於小學，力持逐滿之議，以夷狄爲非人類，爲《説文》西羌從羊，南蠻從蟲，北狄從犬，東貉從豸……然嚮來人多稱東夷、西羌、南蠻、北狄，稱東貉者殊少。如以東夷而論，則《説文》夷從大，大，人也，不得與羊、犬、蟲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滿洲處東方，正是東夷，則自古稱仁人，稱君子，豈在當逐之列乎？余素無種族之見，因枚叔善言小學，嚴種類之辨，故即據小學與之爭。”（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辛丑八月初二日，393頁））的思想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根據。

也有人提出，章太炎明確其“種族革命”思想可能與秦力山有很大的關係。“此（章太炎的）復仇主張似與光緒二十七年（1901）東京創刊之《國民報》所標榜的‘革命仇滿兩大主義’有密切關聯。創刊《國民報》的秦力山與章炳麟有親密交誼。”（注：[日]小野川秀美：《章炳麟的排滿思想》，見李國祈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250頁，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而由章太炎所作，將梁啓超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作爲主要論辯對象的《正仇滿論》正是發表於《國民報》第四期。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並没有因爲這個挫折而改變他們基本的政治觀點。這既是康梁對於現實政治趨勢的判斷，也與康有爲的社會發展史觀有關。康有爲基於公羊三世説而確立的歷史觀，認爲中國處於小康世，只適合採用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所以即使在被懸賞緝拿而被迫流亡的情勢下，康有爲所採取的策略的第一步仍是“歸政”，即將政治權力回歸到光緒帝這邊。他甚至試圖通過勤王來武力恢復光緒帝的權位。勤王失敗之後，部份康門弟子對於老師的政治目標和策略産生了分歧，康有爲則依然故我。

康門弟子中，梁啓超的政治立場複雜而多變。在1902年之前他依然追隨康有爲的政治主張，以光緒帝的“歸政”作爲他們的政治目標。從他當時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其改革中國的政治理想與光緒帝復辟是緊密相連的。所以，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在其創辦的《清議報》中陸續發表了《戊戌政變記》、《光緒聖德記》等文，贊揚光緒帝。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至五月，梁啓超寫了《中國積弱溯源論》指出，在國家危難之際，最關鍵的是國民的團結，反對散佈對滿族仇視的言論，並認爲中國當下社會之弊在於慈禧與榮禄。一旦光緒帝復政，就可以使中國走出困境。

梁啓超説：“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並認爲有見識的愛國人士，肯定不會仇視滿洲人。站在民權的角度，人民所應該痛恨的是賊民之君，而不論其是漢族或别的民族的君主。“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真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爲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爲重。”（注：梁啓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易鑫鼎編：《梁啓超選集》，上卷，33页，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

梁啓超還舉歐洲列國經常會因爲君統没有合適的繼承者，而迎立異國之公族的事例，來説明滿族人作爲中國君主的合理性，强調中國積弱的根源不在於異族的統治，而在於國家的“理想”、“風俗”和“政俗”上的缺陷。梁啓超採取了“褒光緒貶慈禧”的方法來描繪晚清的政治變革方嚮，即中國之積弱固然全體國民都有責任，但主要的責任在慈禧，而光緒帝則成爲努力掙脱慈禧控制的角色，“忘身捨位，毅然爲中國開數千年來未有之民權，非徒爲民權，抑亦爲國權也”（注：梁啓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易鑫鼎編：《梁啓超選集》，上卷，39页。）。梁啓超指出，與改良相比，革命將造成巨大的破壞並導致社會危機，因此，改良是中國合理的政治變革方案。他不僅指出洪秀全起義所造成的生民塗炭不亞於法國大革命，同時對平定起義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也有批評，認爲這是國家内部的自相殘殺。他借用俾斯麥的話説：“歐人以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稱也。” （注：同上書，37页。）

身處日本的梁啓超顯然是敏鋭地感受到了仇滿所激發的革命的激情，這種激情經由義和團運動和《辛丑条約》等事件而成爲新的社會運動的動力，特别是一直存有排滿心理的會黨與革命思想的結合，使排滿日益成爲一種社會思潮。

而從小接受反滿熏陶的章太炎很快接受了種族革命的思想並成爲這個思潮的推動者。針對梁啓超這個時期的作品，特别是《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章太炎撰寫了《正仇滿論》（刊於《國民報》，1901年8月10日）來批駁。從内容和具體的理由看，該文都可以被視爲1903年康有爲和章太炎關於革命的爭論之前奏。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一文中，章太炎甚至大量地引用了《正仇滿論》中的文字。

在《正仇滿論》中，章太炎指出，他主張革命是由於“理勢所趣”，這實際上是要破解康門所持的公羊三世説的歷史觀。他强調，排滿並非爲了報滿洲的私仇，而是順應歷史的潮流。他説，滿族人在漫長的清朝時期對漢族人進行屠劊、焚掠、鉗束，而義和團等事件則表明滿族統治者已經没有能力統領這個國家走出困境，所以應該通過革命來推翻它。革命乃社會之公理而非漢族之復“私仇”。

在文中，章太炎對梁啓超的主要立論作了批駁。

首先，章太炎指出，光緒帝遠非梁啓超所描述的那種聖主；光緒帝所進行的改革也非真正爲了民權，只是爲了鞏固滿族統治而已。

其次，雖然漢族統治者和滿族統治者中都有“民賊”，然而漢族的士人從來不與滿族朝廷同心，所以，不排斥滿族，要建立國家的凝聚力是不可能的。

再次，對於歐洲各國君統乏嗣，迎立異國公族之事，他認爲這是基於歐人種族和文化發展程度上的相似性而産生的。同時，也有希臘、意大利從土耳其和奧匈帝國獨立的例子，所以，這並不能成爲中國接受滿族統治者的理由。

章太炎進一步説，排滿，並非是誅滿，是讓滿族人回到他們原來生活的東北，而將中原恢復爲漢族的國家，他將之概括爲“保生命不保權位”。這個説法針對的是戊戌前康有爲創立保國會時所提出的“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口號，並將這個口號解讀爲康梁並非自始至終支持清朝皇權。章太炎最後説，立憲起於民權，非皇帝一人所能力，因此，立憲與保皇之間存有對立性，康梁的做法是“忠君”意識的體現，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提倡民權。（注：參見章太炎：《正仇滿論》，見陳夏紅編：《辛亥革命實績史料彙編——輿論卷》，91~95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

總而言之，章太炎認爲既然滿洲政府既無力抵禦外敵，又難以成爲凝聚民氣之核心，就必須以逐滿爲革命的手段，否則國家終將成爲歐美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