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毛澤東回到康有爲
站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思考國家教化對於中國的國家建構和相應的民族建構的重要意義，除了應當對政黨—國家的理念進行必要的反思之外，還應當充分重視儒教在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國主體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主導性作用，進而重新考慮確立儒教爲國家教化的意義及可能性。因此，我們提倡從毛澤東回到康有爲。需要説明的是，提倡從毛澤東回到康有爲，並不意味著對毛澤東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在充分肯定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共産黨人建國的歷史功績的基礎上回到康有爲，且這一倡議其實還隱含著這樣一個看法：只有在肯定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共産黨人建國的歷史功績的基礎上纔能夠真正回到康有爲。
康有爲、孫中山和顧頡剛都强調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對於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顧頡剛有激而發的論述更是非常清楚地表明，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國家對於中華民族的現代建構而言是多麽重要。因此，關於中華民族的政治自覺，必須首先提出並給予充分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大一統的現代中國。關聯於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恰當地稱爲中華民族現代建構中的秦始皇—李斯問題。而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被孫中山、毛澤東等幾代革命者解决了，其成果就是1949年的建國行動。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應當是如何繼承、發展和深化這一政治遺産。换言之，僅僅點出平等的理念，僅僅基於平等的理念而對民族問題給予更多政治的考慮，如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都無法切中現代中國國家建構這個重大問題。這正是我在前面説一些前輩學者關於中華民族的政治自覺的論述具有重大缺陷的原因所在。
更進一步，既然大家都能意識到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形成、發展和壯大過程離不開教化的力量，歷史上中國的主體民族之所以呈現出極强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歸因於我們的教化傳統所張揚的文明理想，那麽，就應當在國家建構和相應的民族建構的問題上考慮一個主導性的國家教化的重要意義。就近年來受到更多關注的民族問題而言，已有的持論完全從政治的角度展開，基本上將之簡化爲有關少數民族的政治安排的問題，即使將之關聯於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的問題也完全無視教化的意義——其理論上的表現是將問題更多地聚焦於少數民族，完全無視於作爲中華民族之凝聚核心的漢族如何在現代繼續保持其凝聚力的問題，因而完全没有意識到中華民族應有的教化自覺。
實際上，中華民族現代建構過程中的危機，首先表現爲漢族的危機。在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鼓動之下，漢族以其强有力的現代政治覺醒聯合其他各族人民將建構一個現代中國的政治理想付諸實際的政治行動，但是，隨著儒教這個古代中國主導性的、具有明確政治意義的教化傳統在現代以來的“斯文掃地”，因反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國列强而興起的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在新的處境下也有走向狹隘化、極端化的危險。而要將漢族可能走向狹隘化、極端化的民族主義轉化爲一種具有文明理想的民族主義，除了復興自身的教化傳統，别無他途。（注：針對西方人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擔憂，貝淡寧在《儒家與民族主義能否相容？》一文中提出，一種出於儒家信念的民族主義在道德上可以得到合理的辯護。該文載《文化縱横》，2011（5）。）
另一方面，在後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中，由於儒教這個與中國人生活方式最密切的教化傳統的缺位，唯物主義和基督教所燃起的獨特的雙生火焰正在使漢族在世俗化與異教化的時代宿命中走向淪落與變質。當下的中國，唯物主義並没有退場，對中國人的心靈仍持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而基督教正在以幾何級數的增長方式飛速擴張，正在被唯物主義清理過的心靈世界攻城掠寨。毋庸置疑，基督教世界給中國文明帶來的這一次挑戰比歷史上佛教帶來的那次挑戰更爲嚴峻。想象一下漢族的基督教化：一個基督教化了的漢族是否還會像過去那樣具有極强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一個基督教化了的漢族是否還能像過去那樣作爲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還是會成爲中國分裂的根源？
有人天真地認爲，不必擔憂基督教的問題。特别是一些社會學家，基於他們的田野調查，認爲基督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也將是一個基督教中國化的過程，而中國化了的基督教則不會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問題，反而會成爲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我想，基督教的確會成爲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但對於國家建構，則可能會是另外一個邏輯。如果説基督教在當下和未來中國的廣泛傳播將會給中國的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帶來的巨大挑戰可以也只有通過使基督教中國化纔能被克服的話，那麽，没有自身教化傳統的復興，空談基督教的中國化也是非常不現實、不嚴肅的。或者從不同文化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的角度看，即使我們深諳顧頡剛所説的民族衰老與少壯的辯證法而持有與他不同的觀點，相信中國人會改變基督教，就像中國人曾經改變了佛教或德國人曾經改變了基督教一樣，那也必須注意到，兩種力量至少需要旗鼓相當。没有自身教化傳統的復興，中國人只能被别人改變，而不可能改變别人。因此，我們説，既然中華民族的教化自覺關係到中國的未來，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那麽，在國家建構和相應的民族建構的層次上提出國家教化的問題，考慮重建儒教爲國家教化的意義和可能性，就是順理成章的。關聯於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恰當地稱爲中華民族現代建構中的漢武帝—董仲舒問題。至於這個問題能否得到解决，我想，我們有理由期待。
總而言之，本文所要强調的是，除了注重平等這一現代政治價值外，我們還應從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的關係上思考中華民族的政治自覺和教化自覺。就此而言，在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相應的民族建構的問題上，必須充分考慮中國歷史上兩個重要事件的現代意義，即秦始皇的“統一六國”與漢武帝的“表彰六經”。無視秦漢以來形成的政教結構在歷史上中國的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把握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問題時會導致大的失誤。平等、大一統和具有普遍價值的教化理想，當是中華民族應有的現代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