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語

可以説，戊戌變法前後，康氏試圖通過將儒學與君主制度脱鉤，而與現代民主制度結合起來，欲藉此來挽救儒學。民國以後，雖然他並未放棄對共和民主的想望，但是，已認識到西方的制度未必適合中國的國情，對此，他一方面嘗試了恢復帝制的努力，另一方面則重新宣揚其孔教的主張。這種儒學宗教化的努力，既可以看作將其與政治脱鉤，從而挽救儒學，同時，也可以看作在面對民初現實時，試圖將儒學當做拯救世道人心的良藥。殆康氏自革命而維新，自維新而保皇，其間固千變萬端，然畢竟有一不變者，即尊孔也。

不過，康氏對君主專制的批評，對於儒學尚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據康氏之三世學説，據亂世適合君主專制，而升平世則適合君主立憲，太平世適合民主共和，因此，康氏對君主專制的批判，並非消極地抽掉了儒學的根基，而是因爲康氏看到民主共和已成世界大勢，遂試圖通過發揮孔子思想中升平、太平世的内涵，重新闡釋儒學，從而使儒學具有現代意義。可以説，康氏對專制政治的批評與其對儒學的改造是聯係在一起的，這與孔子“損周文益殷質”的改制有著同樣的抱負。

就此言之，康氏試圖通過修正儒學而保存儒學，甚至使之以一種嶄新的面貌步入現代社會。然而，這種努力完全没有被當時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意識到，或者説，士大夫們依然沉浸在傳統儒學的優越性甚至是普世性之中，根本没有意識到儒學隨後遇到的危機，而拒絶對儒學作出任何修正。

康有爲的整個思想是以公羊三世説爲依據的，這使得他對具體政治制度的選擇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康氏認同民主共和爲大同理想，然而，當他回到現實的中國社會，卻主張小康時代的君主立憲是最合適的，而且，愈益强烈的現實感使其堅信君主立憲纔是真正切合中國實際的政治抉擇。晚年，康氏不僅放棄了大同時代的社會理想，包括其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激進主張，至於在政治理想方面，亦放棄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其時康氏以爲中國猶處據亂世，當用君主制度，且汲汲以保存國粹爲急務，何暇遽及大同哉！

然而，觀乎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卻是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康氏不過以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而已，孫氏則以民主共和之大同理想爲鵠的，至於共産黨人，猶以孫氏理想爲未足，先是以新民主取代舊民主，繼則以共産主義取代民主道路。1970年代末，鄧小平實施改革，其意義雖未到蓋棺論定之時，然而，事實上我們不難確定，孫中山開闢的現代中國革命道路停滯了，甚至是終結了，而讓位於一種改革的道路。由此從來作爲革命對象的傳統文化亦開始得到復興。迄至80年代末，革命浪潮始漸趨回落，中國的目標轉爲建設小康社會。然而，政治領域中的民主呼聲依然此起彼伏，這對小康目標之實施將是莫大的禍患，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