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教與信教自由問題

康有爲將儒學宗教化，此種努力得到了民國政府的承認，不過，他還試圖將孔教上升爲國教，從而全面恢復儒家在古代的地位。這個做法就受到了當時社會各界，尤其是基督教的抵制，從而最終失敗。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此項條款雖不過膚引外國法律，卻對儒家地位産生了莫大衝擊。其後，圍繞國教之諸多紛爭，莫不因此條以啓之。其後，袁世凱廢除《臨時約法》，不過，新頒佈的《中華民國約法》仍然有“人民於法律範圍内，有信教自由”之條文。吴虞對“信教自由”條款曾有過這樣的評論：

我們中國約法的信教自由一條，本是隨便抄襲來的。歐洲各國，因爲經過宗教戰爭，人民不願意政府來强制人民信奉某教，或强制人民不信奉某教，所以拿來規定在憲法裏面，免得政府來干涉人民的信教自由。（注：吴虞：《“信教自由”是什麽》，見羅章龍編：《非宗教論》，125頁，成都，巴蜀書社，1989。）

在吴虞看來，中國本無宗教戰爭之歷史，卻簡單引進此類憲法觀念，不獨無濟於時用，且危害頗深。

憲法之“信教自由”規定對孔教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種種毁廟罷祀、没收學田的行爲皆藉此爲據，至於外來之基督教，實爲最大之受益者。其時即有人認爲：

推原孔教之廢，實由於信教自由一條有以致之。信教自由一條，粗觀之非不粲然成文，及細按其實，則所謂教者，孔教乎？耶教乎？回佛道教乎？……今日有謂孔教非宗教者，則孔教不能享自由矣。（注：張爾田：《張爾田君對於李佳白教師演説之意見》，載《宗聖學報》，第17號18期增刊，1916年11月。）

是以康氏欲使孔教成立爲宗教，不獨出於學理之考慮，亦有其現實的逼迫。蓋孔教若不成立爲宗教，則不能享受“信教自由”之保護，至於原來類似宗教儀式的祭孔亦將受到限制，至少不得行於學校教育中。可見，康氏建立儒學爲宗教，既能收保全儒學之功，亦欲因以遏止基督教之勢力焉。

進而，康氏藉袁氏政府制定新憲法之機，欲尊孔教爲國教。1913年8月15日，陳焕章、夏曾佑、梁啓超等上書參衆兩院，請於憲法上明定孔教爲國教。陳焕章等在請願書中説道：

惟立國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準，定於宗教。我國自羲炎以來，以天爲宗，以祖爲法，以倫紀爲綱常，以宗孝爲彝訓，而規本於民。……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經義爲根據，一切義理、學術、禮俗、習慣，皆以孔子之教化爲依歸，此孔子爲國教教主之由來也。……今日國本共和，以民爲主，更不能違反民意，而爲專制帝王所不敢爲。且共和國以道德爲精神，而中國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能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國當奉孔教爲國教有必然者。（注：陳焕章等：《請定孔教爲國教》，載《孔教會雜誌》，第1卷第6號。民初政府之廢孔，實未詢諸民意也，不過出乎各省代表及議員之手而已。可見，從法律上看，廢孔並不那麽合法，孔教運動亦屢屢强調這一點，甚至藉民意以否定《臨時約法》。陳焕章固如此，其後，張勛亦以民意爲根據，要求定孔教爲國教，“今欲定憲法，自不能不立國教，刻已列諸議案，後經人民多數之請求，而竟遭擯斥，不獲通過，非特拂逆民情，或恐激生他變”，“乃少數議員等，既不亟圖補救，甚復妄有主張，竟欲將多數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絶跡於憲法，是誠何心？即使將來憲法告成，亦不爲人民所公認”（《張勛等聯名爭孔教爲國教電》，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孔教會資料》，39~4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其實，不論君主國家，還是民主國家，皆有一套機制來表明其政策乃本乎民意。然而，民國之初，政府違背民意而廢孔，至於得到民意支持的孔教運動卻最終爲歷史所擯棄。對此，干春松有一段話頗能説明其中道理，“制度化的儒家雖然已經消失於無形之中，但無形的儒家價值觀卻時時顯現在中國人的行爲之中。保守者從中看到了儒家的意義，試圖通過‘國教’化對儒家進行重新的制度化。而激進者要徹底根除儒家存在的土壤，要‘打倒孔家店’”（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31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干氏此説極是精到。蓋隨著制度化儒學之解體，其價值基礎由制度領域而退入民意領域，成爲激進派與保守派爭奪的主要陣地。其後，新文化運動之興起，實頗受孔教運動之激發，即以民意不足恃，而以改造國民心理爲目標。迄於孫中山及蔣介石之訓政，亦以當前民意不足爲民主政治之基礎，而以訓導民意爲先務，不料因啓反對者以獨裁之口實。）

陳氏以孔教爲道德之根源，至於中國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經義爲根據，一切義理、學術、禮俗、習慣皆以孔子教化爲依歸，故當奉孔教爲國教。

請願書後來在《時報》上公開發表，引起了强烈的反響，且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援，其中包括各省督軍、省長，甚至海外華僑以及部份洋人、傳教士的支援，此外，部份佛教、道教組織亦公開支援。社會各界贊同孔教爲國教的主要理由，即以孔教乃道德人心之維繫所在。不過，反對者亦甚衆，致使未能載入憲法，僅僅在《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第2項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爲修身之本”。

現代宗教乃政教分離以後之産物，不獨無預世俗教化之權，且遵奉信教自由，與諸教並列，實未有高出其他宗教之特殊地位。若古之宗教則不然，政教本不分離，西方中世紀如此，至於儒家，不獨修己，亦能安百姓，格致誠正修與齊治平乃是自内而外，一以貫之，此政教之所以合一也。然而，康氏試圖建立孔教爲宗教，而與政治相分離，擔當文化載體的功能，“各國皆妙用政教之分離，雙輪並馳，以相救助；俾言教者極其迂闊之論以養人心，言政者權其時勢之宜以爭國利，兩不相礙而兩不相失焉”（注：康有爲：《中華救國論》，見《康有爲全集》，第九集，327頁。），“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焉”（注：康有爲：《請尊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摺》，見《康有爲全集》，第四集，98頁。）。此舉實有保護儒家之動機，使之不致因君主專制之傾覆而受到牽連。不過，若僅止於此，康氏之孔教主張，不免降低了孔子及其學説的地位，此絶非康氏之本願。是以康氏實欲進一步使孔教上升爲國教，發揮政治教化及世俗教育之權，並且，又謂孔教爲人道教，不重神權，最宜於今之世俗社會。儒學經此一番收造，不獨未失其舊有地位，又能切合當今之現實也。

康氏又不欲與現實政治相牴牾，乃極論孔子之爲國教，與“信教自由”原則兩不相妨。换言之，康有爲利用憲法中的“信教自由”條款來保護孔教，而當他試圖將孔教上升爲國教時，卻又要在理論上證明國教與世俗社會的“信教自由”原則是不相矛盾的。

蓋“國教”之名雖起於西方，然觀乎儒家在古代之作用，實與“國教”無二。儒學作爲“國教”，不僅僅是一種帝王假以治世或者緣飾吏術的政治學説而已，同時又是一種民間信仰，至於精英階層的自我教育，亦假儒學爲途轍。而在西方曾經取得國教地位的基督教，其影響力亦不及儒學，更遑論後來失去此種地位的自由宗教了。

雖然，孔教絶未阻礙信教之自由，此儒、道、佛三教所以能長期共存也。蓋自孔教視之，宗教既勸人爲善，又不欲挑戰君臣、父子之倫常，則宗教於王者之治世亦有補焉，且佛、老二氏，以出世爲高，雅不欲干涉世俗之倫理。政府素不干涉個人之超越信仰，即便汲汲於儒術之士大夫，亦常以佛、道而自處。儒者有出有處，有進有退，圓通無礙，“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蓋謂此也，而國教與信教自由之不相妨，正以此焉。

康氏又臚列亞、歐、美洲各國情事，既立國教之尊，又許人民信教自由。（注：參見康有爲：《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見《康有爲全集》，第十集，93、94頁。）梁啓超亦謂康氏素主信教自由，“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注：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見《康有爲全集》，第十二集，附録一，427頁。）。

其時，陳焕章等在《孔教會請願書》中亦論國教與信教自由兩不相妨，他認爲孔教自古皆爲國教，蓋自魏文侯受經於子夏，尤自漢武尊儒，孔教之國教地位歷兩千年而巍巍不動矣。且中國自古許人民信教自由，或佛或道，政府未見干預，即便三教之間紛爭，不過形諸筆墨文字而已，與西方常因宗教差異而導致戰爭之慘酷絶不同，是以今日明定孔教爲國教，絶不致有排斥他教之虞也。西方因宗教戰爭之禍，故主信教自由，而中國素無此禍，故實無提倡信教自由之必要。若强服此藥，猶無病而自病，因服食西人藥方而致病矣，可謂大愚。（注：參見陳焕章：《明定原有之國教爲國教並不礙於信教自由之新名詞》，見《民國經世文編》冊八，5054~5058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陳氏踵述康氏之説，謂孔教雖無國教之名，卻素有國教之實。今日憲法中得明文規定孔教爲國教，不過對孔教事實地位之認定而已。且因政府有信教自由之明文，則不免“於原有之國教，必生變動，而政治風俗、世道人心，將無所維繫，此則不明定孔教爲國教所必至之禍也”，蓋當時“攻孔者，莫甚於不認孔教爲教，如其言則孔教國教之地位，從根本以推翻矣；次之則認孔教爲教，而不認爲國教，假信教自由之新名詞，以陰圖取消孔教國教之資格於無形，而後以他教代之，或抑之使與他教並列”，凡所施爲，莫不貽禍當時後世，且“不顧民情之嚮背，不考民心之順逆”，他日民自興之，而翼戴孔教矣。（注：參見陳焕章：《明定原有之國教爲國教並不礙於信教自由之新名詞》，見《民國經世文編》冊八，5055~5063頁。）可見，國教問題，純因憲法“信教自由”條款有以激成也。

雖然，康、陳不僅在理論上證成孔教素爲國教，且與憲法中的“信教自由”不相抵觸，其用心則是使孔教成爲儒家之制度基礎。這一運動最終失敗，然其影響則頗爲深遠，稍後的新文化運動，不僅僅滿足於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摧毁儒家的制度基礎，而把矛頭進一步指向儒家的觀念層面，欲從文化上徹底消除傳統儒家之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後，不斷有文化革命，然皆承新文化運動之餘緒而已，所謂“靈魂深處鬧革命”，實欲徹底清除日常生活中的傳統價值觀念。然而，文化之革命終未成功，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儒家爲主導的傳統文化乃悄然復興，先是傳統觀念之復興，他日必將及於制度領域矣。近年來，大陸新儒家開始形成，頗有學者主張儒教乃至國教説，而其主旨則承康、陳之餘緒，試圖恢復傳統儒家在制度領域中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