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说乐评
屈指算来，我写乐评的年头已近30年，但写乐评至今不是我的职业，我也不知有没有人以此为业。2007年，有好事者主编《中国乐评人手记》，我也忝列其中，以“乐趣与使命”为题，阐述了自己的乐评准则。像我这样的人，好多地方都有，可能上海和北京两地居多。收入《手记》的北京乐评人，我大都认识，也有个别见面装作不认识的。上海的几位则久闻其名，久读其文，然久未谋面，一直想着要找个相识的机会。
2008年，我的歌剧音乐剧散论《咏叹集》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借去上海办理相关事宜之便，我请《音乐爱好者》杂志副主编樊愉先生代我约请几位一聚一叙。樊愉把我的约请之意告诉了《手记》的主编邵奇青，他按日常习惯，点了几位核心人物。于是，就有了阳春三月某日在南京西路“上海人家”的聚会。
我按时到达，邵奇青、任海杰二位已在座。其余各位陆续出现，我当场签字送书，权作此书的民间首发仪式。点了黄酒白酒各一种后，即开始进入把酒品菜闲聊阶段。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点生疏感也没有，而且可能是借助酒力，桌面上的关系迅速活络，话题无所不包，颇觉有趣。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回想起来亦有收获，这收获仍从当时继续说下来。
邵奇青那年五十有七，身边无妻，有山东大汉的块头，交响爱好者协会会长郑安平未到时，他即自诩“老大”。依我观察，他即便不是老大，也占了三五“大”：一是酒量大，黄、白、啤“三中全会”，不挡也不乱，口头禅是“你喝什么我喝什么”那意思分明是只要你买单，再来点洋的也行；二是嗓门大，直起背来嗓门更大，头腔共鸣甚好；三是文章量大，听过音乐会后，如果有感，文不过夜，至多隔夜即成。那天他几次夸许“青交”。在北京，“青交”这说法是指中央音乐学院的乐队，故我略生疑惑，问之，才明白是说青岛交响乐团。后来又知，他屡说“青交”也有潜台词：青岛72度的白酒“琅琊台”着实不错。
施雪钧，《文汇报》名记者，他主编过该报的“音乐时空”周刊，我很爱读，可惜“时空”为时不长就失踪——取消了。这一点亦令我怅然。《纽约时报》是全世界最“牛”的报纸之一，它的音乐评论版是有很多人要追着看的。中国有本钱能效仿的日报（专业报纸除外），我以为只有《文汇报》。现在的施雪钧，是该报一版主编，然与音乐之缘仍不解不尽，从大牌的、洋人的，到中国的、年轻的音乐家，他都关注。最令我佩服的是他还喜欢原生态，喜欢去深度采访民间艺人！我也佩服他的好酒量。
《手记》责编、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副社长沈庭康几天后也出面宴请，邵奇青又邀诸位回请了我一次，说是送行。却之不恭，只好应允。两次席间，与邵奇青已经有一些合作的事项在商谈，其中最主要的是编辑《手记》的续集。
年末，有“2008中国歌剧论坛”在北京举行，我邀来邵奇青，他在会上放了一炮，《中国歌剧，离中国大众有多远》的发言反应不小。
转年，歌剧《青春之歌》在北京首演，邵奇青受剧组之邀来京。客居未名湖畔那两天，他晨起着一袭白衣在湖边习武，招得不少学子注视侧目。再过年余，他参加了我和王燕在上海的婚宴，专司摄影，兼喝喜酒。之后他来我在上海的住所对酌，看到我家墙上的拙书，立刻提出“求字”。按他所嘱，我为他写了“大道无痕”、“乃文乃武”两种。
奇青亦不以乐评为业，他的兴趣颇广，除了摄影，还好装帧设计，他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设计了几十种书籍封面，《中国乐评人手记》的设计也是他的作品。某日，他告：正在为《丁善德全集》做设计，约我题写书名。我说这过于抬举我，有拉大旗之嫌。他说你的字没有问题，我笑答：人也没有问题，而且与丁家三代人的关系还不错。就这样题签了《丁善德全集》和《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作曲家尹明五在我家，看着全集，又转而看看墙上的字，不解地问：“怎么就轮到你来写丁先生的书名呢？”我告他：“贺老（绿汀先生）的全集是王元化先生写的，丁院长的前一本书也是他写的，若按此排队，这辈子也轮不到我头上！只应邵奇青先生的封面设计方案备受编委方首肯，因此才轮到我。”
岂知，类似《中国乐评人手记》的又一本书（拟名《中国乐评》）又由奇青张罗，亦给我一席。这算不上“轮”，只能说是八仙过乐海，我等乃一仙而已。
乐评人这称谓，方家颇不屑，时有指责，透着恼怒。写乐评者，互相之间也或有青白眼，贬多于褒。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的行当，竟倍受内外挤兑。检视我自己的“乐评”，说缺点，或是弱点，那就是评“乐”的比例太少（这也是我的专业素养不够），然始终是围绕着“乐”或“艺”去评的（也算是扬长避短）。有感而发，有据可凭，点到为止。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心里有数。我关注现象多些，对现象的评论也多些，但总不能叫现象评论，说是“时评”，或略靠谱。虽然现在也被称作“资深乐评人”了，但自己吃几碗干饭，肚子里有多少货，还是自己最清楚。
奇青希望入这本书的文章要多些像麻辣烫般的尖锐，我也有意挑选了自己近十年来偏重批评的一组文章。原想分一下类，又想不如按年编，这样轨迹更清晰。不知各位看官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