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先生孩子后起名”。
看一个生产企业，应当看它的产品是好是坏，市场是否需要，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企业的效益如何，而不应该先定社会性质。有些企业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废钢市场把各地的废变压器搜集起来，把变压器中的剩机油集中起来，把白银分解出来，从集中的油和白银中得到一笔钱，然后再卖废铁。你说它是什么主义？我看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
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以先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的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
这几天你们给我的印象是好戴帽子，每到一处总是先说我这是社会主义的。你们反对别人给你们戴白帽子，你们自己也不要抢戴红帽子。不戴帽子不行吗？温州能把全国各地的破旧化纤搜集起来，经过洗染织成五颜六色的地毯，然后四块钱一平米出售。许多加工厂是家庭作坊，前面工厂后面住家，或楼下工厂楼上住家，生产机器日夜不停，父母妻子轮换上班，紧张得很，辛苦之极。你说他这种精神该不该提倡？国家要富强，生活要改善，就得有这种干劲、拼劲、苦劲。
《听取温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19日）
附：
温州感怀[1]
一
十五年前到温州，
姓氏名谁论不休。
官员害怕走错路，
百姓担心路回头。
二
古稀之年旧地游，
新兴城市遍地楼。
改革发展是榜样，
瓯城美誉满全球。
三
转瞬再过十五年，
诸君健在我难还。
后人谈及今日事，
何为鬼来何为仙。
四
老夫一生坎坷多，
满腔热血随事说。
不愿回首当年事，
只想开心与吃喝。
呵呵，呵呵，呵呵……
有些人喜欢给经济形式贴上主义的标签，这是不科学的。
许多外国朋友关心私营经济的命运。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改革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其中包括私营经济。有些人喜欢给经济形式贴上主义的标签，把大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划为社会主义经济，而把私营、个体经济则列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不科学的，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而农业改革的最初内容就是以责任制的方式把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这对中国农村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今天人们仍承认它是正确的，如果对此又划分什么主义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在接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的讲话》（1990年6月16日）
单纯以经济所有制形式鉴别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于简单，不符合目前的情况。
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比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提法好。“四清”[2]时我们就叫社会主义教育，但搞不好，姓“社”姓“资”的问题又出来了。单纯以经济所有制形式鉴别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于简单，不符合目前的情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不能说规模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非规模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下去，老百姓吃不饱，一肚子气，怎么坚持？基本路线教育是什么教育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经济建设不放的教育，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不能离开“一个中心”去讲“两个基本点”。
《听取延安地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4月20日）
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哪一种所有制形式适应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不是凭空地制造出来的，也不能凭空地被消灭掉，都有它发生、发展、消亡的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过来说，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则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情况，看它是保护、促进还是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是保障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条件。但是，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总的来说，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发展又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全民、集体和个体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究竟哪些单位、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哪一种所有制形式适应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否优越，不是看它是否大，是否公，而是看它是否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凡是能促进生产发展的，便是优越的、进步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便是落后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适应”或“不适应”，过去老是讲，凡是大的就是先进的，凡是公的就是先进的，凡是国有的就是先进的。以前搞人民公社，曾片面强调“一大二公”[3]，弄得很多地方农民吃不上饭。最近两三年，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和推广了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假如用过去那种旧的观点看，这是落后的。而事实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种责任制既适应当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集体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1982年12月10日）
简单地以私有经济比重来确定社会性质是不科学的。
简单地以私有经济比重来确定社会性质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经济比重是加大了，但不能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如改革开放以前了。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比重都很高，它们的社会主义却垮台了。
批评温州的人也说温州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就是搞了资本主义。他们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指温州经济多是非公有制经济。我国农村改革后，公有制经济比重小多了，但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你能说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吗？应该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搞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原因是什么可以研究，但这样的事实不少。非公有制经济搞多了吗？我看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说过，中国的国有经济很大一块要让给非公有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觉不自觉、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搞得好，是积极退却，可以收回一大笔资金；搞得不好，节节败退、溃退，会付出很大代价。对此我有一套想法。
《听取温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19日）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看得纯而又纯，清而又清，处处割“尾巴”，搞“大锅饭”，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存在着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从主观意识出发，硬性地要消灭这些因素，不仅不现实，而且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这个初级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个体经济、租赁、雇工等，尽管具有某些非社会主义的色彩和因素，但从现阶段来讲，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看得纯而又纯，清而又清，处处割“尾巴”[4]，搞“大锅饭”，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发展个体经济，实行租赁承包，允许雇工，头脑是清醒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加以限制、引导的措施和规定，不是不加控制地任其发展。
《同天津警备区部分干部战士的对话》（1987年6月16日）
就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或主张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走向集体经济，但是现在无论如何不能伤害个体经济。
毫无疑问，就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或主张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走向集体经济，但是现在无论如何不能伤害个体经济。有些提法本身是正确的，但说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十分周全，免得产生误解。比如说，在谈到规模经营时，要十分注意不能勉强，要注意那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要坚持在自愿的基础上，并切实做到给人们带来更多好处。在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要注意农村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轻易把农村经济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有的地方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就其本意来讲也许是好的，但要十分小心，不要给人们造成误解。过去“四清”，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自由市场上东西很多，而相当多的是农民和个体户起早贪黑生产和送来的啊。我们到农村庭院看看，前前后后都充分用来种植、养殖。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在农村，当前要特别注意稳定和完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发挥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作用，绝不能否定个体经济。要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件事情。一旦农村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或者说农民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发展感到有什么政策上的威胁，发生了动摇，出现了混乱，那将是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对此全党必须有很清醒的认识。要警惕再出现那种把农村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错误做法。
《在河北省六大班子成员座谈会上的讲话》（1990年1月6日）
要承认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承认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苏联人均国民收入6000卢布、折7000多美元，我国不足300美元。但是，他们吃的、穿的、用的都买不到，而我们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的供应比较充足，毫无疑问，这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相联系。要注意防止片面性。对个体经营关键是要加强管理，主要是做到有照经营、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对改革的各项政策，包括市场调节、多种经济成分、承包责任制等，都要总结经验，逐步完善，但在工作中必须十分慎重。
《考察广东时的谈话》（1989年9月9—14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它理解为一种策略是不对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它理解为一种策略是不对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社会主义搞多长时间，过去并不明确。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要搞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孔夫子到现在才多少代呀？我们过去的教训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把社会主义看得简单看得短了。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是相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大的历史发展阶段讲的，是笼而统之讲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列宁搞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地方首先取得胜利，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开始条件就不一样。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成功了，东欧几个国家成功了，中国也成功了。按照列宁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穷的。这些国家的人们正是因为穷，不满意原来的社会制度，才支持共产党夺权。如果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还不搞经济建设，天天瞎折腾，人民生活老富裕不了，人们不满意，最后必然会抛弃这样的政权，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结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由此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生产关系，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在会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成员时的讲话》（1997年12月）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我们的明确政策。
总的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我们的明确政策。由于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起步点不一样，发展的具体路子不可能整齐划一，但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这个“大圈圈”管着。当然，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要沉住气。目前这点个体户没什么了不起。你要是不喜欢，只要稍微一喊，他就吓得把门关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把他搞掉很容易，让他健康发展起来可就难了。
《听取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21日）
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
北京对温州的说法很多，说温州很乱，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温州什么都有，等等。我这次来是想直接体察一下，是非曲直你们比我更清楚。省市一级领导，和基层干部比更了解中央精神，和中央领导比更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常讲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就是原则，而且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对中央负责和对基层负责统一起来很难，但这是省委的责任。我不是说温州一切都好，我和刘锡荣[5]同志谈话也批评了大建陵墓的问题，但总的应该说那里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也比较稳定。温州的基础很差，没有什么资源，国家没给投资，交通也不发达，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开始时北京说的多是坏话，小平同志支持才过了关。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是要省委负责。
《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1991年5月21日）
给那些真正坚持改革的人一点支持，给那些攻击改革、想把温州弄垮的人增加一点阻力。
我这次还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温州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温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上次我来温州，正是外界对温州说法颇多的时候。说好的也有，说坏的也有，但说好说坏的情形不同。说温州不好的人可以在会上说，大声地说；而说温州好的人只能在会下说，小声地说。我当时怀疑，温州不可能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坏。因为这当中不少人本来就有起哄的习惯，而某些“左”的人总是喜欢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按照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判断标准，一篇文章就把一个地方说得一无是处。于是，我决定自己来实地看一看。临行的前一个晚上，我到一位老同志家去，告诉明天去温州出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去？现在去讲什么呀？你怎么讲都不对。我说想去了解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并相机讲几句实话，给那些真正坚持改革的人一点支持，给那些攻击改革、想把温州弄垮的人增加一点阻力。
那次，也是刘枫[6]同志陪我。一到温州，我还没有说什么，市委书记刘锡荣同志就反复地给我解释，这个企业是社会主义，那个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来回地这么说，明显感到他心里有想法。这次来，情况不同了。现在在北京，一说到温州，就说那地方好啊。到了温州，更能感到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当时那种担忧、那种没有底的心情确实没有了，大家想的都是如何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觉得温州能有今天的局面很不容易。希望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抓住机遇，把温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搞得更好。
《同温州市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座谈时的讲话》（1998年4月17日）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守法经营富起来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光荣的。
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守法经营富起来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光荣的，是应当尊重、鼓励的，我们应当真心实意地希望并且帮助他们发展起来。但是，目前有些同志仍然用过去的观点，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视为一种消极的、暂时的权宜之计，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看作异己力量，不希望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的发展。
《同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9年1月20日）
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也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富裕起来的人们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有钱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钱以后究竟干什么？一方面，要继续推进自身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帮助别人发展，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多办一些好事善事。过去常讲“富人一餐饭，穷人半年粮”，现在一餐饭花一万块钱不算新鲜，一万块钱可买多少粮食，够一个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群众吃多少个半年？为什么不能在吃饭上少花点钱，多帮助穷困的人办点儿善事？孟子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你若帮助别人，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当你发财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替你高兴。如果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你越发财别人越穷，别人就不会支持你，你的发展也不会顺利，你的心情也不会舒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也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富裕起来的人们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这既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经济不平衡、生活不平衡现象的一种措施，也可以使那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心理上平衡。这就是既用政策的手段克服两极分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同时又用道德的方法解决不平衡问题。
《在会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时的讲话》（1998年10月7日）
注释
[1]2006年11月23日，李瑞环同志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陪同下到温州考察。晚饭时，温州的同志非常热情地回顾了1991年李瑞环同志到温州考察的情景，李瑞环同志颇有感触，即兴呼了几句“顺口溜”。
[2]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5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
[3]指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人民公社的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公有化程度高，简称“一大二公”。
[4]即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农村中个体劳动、自留地等都当成资本主义因素加以限制和取缔。
[5]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6]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