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缘起

当2001年年底决定从德国回国跟随茅海建老师从事实证史学的研究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会从事晚清海关史这样的课题。我更不知道的是，在我的面前，横亘着一座座高峰。几乎可以从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开始说起，在他的后面有魏尔特（Stanley F年Wright，也有译作“莱特”的，“魏尔特”是其中文名）、黄序鹓、贾士毅、汤象龙、陈诗启……

我是在第一次进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海关档案的。当时我为如此之多且详尽的档案感到振奋，于是便开始查阅起来。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档案中的记载似乎与前辈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出入——在海关体制方面和财政收支方面。于是，我就在档案馆中继续查阅。

暑去寒来，我在档案馆的查阅不知不觉过去了五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参加工作之后，我还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亚非学院等机构查找资料。

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些后怕，在开始查阅档案的第一年中，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是否能有结果，更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万幸的是，由于一史馆在整理档案时打破了军机处录副奏折原本按月打捆的传统，而是按照十八大类（注：故宫档案（也称大内档案）的分类在1949年前后有很大的变化。1949年前的情况不在此赘述，此后，在1958年有一个巨大而且影响到现在的重新分类。当年4月至9月，国家档案局发动各高校文史专业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将内阁红本、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等档案按内政、外交、财政、军务、农业、交通、工程、文教、农民运动、民族及宗教事务等十八大类分类。具体地说到军机处录副奏折，就是先按朝年分开，各朝年之下再分为十八大类，各类之下再区分为若干属类。（参见秦国经：《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六十年》，见《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笔者的主题材料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的“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关税项”。这种分类曾引起很多争议，也给很多利用者造成困惑和麻烦，但无论如何，笔者是受益者之一。）的分类方式进行分割，于是所有洋关的档案和其他榷关的档案混杂在了一起，奏折按照朝年混杂在了一起。这样，我在看档案时就突破了洋关、常关的界限，突破了1840年这样一个近代、前近代的巨大分界线。于是，我将海关放在了榷关的视野之下考察；于是，我抹平了人为的时代鸿沟。

原本，我抄录的档案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字部分，即各榷关的奏销折和朱批；一部分是数据，即各榷关的奏销清单。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曾试图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分成海关制度研究和财政收支两部分。后来发现，其实这是“贪多嚼不烂”。因此，我觉得先出版关于晚清海关体制的这部分，以求先行澄清对晚清海关体制的一些误解。

后世的研究者在看待历史时，总不可避免地带有他所在时代的眼光：在发现历史人物无法察觉的问题时，也常常会将后世的理解加诸历史。晚清海关的研究也同样如此。与当代的海关不同，明清以来的榷关（包括后来的海关）担当着后世的税务与财政的职能。具体地说，在财税方面，晚清的海关职能包括估税、收缴税款、保管税款、分配税款。后来税务司逐步拓展的权力——海务—港务、贸易统计、外交等——都是游离于海关监督权限之外的。辛亥革命时期，税务司趁机攫取了原属于海关监督的税款收缴、保管、分配等权力。而民国之后的这种印象却常常被叠加到了晚清海关的身上。历史的误会由此形成。

二、前人研究及已刊史料

关税作为晚清财政重要来源，在清代就已受到相当的关注，但除了一些只言片语的论述和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断语之外，甚少较为全面的探讨，更没能以详尽的数据为基础而展开讨论。（注：可能是传统的不同，研究欧美近代经济或金融问题的学者常利用小册子等相对集中而详细的资料对某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研究，而清代则甚少专门的书籍对某些经济或金融问题展开大篇幅的讨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多是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只言片语。这样的资料背景不仅造成研究难度的加大，也使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很难得到后世研究者的理解，甚至造成了误解。但也有著述仍可见光彩，如杨楷在《光绪通商列表》（1886）序言中曾论述到：“国家财赋出入之数，岁有常经。自设关通商以来，华洋税额骤增一千数百万。迨至今日，凡京饷、协饷、出使外国、南北洋海防经费及税关洋人薪俸，一切支销之款，靡不取给于是。自同治壬申平回之役，及前岁中法之战，先后贷洋人银二千余万，皆从各关按年加息分还，于是关税不支，日以告疲。迩者，朝廷整练海军，首筹巨饷。当事始议加捐洋药，适英以法取越南，恐法独擅西南通商之利也，急谋从事缅甸，以通滇道；又以俄进兵阿富汗，并有窥伺印度之意也，欲结中国之援，俾国无东顾之忧，而得以全力抗俄。于是特允中国加抽洋药厘金。”在我看来，这是对关税收支比较准确的阐述。）

真正开始全面讨论海关问题则始自民国。随着关税自主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探讨海关的书籍和文章大量增加，根据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注：该书1931年由上海人文编辑所出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的《中国金融经济史料丛编》第2辑收录，大陆上海书店1996年的《民国丛书》第5编第36册也收入了这本书。）一书第十八编的统计，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十九年（1913—1930）出版的书籍达31部，文章则达304篇（注：该书作者主要收集的是发表于《银行周报》上的文章，所以遗漏的可能很多。）。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当数黄序鹓的《海关通志》（注：北京，共和印刷局，1917。），武堉干的《中国关税问题》（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常乃德的《中国财政制度史》（注：上海，世界书局，1930。），金体乾的《海关权与民国前途》（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我所见的版本为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贾士毅的《关税与国权》（注：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处，1927。），李时权的《中国关税问题》（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国外出版的主要研究著作有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研究》（注：东京，北文馆，1915。），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注：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我所见的版本为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所收的李达译本，书中未著中译本的出版时间。），魏尔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赫德与中国海关》（注：Stanley F年Wright，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1843—1938，Kellyand Wales，Limit.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1938.后由姚曾廙译，名为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Stanley F年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William Mullan& Son Publishers，1950.后由陆琢成等译，戴一峰校，名为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注：Hosea B年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Empire，Kellyand Wales，Limit.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vol年1，1910；vol年2，3，1918.该书后由张汇文等译，1957年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陆续出版。）。

若对这个时期国内外的研究进行比较，我个人以为，此时国内的研究大多还比较粗糙，问题主要集中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史料搜集也欠全面，但同时也有足以流传后世的成果，如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郑友揆的《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注：这些文章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集中收进《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77）。）而国外的研究由于马士、魏尔特曾为税务司而将目光集中于赫德本人，形成了中国海关史中的“赫德神话”（详见本文第一章第二节），这种将赫德及其税务司视为近代海关核心的研究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路向。吉田虎雄、高柳松一郎两书则属早期的研究，内容似过于简略。

此后数十年，研究著作较少，但多为精要：彭雨新出版了《清代关税问题》（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10种（注：这套丛书是当时著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领导者是千家驹。原计划出15种，但由于种种原因1957年至1965年间只出了10种，即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五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六编《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第七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八编《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九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十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第十二编《中国海关与邮政》，第十三编《中国海关与邮政》，第十五编《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这套丛书在1961年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起改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再版。），加拿大学者葛松出版了《李泰国与中英关系》（注：J年J年Gerson，Horatia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1854—1864，1972年由哈佛东亚研究丛刊出版，中文版为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邝兆江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陈诗启为首的厦门大学的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异军突起，召开了三次中国海关史国际研讨会，而海关档案中所含的晚清以来大量社会经济史料，也引起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兴趣，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增加。主要有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注：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中国近代海关史》（注：此书曾以《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先后于1993年和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再出合集《中国近代海关史》。），戴一峰的《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连心豪的《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汪敬虞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卢汉超的《赫德传》（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在这些研究中尤以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最为引人注目。前者是作者在50年前收集的资料基础之上的整理成果，是目前对清代关税财政数据最完整的整理。汤象龙先生的研究无疑为日后海关史、财政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后者对以赫德为核心的税务司的发展史进行了全面描述，与魏尔特不同之处是，作者运用的资料除了税务司本身的材料之外，还有大量中方的材料，并揭示出税务司对中国关税自主权和中国晚清政治的危害性。

以上为海关史研究状况，下面叙述与关税收支问题相关的财政史研究状况。

关税的支出主要由海关监督所掌控，因后来未曾有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分散，其研究也就变得比较困难。虽然近代财政史研究者大多论及关税，但仅讨论关税的收入，而甚少涉及支出状况，如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该书名为《民国财政史》，但其中关于晚清时期财政状况有相当篇幅的回顾。）、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此与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出版后学界对厘金收支分析不断深入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对比。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出版后情况有所改变，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邓绍辉的《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都利用了汤象龙先生的研究，探讨也有所深入。

可能与当时日本对中国财政研究较为深入有关，日本对中国海关的研究多是作为中国财政的一部分来进行。最重要的有：木村增太郎的《中国财政论》（注：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该书对关税进行了讨论；滨下武志完成了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注：东京，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1989。中译本：高淑娟、孙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对晚清之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冈本隆司的《近代中国之海关》（注：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该书前半部涉及晚清税务司制度的起源，后半部则专注于关税与历届政府的财政关系。

三、档案情况

晚清海关分成税务司和海关监督两个部分，其档案自然也在两个官僚系统中生成。

税务司系统的档案又分为各地税务司的档案和总税务司的档案。各地税务司的档案除了因战争等原因而遭毁坏的部分外，遗存的多保存在现在的各个海关。厦门大学一些研究成果利用的就是厦门海关所保存的档案。总税务司档案除了一部分被运到英国和美国外，剩余部分原保存在中国海关总署，20世纪80年代因一史馆拒绝接收而转交给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正与剑桥大学合作整理。由于历史的原因，税务司系统的档案多为海关研究者所利用，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本文因主旨不同，甚少直接使用税务司系统的档案，写作中涉及税务司时主要依靠已有的研究成果。

海关监督系统的档案可分成三个部分，即各海关监督档案、各地督抚档案中涉及海关的部分和中央机构档案涉及海关的部分。就目前保存情况来看，各地海关监督档案还有部分是保存完好的（如江汉关监督的档案，保存于武汉市档案馆），但不对外开放；地方督抚衙门的档案，就目前所知，基本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的。保存较好的是一史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户部—度支部档案、税务处档案。构成我这篇论文资料主体的，就是一史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注：户部—度支部档案本应保存关税收支的档案，但因户部数次大火和1900年日军焚抢，现存的档案中关税奏销咨文已经保留甚少，而奏销清单则基本没能找到。朱批奏折只有奏折（片）本身，而没有所附清单，使笔者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朱批奏折不完整，缺失太多。税务处档案保存相对完整，但该机构于1906年成立，只有5年资料。）其中主要有两项：一是关于海关的折片，二是关税奏销清单。后者是督抚关税奏销奏折的附片，说明关税收支等具体数字，对我日后希望研究的关税收支数据分析而言，更为重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我所使用的以上两项档案，原件存于一史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关税项”。20世纪20、30年代在汤象龙先生主持之下曾抄录过的军机处此类档案，其数量超过我现在所能看到的档案。（注：在一史馆的资料查找过程中，我发现当年汤象龙抄录的档案数量远超过我能看到的档案，其原因不详，有可能档案有所缺失，也有可能因分类错误而今难查其踪迹。）该抄档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但有缺失。（注：对于抄档丢失的问题，笔者曾请教过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王砚峰馆长，据他所知，由于这些资料曾有过多次搬迁，加之此前的目录保管不完全，何时、何处丢失已不得而知。）该馆所藏汤象龙先生根据抄档整理而成的《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更显珍贵，这些报告表是汤象龙先生等人当年对抄档整理的结果，由于原有部分抄档的丢失和原档的不完备，这些材料已成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数据来源。然而我对抄档、报告表的相关核校工作还在进行中，本文仍以军机处录副奏折为主，其他材料作为补充。

四、本文基本结构

前人的研究已是如此高深与宽广，留给我这个后生晚辈的空间并不太多。但他们的研究为我提供了许多思路，引我继续向前，仿佛黑暗中的路灯。本文可以说是站在前辈学人的肩膀上的成果，但我不能确定是否真能看得更远。

第一章我将通过对粤海关监督一份奏折的分析，试图展示长久以来为很多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海关监督究竟承担着何种职能？继而对海关史主要研究著作进行梳理，看看海关监督如何被学界所忽略。

第二章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这套体制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体制多由此衍生而来——尤其是主要针对南洋与西洋贸易的粤海关的管理体制。

第三章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粤海关的外贸管理体制。在考订粤海关监督的任期和出身之后，笔者分析了奥海关监督的基本职责，并指出了十三行商人的部分官方职能——承担部分估税职能，这种制度对理解日后的海关制度至为重要。

第四章是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对清朝贸易体系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就是粤海关监督体系的终结，领事担保制、三国委员会和税务司体制的初步建立。

第五章是关于清政府对通商口岸权力体系的调整。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开埠之后纷繁复杂而又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也是为了调整自税务司设立之后对海关的控制，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大多设立海关道以控制局面。本章即以东海关和山海关为例说明清政府的基本考虑。

第六章是关于海关二元体制基本情况。真正开始确立海关监督和税务司之间权利划分并确保税务司地位的事件是《北京条约》赔款的偿付。海关监督内部有一个完整的管理机构，而其设置也与税务司有很明显的针对关系。

第七章是关于二元体制的终结。二元体制的弱点使得在辛亥革命中海关监督应对不得力，而得到列强支持的税务司系统以保护外国债权人的名义攫取了原属于海关监督的关税收纳、保管、支配诸项权力，二元体制自此终结。

最后是我的初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