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影响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分析

我们首先在简单回归方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企业特征与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借以考察企业特征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关注的几类影响因素包括：（1）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工资制定以及员工生产率考察方面存在着较强的差异，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差异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中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1998年以来，包含多种性质资本的股份制企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与大多数研究中将企业直接归入某种所有制类型的做法不同，我们用各种性质的资本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来对此进行度量，包括国有资本占比、外资占比、港澳台资本占比、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2）企业规模。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较大规模的企业有可能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与小企业相比，较大规模企业在商品市场上的市场力量以及内部管理模式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其工资的制定过程。陈凌等（2010）利用浙江省收集的企业与员工相匹配的数据发现，即使控制了企业所处的地区、行业以及职工人力资本后，企业规模仍然对职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分别用企业的注册资本、劳动力人数以及销售额对企业的规模进行度量。（3）企业的生产技术，我们用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即固定资产和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对此进行度量。很多学者通过对中国制造业或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的方法都发现资本深化对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主导作用。例如，涂正革、肖耿（2006）发现，1996—2002年间中国38个工业行业大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中，资本深化的贡献平均每年为12.9%，而技术前沿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则平均每年仅为7个百分点。但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资本深化的贡献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其中2002年其贡献仅为6.9个百分点，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则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在2001年、2002年分别达到19.8个百分点和29.0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同期资本深化的贡献。在陈凌等（2010）的研究中则发现企业规模对职工工资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技术水平来发生作用的，即大企业更可能拥有更高素质的员工和较高的技术效率，从而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4）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Bernard和Jensen（1995）较早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利用1976—1987年间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比非出口企业高约1/3，并且这种差异在大企业中还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出口企业的劳均报酬也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自从Melitz（2003）将国际市场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从而可能导致更有生产率的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出口的思想模型化以来，较多实证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证实了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Lu（2010）同样利用1998—2007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以Melitz（2003）模型为代表的强调生产率较高企业才会选择参与国际贸易的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结论看似相悖，但国内制造业市场高度同质化所导致的较国际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可能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我们采用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的比例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刻画，并考察其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

表4对这些变量的统计分布进行了描述。其中，从资本构成上看，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中私人资本占比和法人资本占比是最高的，平均分别达到26.8%和14.4%，而其余几种类型的资本占比则相对较低。进一步分年份来看，如图6所示，在1998—2007年间，国有和集体资本的平均占比呈下降趋势，其中国有资本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平均占比从1998年的14.98%下降到2007年的1.04%，集体资本也从1998年的21.72%下降到2007年的2.09%。而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则是私人资本，其在制造业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平均占比从1998年的12.42%上升到2007年的30.78%。而外资及港澳台资本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平均占比则基本都稳定在4%左右。制造业企业资本构成情况的这种变化，与1998—2007年间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的进程息息相关，计划和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进一步下降，市场化程度继续提高，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也保持相当的力度。

表5报告了在方程（1）中加入相关变量与企业劳动生产率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我们同样分别尝试了使用企业的劳均增加值和劳均工业总产值，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这里我们仅报告使用企业劳均工业总产值作为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度量的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加入了各种资本占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借以考察不同资本构成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我们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来看，国有资本占比、外资占比、港澳台资本占比的提高是有利于加强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向相关性的，而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的提高则不利于这种相关性的加强。分年度回归得到的结果基本没有太大的波动，如图7所示，在1998—2007历年，外资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始终是最大的，即外资占比的提高会使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更趋于同步变化，这与一般直觉是一致的，外资更注重效率与绩效，外资份额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筛选效率较高的员工，并按员工表现来支付工资。港澳台资本占比以及国有资本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在1998-2007年间也都全部为正。其中，港澳台资本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系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与外资基本一致，仅仅只是在系数大小上不及外资，显示这两类资本在决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联上可能是以类似的机制发挥作用的。而国有资本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也为正似乎有些让人意外，尤其是2002年以后，国有资本占比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港澳台资本占比，与外资占比的影响也较为接近。而私人资本、集体资本和法人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则持续为负。

在第（2）至（4）列中，我们分别用对企业规模的三个度量，即企业的注册资本、雇员人数以及年销售额，在取对数值后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数值做了交互项，考察企业规模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相关性之间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即企业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越强，大致而言，规模大1个百分点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性高0.01个百分点。在第（5）列中，我们用以劳均固定资产对数值度量的企业资本劳动比与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来考察企业的技术构成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均固定资本较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较强。在第（6）列中，我们考察了企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比例带来的影响，发现平均来看，出口比例越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对数值与工资对数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越强。

上述分析只是分别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单独影响，事实上类似于二元分析，其局限性显而易见。然而在上述框架下如果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事实上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分析问题，因为劳动生产率本身并不是工资的一个相对外生的决定因素，其本身就是被很多同时影响工资水平的企业层面特征所决定的，如果在方程（7）中加入企业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那么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所反映的事实上就不再是初始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了，而是剥离了控制因素后，劳动生产率中的剩余部分与工资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不同因素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下面采用另一形式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我们通过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差距，即按照式（6）定义的两者的比例G，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来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将利用如下形式的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企业层面特征及其他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

这里，CSit为各种属性的资本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Scaleit为度量企业规模的变量，即企业注册资本对数值、雇员数量对数值或者年销售额对数值，Techit为企业劳均固定资产对数值，Expit为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年销售额的比例，Dprov、Dind和Dt仍然分别是企业所在省份、两位数制造业行业以及年份的哑变量，εit是扰动项。我们仍然采用OLS回归，表6报告了回归结果。这里我们仍然只报告了用企业年工业总产值与年应发工资总额比值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但使用企业年工业增加值与年应发工资总额比值的对数值得到的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此外，企业规模的三个度量，即企业注册资本对数值、雇员数量对数值以及年销售额对数值各自得到的结果差异也不大，因此表中我们只报告了采用企业年销售额对数值得到的回归结果。

在前四列中，我们首先尝试将上述各影响因素逐一放在回归方程中。我们发现，企业的规模以及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正，即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资本劳动比较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较大。而出口交货值占企业销售额比例的系数则显著为负，即对出口市场依赖较大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比较反常的结果是，企业各种资本构成的系数全部为负，这似乎显示这里列出的各种属性的资本占比都倾向于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更为接近。然而，当我们将上述解释变量同时放进方程时，结果就有了变化，如第（5）列所示。国有资本占比、外资占比以及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的系数则变成显著正。这说明，企业资本构成对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与企业层面其他特征具有相关性，在第（1）列中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因为不同资本构成的企业在其他方面特征的不同，而简单回归并没有控制这些差异从而导致了遗漏变量偏误。

在同时控制了多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国有资本、外资资本以及港澳台资本在企业注册资本中占比的提高会使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比值更低，其中国有资本占比系数的绝对值最大，达到了0.707，即平均来看，国有资本占比提高1%，将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值下降0.707个百分点，而外资和港澳台资本的这一效应则分别是0.327和0.268个百分点。尽管国有资本和外资以及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符号是一样的，但两者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渠道很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国有占比较高的企业虽然更可能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国有体制的遗留影响等原因，其工资水平可能被压低得更多；而外资占比较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可能更高，但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也更有可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水平。在表7中，我们简单比较了国有资本占比高于50%和低于50%，以及外资占比分别高于和低于50%的企业样本的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难发现，国有资本占比较高的企业，其平均工资水平比国有资本占比较低的企业低约30%，但其劳均工业增加值和劳均工业总产值则都平均低约55%；而外资占比高于50%的企业工资水平则比外资占比低于50%的企业工资水平高出约43%，但其劳动生产率则仅高出了10%左右。同时，如果进一步分年份来看，如图8所示，在1998年时，只有国有资本占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余性质资本占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然而到了1999年及之后的年份，外资与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也下降至显著为负，并且负的数值越来越大，下降趋势在2000-2002年间尤为明显。外资和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随时间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变革过程中的转变。私人资本占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差距的影响在1998-2007年间一直是正向的，而法人资本占比的影响则在1998-2002年间有所下降，但符号基本持续为正。而集体资本占比的影响在1998-2007年间也是持续下降的，并且从2003年开始，其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由正转负。

在同时控制上述变量后，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以及出口份额的系数变化不大，并且对不同年份的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异。以年销售额对数值度量的企业规模的系数为0.235，即平均来看，年销售额高1个百分点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值平均来看会高0.235个百分点。结合表4的结果来看，大企业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的幅度较大，同时另一方面其支付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向相关性也较强，这与我们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往往使得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而大企业往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其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支付的比较上更具优势，也更具备根据员工生产率水平来制定工资的可能。与之类似的是企业劳均固定资产的系数，其绝对值为0.108，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企业劳均固定资产高1个百分点，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例将高出约0.1个百分点。资本密集的企业显然将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资本的相对优势地位使其对回报的要求更有可能被满足。企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比例的系数则为-0.3左右，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对于出口越依赖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越小。

表8总结了我们实证部分的主要结论。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资本，其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和对两者之间差距的影响基本是相反的，其中，平均来看，国有资本占比、外资资本占比以及港澳台资本占比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两者之间差距的影响则显著为负；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的影响则正好相反，其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两者之间差距的影响则显著为正。企业出口占比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差距的影响也正好相反，其对两者间相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两者间差距的影响则显著为负。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劳动资本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和差距的影响则都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