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修订过的NEP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表明，虽然该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但是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说，部分项目的分辨力系数过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存在缺陷、因素分析中的主因素还不够突出、预测效度也相对偏低等。因此，如果在中国测量公众环境关心时，照搬修订过的NEP量表是有一定问题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量表略加改造，还是可以提高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从而使它成为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一个重要工具的。

前文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改造修订过的量表的基本方向。通过分析可知，第4项和第14项不仅分辨力系数低，而且内部一致性系数也低，在因素分析中，对未转轴的第一因素的负载也低；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在15个项目中，如果删除这两个项目，是可以提高量表的alpha系数的，并且删除这两个项目之后，如果再删除任何一个项目，都会导致量表的alpha系数降低(参见表1—5)。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修订过的NEP量表中删除第4项和第14项。

表1—5修订过的NEP量表与删除其第4项和第14项后的量表比较(2003，中国)

事实上，删除这两个项目之后，不仅量表的信度系数alpha从0.708提高到0.727，而且，量表内部一致性也有明显改进，校正过的Ri-t值整体有所提高，其范围是从0.25到0.43。因素分析还表明，虽然还可以抽取两个因素，但是在未转轴之前的第一因素解释了项目中总变异量的24.45%，所有项目对该因素的负载都较高(从0.29到0.62)。与之相比，第二个可以抽取的因素只能解释变异量的14.35%。从特征值看，第一因素和第二因素分别是3.178和1.866，差距也比较明显。这样，量表的主要因素更为突出了，按照邓拉普等人的看法，也就可以更好地说明量表的一维性。

整体上看，在删除第4项和第14项之后，量表的效度也有所提高。

就建构效度而言，按照前述检验方法，年龄、文化程度与量表分值继续呈显著(显著水平：0.01；2-tailed)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是0.115和0.333。虽然可以看出年龄与量表分值的相关系数略有下降，但是文化程度与量表分值的相关系数却略有上升。

就预测效度而言，量表分值与上述“对中国环境状况的认知”、“对政府环保政策的支持”、“个人环保贡献意愿”以及“个人环保行为”四个变量之间继续呈现显著(显著水平：0.01；2-tailed)的正向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345、0.208、0.255、0.222。量表的预测效度比删除第4项和第14项之前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

因此，笔者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建议：在中国应用邓拉普等人修订过的NEP量表时，有必要删除其第4项和第14项，只保留剩下的13项。虽然这样量表项目的方向性有些失衡(8个正向项目，5个负向项目)，但是并不损害量表的内容效度。实际上，它仍然包括了邓拉普等人所提出的5个方面内容，只是对于人类例外主义的看法的测量，由原来的3个项目减少为1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删除第4项和第14项，可以比较明显地改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当然，如果再有进一步的调查对此进行检验，那是最好的。

由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局限在城市地区，有关环境关心的调查内容又是作为调查问卷的B卷出现的，并且损失了部分样本，这些都有可能对本研究所用数据造成一定的损害。鉴于此，今后如能在全国城乡范围内开展专门的环境关心抽样调查，可能将更为有效地检验已有的测量环境关心的工具，并发展出更好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测量工具，从而为准确捕捉和分析中国公众的环境关心，为推动环境关心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应用，做出更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