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几经周折，本书终于付印了，这应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笔者却开心不起来，因为实在是觉得有点太拖延了。在此，笔者带点回忆的色彩对本书作一些介绍，以便读者进一步阅读。

一、环境关心研究的重要性

要说本书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2003年。对于彼时已有记忆的人来说，那个年份注定是终身难忘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几乎让全国人民在一段时间内都身处不安、焦虑乃至恐惧之中。但是，这场灾难也唤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风险意识，成为转变发展观、推动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对于那些彼时尚无记忆的人而言，最终也将了解并记住那一年、那件事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对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设计、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与重建，乃至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对完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视、对各项社会事业的推进、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与转变，都可以说与“非典”事件所唤起的风险意识有关。如果没有显著增强的风险意识作为采取行动的驱动力，一些社会变革可能会再迟缓些。由此可见意识对于行动的重要性，尽管它在本质上决定于存在。本书研究的缘起和基础资料都与2003年密切相关，这在后文将进一步阐述。

本书主要研究公众(局限于市民)环境关心。在不同的文献，“环境关心”也被用作“生态意识”、“环境态度”、“环境意识”等。为了与国外同类研究更好地对话，我们在本书正文分析中更多采用的是“环境关心”的概念。尽管不同的概念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我们未加深究，基本上把它们看作同义词，即都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以及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在下文中，我们有时会混用“环境意识”、“环境态度”与“环境关心”的概念。

我们之所以专门研究环境关心，就是因为认识到了它对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对于环境关心的研究解释了环境问题的“主观”层面或者“社会”层面，它可以与客观的环境监测数据相对照，共同反映一个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状况。通常，环境状况的改变自身是一个物理化学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是否构成必须通过社会努力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则取决于社会对这种状况的“定义”。而环境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定义”的状况。对于环境关心的研究是环境问题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种研究有助于揭示一个社会中究竟将哪些环境状况视为“环境问题”，或者说特定的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显然，没有这一部分的研究，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就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其次，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环境保护的行动是否发生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必要的环境关心水平是行动发生的前提。可以说，有了必要的环境关心，不一定必然地导致环境保护的行动，因为从关心到行动的转化还受到制度安排、文化环境以及特定情境等的影响；但是，没有必要的环境关心，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环境保护行动。所以，我们重视对环境关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社会成员关心环境问题、支持环境保护的程度，从而促进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更好的理解，同时得到有关提升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规律性的认识，以便更好地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再次，环境破坏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所以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也要依靠人类自身的行为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自觉地关注环境状况并支持环境保护。因此，从环境保护工作的角度来看，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确定社会中哪些成员更为关注环境问题、更为支持环境保护，以便把握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为扩大社会基础、识别环境保护的社会动力以及更加有效地培育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提供重要参考。对于公众环境关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着眼于此，并对此有着积极贡献。

此外，环境政策对于促进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很多的研究者因此更加强调开发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但是，任何政策工具如果最终没有与公众的行为有机结合起来，就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外部政策的强制只有转化为行动者的自觉意识，才有可能切实体现在行动的改变上。我们在社会转型期所推动的很多环境保护政策都具有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强制性约束的特点，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遭到扭曲，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应有作用。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与行动者的环境关心水平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到行动者的环境关心状况；而通过研究得出有关环境关心成长的科学认识，则有助于促进环境关心，创造自下而上、自内而外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

最后，相较于制度主义的观点，研究环境关心实际上体现了对社会行动者自身的关注，看到了行动者自觉努力的价值，展示了一种通过积极行动以促进环境保护的倾向。虽然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变革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分宣扬这一点，就走向了结构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导致两种消极的社会后果：一是让公众觉得变革的难度太大，以至于削弱乃至丧失了行动的积极性和对未来的希望；二是弱化人们采取行动的责任感，让一些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强化了人们的依赖、等待心理。由此观之，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研究，对于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社会学的学术社区而言，都具有别样的倡导意义。事实上，在整个社会学界，面对当今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社会现实，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能动性，关注行动中的人，关注人们行动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再造。虽然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有着制约作用，但是学者们日益意识到人类并不完全为其所主宰，社会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行动和想象。

大概正因如此，在西方环境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有关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个重要领域。学者们关注如何测量和描述公众的环境关心，比较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类型公众的环境关心差异，探讨影响公众环境关心的各种条件与机制，把握环境关心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知识和理论。

例如，有的学者曾经对西方相关文献在个人层次上的一些研究假设进行过归纳，包括年龄假设——年轻人比年长的人更加关心环境；社会阶层假设——随着人们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声望的提高，社会地位与环境关心呈正相关关系；居住地假设——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为关心环境；政治假设——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为关注环境质量；性别假设——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这些研究假设有的得到过证实，有的在各种研究中没有获得支持。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尝试对环境关心的产生和发展提出更加系统性的理论解释，形成了诸如污染驱动解释、社会结构解释、世界观解释、后物质主义解释、建构主义解释等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污染驱动解释认为，一个地方的污染程度比较严重或者有特殊的污染事件发生，当地居民可能会有较高的环境关心；社会结构解释认为，公众环境关心的成长与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一个社会中的性别差异、阶层分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影响着公众环境关心的不同表现；世界观解释认为，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引导着不同的环境关心和政策偏好；后物质主义解释认为，环境关心与公众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相关，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可能具有较强的环境关心；建构主义解释认为，特定的社会过程与机制唤醒并强化了公众的环境关心，影响着人们关注的重点和持续性。毫无疑问，这些已有的研究构成了本书分析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参照系。

二、环境关心研究的历程

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笔者对环境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是从环境关心(意识)开始的。1995年，在李强教授的领导下，笔者有幸参与中华环保基金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中国公民环境意识调查”项目，直接带领学生开展入户调查，并执笔起草调查报告，后来更进一步地编辑成书，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现在看来，那时由于对国外研究了解太少和缺乏与之相应的理论意识，即使对环境意识概念的界定和所设计的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整体分析是比较肤浅的，没有与国外已有研究展开对话。1997—1999年，在李强教授与日本东海大学年度合作的课题中，我们也在北京市开展了几次环境意识调查。由于那时笔者已在忙于博士论文写作，并且所获得的数据只是区域性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尽管了解了一些西方学术界的环境意识研究，但并没有对那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发起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笔者在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开展更加规范的环境关心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在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李路路教授的支持下，笔者结合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了解，设计了包括21道问题的环境模块，并在令人恐惧的“非典”事件平息之后作为B卷随主问卷一起付诸调查。这次调查覆盖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调查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PPS抽样从省级单位抽到社区，再在每个社区采用系统抽样抽取10个调查户。每户采用Kish表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成年人。调查方式为入户面访，设计样本5 980人。虽然由于合作方的困难，在广东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湖北省的部分样本城市没有能够进行B卷的访问，使得完成的样本比设计的样本少了902人，其中有效样本5 073人，同时调查也没有包括农村地区;但是，这次调查毕竟是国内首次全国范围的严格进行抽样的入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十分宝贵，可以据之对中国市民的环境意识进行科学分析。

这次调查结束之后，笔者很快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利用。《江苏社会科学》在2005年第1期发表了笔者的一篇描述性分析文章——《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但是笔者对此感到很不满足。记得当时笔者曾组织了一个以2004级硕士研究生张莉彬、万惠仪、李棉管和郭淑华为主要成员的课题小组，进一步阅读和搜集相关文献，准备进行更多的分析。可惜的是，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变成两年制，时间仓促，笔者本人也于2006年年初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进修，没能很好地衔接上。

不过，2006年的出国确实为笔者提供了更多广泛地阅读文献、深入思考问题和开展研究的时间，收入本书的第一、二章的主要内容都是在那期间完成的。更重要的是，笔者在美国受到了美国环境社会学重要创始人之一邓拉普(R.E.Dunlap)教授的热情接待，并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学生，当时还在奥尔布赖特学院(Albright College)教书的肖晨阳博士。我们相谈甚欢，共同对深入分析2003年的调查数据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笔者又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环境社会学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卢春天建立了联系，彼此同样趣味相投。就在访问期间，笔者萌生了进一步申请课题，保证持续研究，努力在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研究领域出版一本具有国际性标杆地位的著作的想法。

也许是幸运，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招标发布了一项课题：“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这让笔者看到了争取项目支持的机会。但是，这个招标题目看上去很大，从实证的角度看，近乎无法操作。首先，“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两个稍微有些区别的概念，但是二者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次，即使将“资源”看成“环境”的组成部分，将两个概念合并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它也是非常复杂的整体性概念，反映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建设这样一种社会，涉及人口、技术、生产、生活、城市、农村，或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面调整和变革，当然也包括价值观念的变革，研究难度很大。再次，题目中的“社会学研究”过于宽泛，考虑到社会学视角和理论的多样性，简直是无从下手。当然，若在纯粹文献和理论的层面作些梳理，也是可以写出一些东西的，可这不是笔者当时所打算做的。

为了争取以上项目支持的机会，笔者所采取的策略是分步骤操作化。首先，将“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简化理解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关键问题理解为环境治理结构问题，以针对当时相关研究对“由谁来有效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一重要疑问的忽视。接下来再详析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根据以前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是政府力量和公众力量严重失衡，作为环境治理之应然主体的公众没有受到切实的重视，公众自觉参与环境治理还非常不足。这里面既有各种制度安排缺失或不当所造成的诸多参与条件和机会限制的影响，也有公众自身环境关心水平不足的影响。由此，笔者感觉找到了与已有研究基础相关联的一个切入点。从前文提到的环境关心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来看，笔者认为这个研究切入点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笔者当时在项目申请书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本课题可以更进一步地准确表述为：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意识与行为。这样一种研究既能体现社会学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研究的一种视角，特别是环境社会学的一种重要视角，又能更加有针对性地推动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在进一步的研究设计中，笔者从操作意义上将本项招标课题定位于以研究“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为主，试图通过对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的实证分析，揭示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现状、特点以及参与不足的深层原因，探讨通过促进公众参与以优化中国环境治理结构、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相关政策选择，借此推动我国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值得庆幸的是，这样一种对于招标课题的操作化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认可。2008年，笔者的申请得以批准立项(项目批准号：07JJD840197)。本书就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

当时申报课题的参与人员除了笔者之外，还有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陆益龙博士、冯仕政博士以及笔者的博士研究生龚文娟(现在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马国栋(现在宁夏医科大学管理学院工作)。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参加本书撰写的主要是笔者和肖晨阳，此外还有卢春天博士、冯仕政博士、邓拉普教授以及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张金俊(现在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硕士研究生胡伟(现在民政部工作)和张斐男(现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彭远春(现在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张金俊和硕士研究生李彦渝翻译了肖晨阳、邓拉普和笔者的部分英文论文(本书第三、七、九章)，彭远春还曾于2010年协助笔者汇编了部分文稿。

大体上，全书分工如下：前言，洪大用；第一章，洪大用；第二章，洪大用、肖晨阳；第三章，肖晨阳、洪大用；第四章，胡伟、洪大用；第五章，张斐男、洪大用；第六章，洪大用、卢春天；第七章，肖晨阳、邓拉普、洪大用；第八章，卢春天、洪大用；第九章，肖晨阳、洪大用；第十章，冯仕政；附录一，肖晨阳、洪大用；附录二，张金俊。这些内容中的有些部分已经在《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等杂志上发表，有些则是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和内部文稿。

应该说，本书所有内容基本上都在2010年按时完成了，之所以拖到今天才联系好出版社并编辑付印，主要是笔者个人的原因，尤其是最近几年里笔者卷入了太多太杂的行政事务，不仅占用和切割了学术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学术心情，难以做到潜心学术。

三、环境关心研究的主要发现

本书主要以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数据为基础，围绕环境关心的测量、环境关心的结构、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以及市民的环境行为开展实证研究。可以简要告诉读者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检视了已有的一些研究发现，基于我们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对话，并尝试作出一些理论性的解释。概括而言，本书研究主要的初步发现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比较广泛使用的环境关心量表不能在中国照搬。由邓拉普等人提出并经过修订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P量表)包含了15个小项目。本书第一章的检验表明，虽然该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但是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说，部分项目的分辨力系数过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存在缺陷、因素分析中的主因素还不够突出、预测效度也相对偏低等。因此，如果在中国测量公众环境关心时，照搬修订过的NEP量表是有一定问题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量表略加改造，删除其中的第4项和第14项，则量表的信度系数alpha从0.708提高到0.727，而且量表内部一致性也有明显改进，校正过的Ri-t值整体有所提高，量表的效度也有所提高，可以作为测量环境关心的一种工具。在本书的附录一中，我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方法，进一步对NEP量表的维度问题进行了仔细检验，指出依据2003年的数据，虽然不能完全支持NEP量表的单一维度假设，但是也不能否定这一假设。同样，如果剔除量表中的部分测量项目，可以建构一个较好的单一维度的中国版环境关心量表。

第二，环境关心是一个复杂的构成性概念。环境关心本身涉及环境、关心两个层面，并且具有多种维度、受多种因素影响，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结构。本书第七章跳出了关于环境关心维度分析的陷阱，从康弗斯的信仰体系视角，重点考察了环境关心作为一个信仰体系，其内部不同信仰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研究表明，通过NEP量表测量的被访者环境关心水平、被访者对当地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被访者对全国一般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被访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权衡、被访者报告的环境行为之间有着较强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公众的环境关心具有较强的信仰约束。本书第八章则继续沿用传统的有关环境关心维度分析的议题，从邓拉普和琼斯的定义出发，假设环境关心包括了四个维度：全球环境问题感知、当地环境问题感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优先选择、新生态范式(NEP)价值观。并假设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对全球环境和当地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和人们的环境世界观有着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促使人们有着更多的新生态范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有可能使得人们期望在公共政策上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从而达到环境和发展的平衡。但是数据分析表明，依据理论定义推演出来的环境关心的各个因子并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彼此的相关强度也不一致，这一发现为环境关心不是一个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态度体系提供了新的例证。我们尝试提出一个包括上述四个维度的一阶测量模型来对公众环境关心水平进行有效测量。

第三，在环境关心的假设检验方面，既有与西方学者一致的发现，也有一些有差别的发现。本书第二章检验了关于环境关心之性别差异的社会化假设与社会结构假设，指出这些假设在本研究中不能得到支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确实存在着性别差异，但是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而不是相反。在引入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性别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由此应当重新反思关于环境关心之性别差异的理论解释，关注社会化过程与社会结构位置影响的两面性，探索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生成的具体机制。西方一些研究表明，当具体的环境问题，尤其是那些关乎健康和安全的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女性明显比男性更为关心和支持环境保护，本书第三章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议题关注方面的性别差异，结果同样表明：与西方通常的发现不同，中国城市男性比女性更加关心环境议题，并且污染议题关心的性别差异相比其他议题更小。环境知识可能是环境议题关心性别差异的部分潜在原因，而职业状况与父母角色似乎只对其有着较小的影响。本书第四章对年龄与环境关心的分析表明，年龄与环境关心呈负相关的关系。但是，环境关心的年龄差异与中国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的历史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世代的人在获取环境知识的机会与水平方面的差异，可能有着密切关系，而年龄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本书第五章对居住地与环境关心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存在地区性差异，直辖市及省会、地级市、县城、集镇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呈逐渐递减趋向。分析表明，这可能与各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通过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生活方式等机制，影响着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同时，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环境关心起着促进作用。本书第六章运用二层线性模型对公众的环境关心进行了个人层次和城市层次的分析。研究表明，尽管多数环境关心的方差存在于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中，但是仍然有5%的显著方差可以被城市层次的变量所解释，特别是被访者所在城市的第一产业比例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与环境关心有相关关系：第一产业的比例越高，所在城市的平均环境关心水平就越低；而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越大，所在城市的平均环境关心值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关心的污染驱动解释和建构主义解释都作出了检验。

第四，在对市民环境行为的初步研究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本书第九章以环境知识和新环境范式(NEP)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中国市民的私域环境行为以及公域环境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为积极地参与私域环境行为，二者在公域环境行为方面则无差异。整体而言，市民环境行为不能仅仅看作日常活动的惯例使然，它与亲环境价值观、环境信念以及环境关心联系在一起。另外，环境知识是一富有影响力的中介因素。本书第十章关注了多数市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选择沉默这一社会现象，通过数据分析指出市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反应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之所以有抗争或沉默的行为差异，是由于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支配和调用的资源不同。

第五，应该说，作为本书基础数据来源的2003年问卷调查是1990—2009年期间最为规范的调查，至少可以说是最为规范的之一。按照张金俊以调查对象为线索，从主持单位、主持者、调查方式、调查范围、样本数、问卷内容等方面，对1990—2009年的各种类型的环境意识调查进行的梳理(本书附录二)，特别是从调查范围、抽样程序和问卷内容设计的国际性来看，2003年的调查所获数据是比较可靠的，也为国际比较提供了可能。

整体上看，中国市民的环境关心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共同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市民环境关心的觉醒，另一方面又不能高估其环境保护的行动力。具体而言，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发展战略、环境立法、环境保护机构的加强以及实际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都对增强公众的环境关心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环境保护部门的弱势地位、环保执法的缺陷以及低力度的环境保护工作，又限制或抑制了公众环境关心的成长以及公众的自觉参与。如果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环境信息与环境知识的传播，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环境破坏的切身感受以及参与意识的增强，都促进了公众环境关心的觉醒。但是，公众环境知识水平的有限、组织化程度的有限、传统观念的负面影响以及仍然较强的物质主义倾向等，依然构成对公众环境关心成长的制约。因此，无论是对中国公众环境关心开展研究，还是继续培育公众的环境关心，今后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书虽然编辑完成，但是离我们最初期望的在该领域确立国际性标杆地位的写作目标还是有差距，甚至是相当大的差距。首先，由于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本书的不同部分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学者完成的，因此各章在有关概念的界定和测量口径上还没有完全做到一致，甚至由此导致少数研究发现还存在着差别和冲突之处。其次，由于各章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又基于同样的数据，为了保持各章的相对完整性，便于读者对特定主题的阅读理解，只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本的简洁，使得有些章节内容存在部分的重合。再次，由于资料和能力的限制，本书在全面地阐释影响中国公众环境关心与行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并建构系统的理论方面，还有很大不足。最后，本书所采用的2003年调查数据没有包括农村样本，也对深化研究主题有着很大限制。我们诚挚欢迎读者进一步批评指正。

不过，聊以自慰的是，相对于以往的一些研究，我们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为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开展更高质量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或者提供了一个支点，也在研究过程中带动学生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升了能力。实际上，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彭远春基于同样的数据，于2011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该文让人看到了明显的新进展和新希望。更重要的是，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再一次开展了公众环境意识模块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不仅在城乡随机抽样，而且在世界很多国家同时进行，由此不仅为与2003年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和开展城乡比较提供了基础，而且使得有价值的国际比较成为可能。随着数据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笔者对此充满期待，并有理由相信未来关于中国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研究将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对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更能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并对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社区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四、致谢

本书得以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和方面很多。首先，笔者要诚挚感谢导师郑杭生教授，他一直以来对笔者本人、对中国环境社会学都保持着密切的关心、支持和大力提携，本书得以出版也是与他的鼎力支持和推荐密不可分的；同时，一直在他领导下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工作，身处一个充满活力的优秀的学术团队之中，笔者也感到非常幸运。笔者还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资金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使得持续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增进了我们做好研究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对于李路路教授当初对数据搜集的大力支持，笔者也不能忘怀，在此一并致谢。当然，对于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本课题的其他同事和学生，笔者也要表示真诚的感谢，这次的合作研究使笔者充分意识到学术社群有多么重要的相互启迪、相互支持、增进认同和推进学术的作用。笔者也要感谢《社会学研究》杂志的张宛丽和张志敏两位编辑，《社会》杂志的李友梅主编、仇立平执行主编和路英浩主编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武京闽副主编。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本书的部分文稿才得以在研究过程中发表以供学者之间交流。最后，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惠予出版，特别是对潘宇博士及其编辑团队的长期、密切的支持和认真的审读，笔者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笔者想说，与简单的感谢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今后以更多的努力和更好的成果回报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人，并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

201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