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果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组间比较的功能，我们同时评估非父母(n=4 468)以及有6岁以下小孩的父母(n=605)这两组结构方程模型。这一分析产生大量结果，我们将逐步报告。对于所有结果，我们将其统计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在开始之前，有必要检测验证性因素分析部分的测量质量。表3—3报告了所有父母与非父母在12项环境议题方面的因素负载。

注: 因子间的相关系数为0.643。

可见，所有因素负载都具统计显著性，大小落在0.438~0.741这一范围，充分表明它们有着很好的测量信度。并且可以看到两组有着显著的一致性。整个模型的吻合度系数也表明，该模型总体而言有着很好的吻合度。因此，我们认为，这12个项目充分测量了非父母与父母组的两个潜在因子。

鉴于很好的测量质量，我们转为关注回归系数，并对两组进行比较(参见表3—4)。由于环境知识是中介变量，表3—4中的所有系数都是未受其影响的标准直接效应，稍后将讨论中介效应。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没有单一的最好吻合系数(Bollen,1989；Byrne,2001)，故我们报告了一组模型评估系数。整体而言，除卡方检验显著之外，它们通常对大样本很敏感(Byrne,2001)，大多数吻合系数表明，我们的模型有着很好的吻合度。

表3—4结构方程模型的部分结果——标准回归系数和模型评价系数

首先，我们比较了非父母与父母模型的系数。在父母模型中，仅有环境知识指标对“污染”有着统计显著性影响，甚至连文化程度较大的影响(0.104)也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而在“其他”模型中，父母组中未就业女性和文化程度有着一定但无统计显著性的影响。更进一步的考察揭示，由于样本规模(4 468位非父母vs.605位父母)的较大差异，尽管许多系数大小相当，但相比非父母组而言，父母组所有系数的标准误差较大。因此，我们对父母和非父母组间的差异实施了23次检验，每次针对表3—4中的一对回归系数进行。结果表明，仅有1次检验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7)，即居住地对环境知识指标系数有着显著差异。对非父母而言，居住在较大城市的人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环境知识得分；而对父母而言，居住在较大城市似乎降低了环境知识得分，尽管这一系数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整体而言，这似乎意味着父母角色在我们的分析中与环境议题关心关系不大。

其次，我们考察了性别与职业状况的效应，在我们的分析中，有着令人惊讶的发现。与预期相反，就业男性相比就业以及未就业女性，更加关心环境议题。我们转为关注职业状况的系数，进行了两组比较。第一，我们考察了未就业男性的影响，将其与参照组——就业男性加以比较。很明显，表3—4中未就业男性的所有系数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意味所有男性(无论成为父母与否)在环境议题关心上并无太大差异。第二，我们比较了就业女性和未就业女性之间的影响。在非父母与父母这两组中，我们对“污染”、“其他”和环境知识得分等三个因变量之间的六对系数进行了比较，然而没有任何一对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女性就业与否与环境议题关心亦关系不大。

就业女性的系数反映出其与就业男性在环境议题关心方面存在差异。如表3—4所示，6个系数中有5个有着统计显著性，并且唯一不显著的就业母亲的系数与就业非母亲的系数大小相当。因此这似乎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为进一步探究这一差异，我们也比较了未就业女性和未就业男性的相应系数，6对比较中，仅有2对显著。对父母和非父母而言，未就业女性似乎较未就业男性有着更低的环境知识得分。其他比较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较大可能是，从一开始这些系数就很小。一个规律非常明确，即性别似乎是差异的主要来源，但与职业状况无关。

再次，我们关注“污染”和“其他”议题模式之间的差异。在8个自变量以及父母和非父母两组之间，我们总共对16对系数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大多数比较没有显著性，这意味着彼此间差异较小。对非父母和父母而言，两项比较具有显著性。居住地对“污染”有着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则是负向影响，这表明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倾向于有着更高的“污染”议题关心水平，但“其他”环境议题关心水平较低；并且父母的“其他”议题关心水平相当低。同时，更高的环境知识得分提升了所有环境议题的关心水平，但“其他”议题相比“污染”议题而言，所受影响更大些。另外，我们对就业母亲的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表面上看，就业母亲较就业父亲倾向于有着较少的环境议题关心，但相比“其他”模型，“污染”模型的这一差异更小。然而，一般来说，似乎没必要将“污染”议题与“其他”议题加以区分(后文将有更多的探讨)。

最后，我们考察了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的效应。文化程度、就业女性、非就业女性是环境知识得分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则环境知识得分越高，这并不奇怪。而就业女性和非就业女性的负面影响则意味着，女性无论工作与否，环境知识的平均得分都较男性更低。在这一方面，就业男性和未就业男性之间并没有发现差异。这一发现与西方文献(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 Hayes,2001)一致，男性较女性有着更高的环境知识水平。

环境知识指标本身对“污染”和“其他”议题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实际上，环境知识对二者有着最强的影响。很明显，更多的环境知识与更高的环境议题关心水平有关。这一发现与知识支持假设相抵触，但似乎与经验研究文献一致(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

为了探究环境知识指标的中介效应，我们考察了环境知识指标之外的其他所有自变量的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参见表3—5)。间接效应是指一个变量通过第三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例如，文化程度对环境知识指标有着显著的直接效应，非父母为0.424，父母为0.455(参见表3—4);而环境知识指标对“污染”议题有着显著的直接效应，非父母为0.180，父母为0.131。因此，文化程度对“污染”议题有着间接效应，即将相应的直接效应相乘，非父母为0.076 (=0.424×0.180) ，父母为0.060 (=0.455×0.131)。总效应即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和两个变量有着共同原因的情形不同，中介效应不是虚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若将其排除在外，并且将直接效应解释为“真实”或“纯”效应，则必将误入歧途。

由于间接效应是直接效应的产物，故发现文化程度、就业女性和非就业女性有着较大的间接效应，这并不奇怪。综合考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我们发现文化程度、就业女性和非就业女性的总效应相应增加。实际上，表3—5中，未就业女性的四个系数有三个有着统计显著性，而在表3—4中，无一显著。这强化了我们之前的结论，性别而非职业状况引起了可观察的差异，并且大体上女性比男性倾向于认为环境议题的严重程度较低。我们又对父母和非父母的组间差异进行了一系列检验，仅发现一次检验显著。在父母组中，居住地对“其他”议题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非父母组中则不存在。

表3—5结构方程模型的部分结果——所有自变量的标准总效应和间接效应

^* p<0.05，间接效应并未进行显著性检验。

表3—5中另一个有趣发现是，除居住地对“污染”的系数之外，“其他”模型的系数一致大于“污染”模型中的相应系数。为进一步探究这一趋向，我们对这一差异进行了14次检验，并且发现6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非父母组中，文化程度、收入、居住地和就业女性对“其他”的总效应较对“污染”的总效应更高且显著。而在父母组中，居住地和就业女性的总效应检验也是显著的。需要注意的是，居住地对父母组的“污染”系数是正向的，但小于居住地对“其他”的负向系数。因此，从总效应的比较加以判断，将“污染”与“其他”议题加以区分，毕竟揭示出微妙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