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和环境关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长期被视为环境运动中的突出代表。鲜明的“地球母亲”形象将女性刻画为不仅在自然上，而且在文化和思想方面都比男性更亲近自然(Leach,2007)。然而，如前所述，相当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对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缺乏系统的理论化，并且经验研究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不一致。缺乏一致的经验证据的支持，致使有些人将“地球母亲”形象看作难以解释的虚拟说辞(Leach,2007; Momsen,2000; Somma and Tolleson-Rinehart,1997)。

在不一致的内部，有着值得注意的一面。即当具体的环境问题，尤其是那些关于健康和安全的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女性明显比男性更为关心和支持环境保护 (Greenbaum,1995;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在回顾近期的文献时，我们收集了27项关于环境议题关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研究。18项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Sherkat and Ellison,2007; Finucane,Slovic,et al.,2000; Dietz,Stern and Guagnano,1998; Klineberg,McKeever and Rothenbach,1998; Bord and O'Connor,1997; Mohai,1997; Greenberg and Schneider,1995)、美国之外(Brenot,Bonnefous and Marris,1998;Polk,2003;Siegrist,Gutscher and Earle,2005)以及跨国比较(Anna Eisler,Hannes Eisler and Yoshida,2003)中，女性有着显著的较高环境议题关心水平。无一发现男性有着显著的较高环境议题关心水平。

如此强烈的一致发现明显需要恰当的解释。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1996)在文献中总结了与性别社会化理论明确或隐含相关的五个主要假设。一般而言，性别社会化理论认为，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她们与其他人联系来认识世界，故她们对其他人的感觉和需求更为敏锐，从而更愿意担负照顾与抚育角色；而另一方面，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则强调情感控制以及成功与成就，故他们被鼓励变得独立，并可能以客观与功利的态度看待世界(Chodorow,1974; Gilligan,1982)。这一社会化差异在成年期得以延续，且影响有偿和无偿工作场所的劳动性别分工，最终导致产生不同的环境信念与环境态度。以下这五个假设可被看作这一理论的拓展。

知识支持假设认为，男性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环境知识水平，并且假定相比女性而言，男性更可能以客观和功利的方式来看待环境，故男性倾向于拥有较低环境议题关心水平。有关经验文献揭示出这一假设可能存在问题。尽管较为一致的发现是，男性有着更高的环境知识水平，但与预期相反，更多的研究发现，高知识水平与高环境关心有关。机构信任假设认为，由于男性更多的与科学、技术、政府等社会机构发生联系，故他们倾向于更为信任这些机构，这反过来降低了他们的环境关心水平。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1996)在论文中报告了对这一假设有着局限但却一致的支持性证据。

劳动性别分工在剩余的三个假设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优先假设认为，男性更有可能在家庭之外就业，并且更加关心经济议题，进而导致男性比女性较少地关心环境。安全关心假设认为,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家庭主要的施爱者，并且将家庭安全和健康置于优先地位，因此更关心环境风险。父母角色假设认为，拥有小孩使得男性更少关心环境议题，而使得女性更多关心环境议题。原因可能在于父亲往往成为主要的养家糊口者，而母亲则是主要的施爱者。由此，这三个假设紧密相连。在回顾75项研究时，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1996)发现安全关心假设时常被检验 (33项研究)，并且经常被证实。而其他两个假设(知识支持假设与机构信任假设)与之不同，文献中有着混合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五个假设代表了试图超越仅仅关注性别与环境关心水平相关性的较大努力，并且开始考察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的机制与条件。故不仅假定性别直接影响环境关心水平，而且通过第三方因素，如知识、社会机构信任、家庭之外的职业、关心健康与安全等对环境关心水平产生间接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与性别社会化以及劳动分工有关，而父母角色可被看作增强假定关系的条件。由此，每一个假设实际上都是多个子假设的联合体，并且这些假设彼此相连。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以及考察彼此间的联系，需要建构更为细致的模型以及借助能判别中介与交互效应的分析工具。

在文献中只有少量研究对这类条件和机制有足够关注。例如，博得和奥康纳(Bord and O'Connor,1997)认为，环境议题关心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较高的健康风险认知水平所引起。在他们的回归分析中，纳入了健康风险认知的多项目指标，他们发现女性健康风险认知的得分确实很高，并且控制这一变量后，性别差异亦消失，即便是在很明显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环境议题关心方面，如有危险的化学废料场所。这一研究展示出对潜在中介因素的考察。然而，标准回归技术在判别中介效应方面并不理想。

在更近的研究中，迪茨及其同事(Dietz，et al.,2007)对气候变化政策支持的考察展示出探究中介因素的更为精密的方式。他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并假定性别和其他个体特征(年龄、收入等)对支持水平有着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几个层次的中介因素如利他价值观、亲环境信念、对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以及气候变化知识等对支持水平产生间接影响;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并对这个模型进行了检验，而众所周知，结构方程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同时估算直接或间接效应，从而对中介效应进行检测。作者报告，尽管性别对政策支持无显著的直接影响，然而通过信任环境保护论者、亲环境信念与价值等中介因素(所有因素都支持女性和促进政策支持)，女性较男性的确显示出微弱但显著的较高政策支持水平。这个研究展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效用以及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必要性，它也是本研究遵循的例子。

弗罗登伯格和戴维森(2007)利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村县的样本，试图揭示对兴建核废料场提议的反应之性别差异的潜在原因。注意到几十年来女性普遍就业，作者对经济优先和安全关心的假设，更为重要的是对职业与性别交互效应以及父母角色假设进行了检验。最初的分析发现，性别、父母角色以及职业状况对支持兴建核废料场有着较小影响。而将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加以区分，则显示出微妙的变化。对未就业人口而言，实际上母亲较其他人更为支持兴建核废料场的提议。而对就业人口而言，面临计划兴建核废料场提议的母亲显示出较高的关心水平，而在已有核能工厂运转的该县的另一侧母亲则没有显示出更高的关心水平。这项研究展示了对性别、父母角色以及职业状况之间交互作用的考察。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检验的样本非常小(228份)，并且进行比较的各组有时其样本甚至小于20份。这一样本亦局限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村地区，以及仅仅考察对兴建核废料场提议的反应。

本研究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数据，其提供了足够的调查项目以检验除机构信任假设之外的四个假设。遵循弗罗登伯格和戴维森(2007)的先例，我们采用了特别关注交互效应的分析策略，尤其是性别、职业状况与父母角色之间的交互效应以及环境知识的中介效应。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述分析策略，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研究状况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