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按照前述研究设计与分析策略，笔者在此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所获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如下分析。
(一)双变量ANOVA分析
我们关于性别之间与性别内部差异的双变量分析结果参见表2—3。
续前表
在以上7组双变量ANOVA分析中，只有一组是不显著的(组5)。组5的分析结果表明，被访者是否有6岁以下孩子，对其环境关心并没有影响(我们在后续分析中的发现与此一致)。这样，前述母性品格假设实际上就得不到数据支持。
其他6组的比较分析都是显著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其方向都与前文关于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的各种假设截然相反。首先，从总体上讲，男性比女性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而非相反；其次，就业状况以及工作性质都起到了与上文假设预测相反的作用。有工作的反而比没工作的更具环境关心，而从事技术/管理工作也似乎提升了环境关心。这样的结果在部分支持有的研究发现的同时，并不支持本章所提出的各个假设，而且对所谓社会化与社会结构的理论解释也提出了直接挑战。为进一步厘清性别与环境关心的关系，我们将进行多变量的路径分析。
(二)多变量路径分析
在此分析中，我们以环境关心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居住地类型、父母身份(是否有6岁以下孩子)、环境危害评价、职业类型和婚姻状况为自变量，并引入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路径分析如图2—1所示。其中，职业类型被分拆成三个0/1变量，我们以非技术/管理工作为基准，把无职业和技术/管理工作纳入分析。另外，我们在分析中删除了不具备统计显著性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依据图2—1的路径分析得到以下结果(参见表2—4)。
图2—1 多变量路径分析图
首先，我们来看表2—4中各变量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我们可以发现：(1)在引入了环境知识变量后，性别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直接影响，这表明性别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2)在引入了环境知识变量后，只有环境知识、婚姻状况、环境危害评价和文化程度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具有高环境知识水平的、已婚的、遭受过环境危害的或具有高文化程度的人，具有高的环境关心水平。相对来讲，环境知识水平对环境关心具有最大的影响。(3)父母身份(是否有6岁以下孩子)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这个结果吻合上文的ANOVA分析，表明母性品格假设确实缺乏数据支持。(4)与非技术/管理工作相比，无职业和从事技术/管理工作都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对上文提及的经济优先假设和社会结构假设都形成了直接挑战。(5)年龄、个人年收入和居住地类型都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其次，我们来看表2—4中各变量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我们可以发现：(1)父母身份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不显著。(2)与非技术/管理工作相比，无职业对环境知识也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3)婚姻状况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是不显著的。(4)其他变量，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居住地类型、环境危害评价、从事技术/管理工作，都对环境知识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年龄大、文化程度高、年收入多、居住在大都市、遭受环境危害或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具有高的环境知识水平。
最后，我们来看各自变量与环境知识、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由于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只要一个变量对环境知识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它也就对环境关心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在此意义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居住地类型、环境危害评价、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等，实际上都对环境关心有着显著的间接影响，也就是说它们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是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发生的。其中，文化程度和环境危害评价对于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也是显著的。婚姻状况则对环境关心有着独立的直接影响。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把各自变量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分别与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相乘，来得到各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间接影响，然后将各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间接影响与其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相加，以得到各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总影响。任何一个自变量，只要其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中有一种影响是显著的，那么该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总影响就是显著的(参见表2—5)。
*p<0.05，间接效应并未进行显著性检验。
由表2—5可以看出，除了父母身份、无职业外，其他变量都对环境关心有显著影响。如果从绝对数值判断，以环境知识的影响为最大，其次是文化程度，性别排第三。但是，整体而言，除环境知识和文化程度外，其他自变量的影响都不大。
重要的是，上述分析表明，各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大多是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发生的。如前所述，在控制了环境知识后，只有文化程度、环境危害评价和婚姻状况依然对环境关心保持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性别、年龄、个人年收入、居住地类型、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等，都已没有了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其中，居住地类型和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影响不仅被中介了，甚至其影响方向都被180度扭转。即使像文化程度、环境危害评价这样的变量，其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也有相当部分是通过环境知识发生的。文化程度的间接影响甚至大于其直接影响，这充分体现了环境知识的中介作用。
总体而言，以上数据分析和发现并不能完全支持我们的研究假设。但是，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的引入及其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的发现，为我们深入理解性别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