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的缘起

（一）准确把握当前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与斗争的客观现实的需要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诸如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经产生，都会维护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制度、机制而排除其他的社会制度和机制。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自1917年在苏联诞生以来，就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文化渗透与攻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两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和复杂，西方国家把渗透破坏的矛头直指我国，一是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歪曲宣传（注：遏制、西化、分化，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贯做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战略上围堵、军事上威胁、发展上牵制、政治上破坏、统一上阻挠，力图孤立、瓦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特别是20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社会全面进步，原本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会像苏联一样迅速土崩瓦解的西方国家，不甘心看到中国的发展，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际舆论优势，大肆攻击中国。比如，在政治上，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实际，攻击中国不讲“人权”，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的“中国人权报告”。从1990年开始，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先后10多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极尽歪曲和责难中国人权状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攻击中国的声音出现新的变异——“中国威胁论”，其指责范围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科技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能源消费威胁论”、“中国食品出口威胁论”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其背后有着多重动机：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是可以借此掩盖本国政府的政策失误；二是想以此平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国际政治层面，一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制造障碍；二是为了恐吓中国的周边国家，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三是阻止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中国模式”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参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见http://www.dwk.gov.cn/news/print.asp？id=8292）—），二是利用文化渗透推行“普世价值”（注：“冷战”结束后，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文化问题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焦点。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卫星电视等传播技术手段，抢占世界文化市场，控制全球文化资源，传播思想文化，使文化产品成为它们大规模输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工具，成为大力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载体。这应当引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深思和警觉。这些年，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有人主张以西方的“普世民主”来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指导思想上，主张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多元化思想来代替；在发展道路上，主张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问题上，宣扬“改革失败论”，主张放弃改革开放方略；在政治体制上，主张实行多党制和党内多派制，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等等。对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积极防范。（参见大武口区民兵政治教育第二讲：《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见http://www.dwk.gov.cn/news/print.asp？id=8292）），三是利用宗教问题支持分裂破坏活动（注：当代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宗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政治工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事手册》中明确提出：要利用宗教挑起民族冲突，制造民族分裂，冲击、瓦解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思想武装；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民族、感情，在他们中间制造新仇旧恨等等。据统计，在我国周边国家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近10家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进行宣传。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一直不断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施压，支持“藏独”、“台独”、“东突”搞分裂破坏活动。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之家”等机构支持藏独分子，并提供资金给一些国外媒体，掀起了一场造谣运动，其宗旨依然是分化、搞乱中国。（参见大武口区民兵政治教育第二讲：《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见http://www.dwk.gov.cn/news/print.asp？id=8292）。）一句话，“冷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思想观点、生活理念以及文化形态等，在潜移默化地对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冲击和影响。

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理念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主义的，一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在一些国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封建意识残留，但它已经不能左右一国的社会走向，不能构成主要的社会价值观念。这意味着，当今世界各国在实际层面上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应地也就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并存与斗争。

不过，当今社会，随着意识形态载体的更加丰富，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也逐渐呈现出更加灵活的特点。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是直接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主要是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冷战”结束之后，影视节目、体育活动、娱乐产品、软新闻、食品等都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载体。当西方的这些舶来品传至中国，内里包裹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内核，比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美国大片、动画片这些看似纯粹商业化的产品里，始终渗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反映着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新时期，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斗争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并且更多地采用间接、隐蔽、看似温和的手段和方式，尽量避免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但是这种渗透方式的威力远远胜过武力，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种警示不仅对过去的苏联人民是刻骨铭心的，更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警钟。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社会矛盾，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错综复杂。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衍生至今，一直没有走向真正的低谷，只是其表现形式较过去更加隐蔽与低调，甚至以一种伪善与温和的面孔诱导着广大群众，企图诱导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朝向他们所期望的资本主义方向。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生活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存，并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局面。对此，我们既不能害怕其存在，又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斗争策略，让人民群众能够从本质上认清其真实面目，与其划清界限，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正如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综合而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在总体上呈现出多样性的变化，并引发了多样性意识形态之间的诸多矛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反映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的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其中既有正确的、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思潮，也有错误的、消极的、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兴起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主要矛头就是对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终极目标是寄希望于终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不断提高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的应对能力，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性，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重要任务。

二是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攻坚克难和逐步完善时期，也是社会大变动或转型的时期。有学者强调中国社会当下正在步入所谓“后改革时代”或者“后发展时代”，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社会的第三次转型”——“文化—伦理—社会价值观”转型（继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转型”、90年代初期的“制度转型”之后）。整个社会处于思潮起伏与澎湃的活跃期，它们彼此对立、互动、激荡、消长，活跃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和广大群众产生着不同的影响。面对这一不断蔓延和加深的社会影响，我们就不难理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注：参见赵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载《红旗文稿》，2007（12）。）也就是说，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我国必须理性地进行价值选择和建构，必须确立广大群众广泛认同并能自觉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切实推动真正和真实意义上的“价值理念”的深度变革。

（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关系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确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的根本问题。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地位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决定的，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起根本指导作用的科学理论。客观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也是多层次的。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只有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起根本指导作用的科学理论才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人们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这一领域的科学真理，但同时还要受包含这个领域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真理的指导。科学真理涵盖的范围和领域越广，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大。在这个多层次科学真理的复杂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对最广泛领域的科学认识，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各个领域，为其他一切学科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指明了道路，为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无数仁人志士经过长期探索之后找到的唯一适合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科学理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进行着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唯一正确选择。我们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我们动摇或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只能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甚至国家解体。在这方面，苏东剧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只能有一个，但可以允许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存在和发展。就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的思想成果；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细胞学说、进化论的创立，社会科学中摩尔根对原始氏族社会的研究和揭示等，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21年以来，我们党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其一是毛泽东思想，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坚决捍卫、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是在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看，不仅应积极探索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也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所蕴涵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践证明，妥善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关系十分重要，它既可以防止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的思想僵化，又能够防止各种腐朽和错误思潮的泛滥，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形成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参见闫志民：《指导思想一元化是客观规律》，载《人民日报》，2009-01-05。）

（四）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命题的几个时间关节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最科学、最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命题的提出，是十六大以来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显现，这一理论主张的提出再次表明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运行中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不可替代的整合力、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和任务。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领域的一面旗帜。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高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了高举这面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给它们打上了“中国特色”这个时代烙印。当前，“要把全民族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必须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举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认同这面旗帜，认同这个道路和这个体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在形成核心价值体系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没有这个共识，体系的建立无从谈起”。因此，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没有核心价值体系，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因此，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命题的提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安民固邦经验教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蕴涵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经验和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