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化的影响与挑战
网络化是指利用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把分布在不同地点的计算机及各类电子终端设备互联起来，按照一定的网络协议相互通信，以达到所有用户都可以共享软件、硬件和数据资源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国际、国内信息交流的基本载体，成为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业务的信息平台，也将成为各国思想舆论交锋和国际舆论斗争的崭新阵地。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网络是“一种远比以前所能设想的更具适应能力，智能更高，更加复杂的系统”（托夫勒语）。它早已超越了“传媒工具”的意义，成为“时代标识”与“时代话语”；不仅是体现时代特征的科技力量，也成为当代人须臾不可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作为一种生存与发展方式，网络展现出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本质力量，印证了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维度上人的主体性提升，同时促进了当代人的个性张扬与自我发展。但是，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超越国界、民族、阶层、年龄、党派，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插上翅膀，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平台，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安全和威胁问题。
（一）互联网演进中网络文化因素的价值凸显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曾预言：计算机将普及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正经历“第三次浪潮”，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将给人们带来高效率和高度自主化的工作方式，电脑的普及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将有望摆脱“朝九晚五”工作模式的桎梏。托夫勒的预言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今日的现实。计算机信息网络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使流动办公、家庭作业等成了一种全新的工作、生活方式。（注：据了解，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大型跨国公司的科技人员目前在家办公的人数已达40%以上（《企业组织变革五大趋势》[EB/OL]，见http://www.chinahrd.net/zhi_sk/）。在中国，这种工作方式上的变革也备受青年网民青睐。威客（witkey）就是这种崭露头角而被广泛关注的新人群。）网络化生存方式与网络文化多样性价值环境，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以特殊的境遇。正如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的：“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因此，一方面，必须要深刻理解网络文化的内涵与特色。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开放性、广泛性、大众性、隐匿性、参与性，使得借助网络传播渠道的社会思潮更加频繁、传播更加快捷、影响更加广泛。基于网络传播特性的网络文化将传统“社会文化”所固有的凝重、稳定、迟滞的特征大大淡化，而越发具有了“社会思潮”开放性、大众性、多变性、易逝性的特征，其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新颖性、信息的及时性以及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是其他文化形态所无法具备的。网络文化的兴起推动了文化的开放化、大众化、生活化，大大丰富了当今社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但网络文化本身又是鱼龙混杂、多样无序的状态，不同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碰撞与斗争比其他任何文化领域都要激烈。网络文化的杂乱性、隐匿性、盲目性、非控制性特征，使得不同性质、不同取向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思潮极力利用网络传播途径和网络文化形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西方敌对势力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无不借助杂乱而隐匿的网络文化环境，试图扩大其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化生存方式下，网络文化汇聚着形式各异的社会思潮，而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无不是借助网络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思潮以网络文化形式存在并发挥广泛影响力，在网络传播中，社会思潮与网络文化实现耦合与共生。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探索网络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规律与趋势，结合网络传播的特点，不断创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建设的富有时代内涵的、行之有效的引领之道，即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抵制错误思潮相统一，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活化、大众化，进而塑造网民科学健康的信念体系，实现对多样性网络文化思潮的有效引领。在多样化的网络文化环境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不断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创造，又不断寻求和扩大社会思想共识，以共识巩固自身发展，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整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网络文化思潮的过程，既有利于展示其内在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展现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借鉴、批判创新的理论特征，整个引领过程是在不断与其他文化价值观念形态沟通、对话，不断实现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在网络文化多样性价值同生共长的客观现实面前，一方面要尊重网络文化多样性特点和合理性差异，在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中融共识、求和谐、谋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和谐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一元价值导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网络文化思潮。在多样化价值中，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价值观念来引导，就会迷失方向，和谐文化建设也必然归于失败；没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不可能有真正一元价值的健康发展；而没有一元主导的多元，必然是杂乱无章、沉渣泛起、迷失方向的状态，也就不可能真正有多样文化和谐共生与发展的良序局面。
（二）网络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带来的机遇
网络不仅提高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效率，扩大了认识范围，也拓宽了人类的交往范围，扩展了交往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世界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迅速了解和掌握。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信息网络化使中国的8亿多农民不必走入“第二次浪潮”中的众多学校，而是可以在当地接受教育。这昭示出网络化给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带来的便利、高效与低成本性。网络是一种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熔声、光、电、化于一炉，具有形式活泼多样、信息量丰富、传播速度快捷、实时交互方便、多媒体手段运作等特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概念，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网络用户获取信息的自主性和参与性，激发网络用户的求知欲和想象力，让他们在人、机的双向互动中低成本、高效率、自主地选择学习组织者提供的素材，使教育者的多种感官同时在图文并茂、声情融汇的形象、生动、直观的情境中感知教育信息，提高学习效果，升华思想境界。
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虚拟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工具，改变了传统媒体形式单一或者无法形成合力的弊端，能够通过创造真实的受教育环境，使网民在虚拟的声音、感触及仿真的三维图像中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其信息传输快捷、海量，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样，不仅其效果是传统的教育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新方法、新手段和新载体。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利用网络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具有手段更加灵活、方式更加多样、沟通更加自由等特点。任何社会个体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进行大范围、高效率的有关核心价值体系相关内容的宣传教育和被教育。
网络信息技术的多边平等性不仅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也缩短了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全世界的人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流和学习，人们的政治信仰、价值理念、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生活观念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发生碰撞和融合，这为提高广大群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与认同水平提供了新的对象、新的契机、新的平台和模式。网络新技术的虚拟特性及匿名性特点和氛围，为网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也填平了学术权威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天然鸿沟，“你”、“我”、“他”之间一律平等。在虚拟空间，原本处于“小字辈”的年轻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发表自己的见解，成为“新意见领袖”的核心人物，从而获得众星捧月般的追捧。因此，一些原本不是权威人物的普通大众更愿意借助虚拟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袒露自己的真实心声。这十分有利于相关部门主动与这些人进行平等交流，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他们的心理倾向与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因时而动、有针对性地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广与实践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知识资源和新的生产力，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来自各个领域，展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创新成果。我们通过互联网这个新的工具，吸取全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和灿烂文化。一方面，在网络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渠道，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毫无障碍地向社会发布，而无须受制度、体制和其他烦琐程序的制约。这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无障碍性”提供了保证，同时也为不同个体的交流与学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网络化条件下，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可以借助互联网，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随时进行学习，不必按传统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场所接受教育。在学习和研讨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既能通过网络快速找到大量相关资料，也可以通过发帖子、发短信、QQ聊天、写博客、写威客等多种方式，与同学、老师或者陌生的“他者”进行沟通、交流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信息传播主体的“个性化”、“多元化”、及时性特点，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群众获取信息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参与性，而且将真善美、假恶丑的多元价值观同时展现在其他社会个体面前，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去选择。这极大地增强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自主性，使教育和学习突破了原先相对分离的状况而变成了全社会开放性的教育和学习，从而使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影响和传播效率。
（三）网络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和挑战
网络技术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网络传播方式与网络文化的环境，决定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科学价值观与错误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交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当前社会，在深刻认识网络化具有的推广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利因素的基础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平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威胁问题。
网络环境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网络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上的绝对优势，在有限的时空投放密集的信息，不仅进行信息轰炸，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可抗拒地强加于人，占领文化阵地，而且在经济、科技方面给发展中国家以很大的压力，对我国的经济、科技和信息安全等领域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就文化领域而言，美国在信息业中的主导地位和英语作为“网络第一语言”的身份使其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宗主国。（注：目前，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在全球近3000个，其中70%设在美国；在互联网上被频频访问的也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站点，世界最大站点的前几位都在美国。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警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随着世界信息产业的不对称发展，出现了某些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利用对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的倾向。这些国家被形象地称为“信息宗主国”。）相应地也就出现了被动地接受别国的信息、受发达国家的信息控制、没有防范信息霸权能力的“信息殖民地”国家。信息宗主国和信息殖民地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在信息时代，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划分出现了新的衡量尺度和评价标准。如美国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中提到：“高速发展的全球基础设施将促进民主的原则，限制集权形式的蔓延：世界上的公民，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将有机会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准则，从而使世界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共同性。”不难看出，美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目的不仅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更在于企图充分利用其垄断和掌握的网上信息资源以及信息传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进而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去支配全世界，使其成为全世界的共同准则。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传播的这些信息，则极大地冲击着别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和行为规范，带来文化殖民主义的威胁与挑战。面对密集的信息，社会个体如果不及时提高信息获取与鉴别的能力和素质，正确选择信息、驾驭信息，就会成为信息的奴隶。
网络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等特点，同时又有信息安全的脆弱性和先天性不足，加之我国信息网络安全技术方面的差距、相关法规滞后、管理水平较低以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使我国网络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化对法规制度和道德规范也提出了考验与挑战。尽管我们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仍存在着种种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的因素。比如，当下最常见的侵犯信息知识产权的事件时常发生，信息知识产权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信息知识产权资本化的进程也还受到种种制约等。传统的传播学“守门人理论”强调，信息的输出要经过特定的过滤。但由于技术的原因，现在很难做到对网上信息进行严格审查，也不可能对信息进行逐一核实，任何个体都可以使用不同的“字符”，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尽情地遨游，甚至不需要真实的姓名和身份也可以与人交往、交流。人们都在这样一种绝对自由的环境下接收、传播并发布信息，这就极易导致网络信息的意识形态欺诈和文化欺诈，瞬息之间会使得有用与无用、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信息充斥网络；同时使个体对网上广为传播的信息真假不辨，直接影响着社会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践行，导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增多，甚至带来“信息欺诈”的威胁与挑战。
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交叉及受众主导性的特点说明，互联网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和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提供者和发布者。也就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向任何一个人提供和获取信息正在成为现实，这不免导致网络受众对党和国家的话语权提出挑战，也使党和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的控制力下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民族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的难度增大，从而导致党和国家的话语“霸权”危机与挑战，造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侵蚀。这是因为，当互联网作为第四种媒体出现的时候，它就表现出与以前的大众媒体不同的特征，在报纸、广播、电视上，普通人不可能及时发表个人对某一重大事件的看法，而互联网能随时随地公开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网络用户不再只是单方面地接受灌输，而是要求平等交流，这必然对负责传播“主流文化”的党和国家的话语权威提出严峻挑战。即使是某类特殊对象针对性地提出的信息内容，他们也更趋向于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方各自不同的目的性硬核，以及世界趋同表象下所掩盖着的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其后果便是因普遍怀疑而产生的新的信任、信仰危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模糊的思想认识会麻痹我们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思想警觉性，降低我们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侵蚀的免疫力。一些人在怀疑一切的情况下，价值取向可能变得混沌不清甚至被误导。
超媒体性是指在多种媒体中非线性地存储、组织、管理、浏览和呈现信息。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全面张扬个性的时代，是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趋向无中心的时代。一方面，进入网络社会后，各种正面、反面的信息会赤裸裸地摆在网民面前，它能突破大众传媒的地域界线，覆盖全球，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以自由地参与到趋向无中心状态的交流之中，成为话语主体并作为信息交流与传播方式中的主体。成为信息交流与传播方式中的主体后，每一社会个体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性地获得相关的文本信息，而且还可以获得相关声音、影像等信息。超媒体性不仅给用户以极大的信息选择自由，而且还让用户享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快感。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环境下，受众不需要顺序阅读，而是可以任意选择刺激性和震撼性的影像画面，多数是碎片化的内容残片之间的随意链接。这种碎片化与娱乐化的阅读方式，减弱了社会个体对主导价值观等理论问题的深度思考，也极易消解个体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需要人们去分析、判断，辨别真假，去伪存真。人们在“出售”各种信息产品的同时，也在“出售”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一旦某些网络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传播中潜移默化地引入一种价值尺度，且这种价值尺度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甚至直接提供如暴力、迷信、色情等网络信息垃圾和信息“毒品”时，极易影响甚至直接导致其他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偏离和行为失范。因此，越是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就越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价值观念来引领多样思潮、澄清混杂观念、净化人们的精神价值世界。否则，不仅会影响社会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还会造成社会个体核心价值理念的“去中心化”危机与挑战。
此外，网络化的发展尤其对青年一代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了难度。青年是网络用户的重要群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青年一代认识和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信息传播媒体，成为他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和重要手段，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年青一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思想道德建设状况。无疑，网络化的普及与发展对青年一代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