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清代围场研究的关注与目标

论及史学界既往对清代围场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作为围场之一的木兰围场的制度建设，尤其因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的关系，更因为与自然资源紧密相关的秋狝大典促使了满蒙等民族关系的加强，研究成果相对集中，而且多侧重于其政治和军事意义。在戴逸主编的《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中，有杜家骥《清代的木兰秋狝、避暑山庄与蒙古》，张杰《乾隆帝木兰秋狝与怀柔蒙古》，何瑜《嘉庆皇帝与木兰秋狝》，张莉《清代围班制度述论》，张斌翀《嘉庆木兰行围钩沉》和袁森坡、张建军《木兰围场的规制与作用》等，其他主要论著有袁森坡的《木兰围场》（注：见《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景爱的《清代热河木兰围场研究》（注：见《中国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唐军政主编的《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香港，亚洲出版社，1990）等。另有台湾学者罗运治的《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毕梅雪、侯锦郎以《木兰图》为中心的对乾隆秋狝大猎的研究。（注：参见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

对东北围场开垦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如20世纪40年代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注：载《史学年报》第2卷，1938年5月。），即为较早涉及东北围场开垦的研究成果。其余成果参见本研究相关部分。

关于清代各围场设立时间，有些围场研究争议较大。如对盛京围场设立时间，说法不一，主要有杨永耀等《盛京围场建置时间考辨》（注：载《历史档案》，1990（3）。）。木兰围场的设置时间也有不同观点，相关研究见本书具体论述部分。

史学界对清代5个围场较早做专题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其从围场本义、狩猎、行围、设立及崩溃等进行了全面论述。（注：参见［日］川久保悌郎：《清代满洲の围场》，载《史学杂志》，1939年第50编第9—11号，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另外，天海谦三郎、龟渊龙长等的系列成果《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中的《皇产》、《一般民地》中，在对涉及围场的相关资料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相对明晰地交代了围场的性质及权属等问题。（注：参见［日］天海谦三郎：《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皇产》，“新京”，大同印书馆，1915；［日］龟渊龙长：《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一般民地》，“新京”，大同印书馆，1914。）20世纪80年代末，罗运治在以木兰围场为重心的研究中，也叙述了其余围场的位置及一般信息。专门研究南苑围场的成果则较少。（注：参见高世良：《南苑杂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近些年，有学者从环境史的角度开展对清代各围场的研究，并渐成趋势。如对木兰围场的研究，尤其从人类活动对木兰围场自然环境的影响方面切入，成果显著。主要有颜廷真《承德地区的环境变迁》（注：见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第7章《清代以来人类活动对燕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291~3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韩光辉、赵英丽《论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注：见戴逸主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284~292页。），钮仲勋、浦汉昕《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景观的保护与破坏》（注：载《自然资源》，1983（1）。），崔海亭《清代木兰围场的兴废与自然景观的保护与破坏》（注：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118~123页。）等。然侧重点各异，很多方面仍有继续深化的余地。当然，孤立地对木兰围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京郊的南苑围场，以及包括木兰围场在内的塞外4个围场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只有对其加以全局性地研究，尤其对围场分布体系和资源存在与利用、资源管理和保护等情形加以全面系统地研究，才能对清代以来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以野生动物资源为中心的自然资源盛衰的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生态系统自森林草原而演化为农耕村落的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自然环境在清代国家权力实施及满蒙等民族关系的加强与融合方面的重要程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国家权力对资源的利用与调控力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以窥视资源环境利用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

综上，在史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限定了所追求的大致目标并付诸实践。主要体现在：（1）对围场本身环境的改变与围场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把围场的兴衰放入环境史的大历史观去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必需。本研究围绕着清代所建立的围场及其以塞外围场为主体的环境变迁以及其与社会历史变化的关系立论，对围场兴衰与自然环境保护立法管理关系、围场立法管理变化与人口不断到来与增加、围场社会的变化等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2）讨论了清廷为保护围场资源的持续利用，加强对围场管理的力度，所实施的一系列的从自然动植物保护出发的办法，乃至从行政命令着手不断加重处罚的禁令。着重分析了清廷针对围场动植物资源不断减少所采取的调适政策，为掌控日益减少的有限动植物资源而制定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以及改变资源利用的模式等。对如何看待或评价清廷所实施的管理保护办法，如何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思想相比较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回答。（3）18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认识、需求和利用的增强，土地资源利用形式和方法增多，主要指规模化的开发森林草原成了人们利用土地资源、增加耕地亩数的另一种主要形式，相伴随的是农耕聚居的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于森林草原地带。而清代的围场尤其是塞外的几个围场，正是反映如上所述信息最多的一个区域，所以作为研究工作中重点考察与讨论的对象加以展开。（4）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中，如何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持续、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在现今世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存量日益减少的窘况下，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时，是否应该秉持代际公平的理念，是否觉得应给后辈们留下一片处女地，如让他们也看到什么是原始森林，而不是从图片上去了解。此为研究的中轴线与中心思想，也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