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有哪些来龙去脉？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之际，力主“反传统”的学者胡适突然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号召。

此论一出，便引起争论。有人热烈响应，使“整理国故”运动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赞叹、堪称丰硕的学术成就，对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无疑有着不容否定的巨大意义。

几年后，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这些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也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

具体来说，整理国故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理国故运动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事业，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

第二，整理国故运动基本打破了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转而主张依照西方现代学术门类对国学进行分科研究，改变了以前学术研究偏重经学的倾向，宣告了传统经学的解体和终结，促进了史学的独立。

第三，整理国故运动促使众多学者冲破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普及了“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的治学观念，成功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眼光”，大大拓展了国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将国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第四，整理国故运动借鉴了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广泛运用到国学研究领域，如以考古学方法取代传统的金石研究，促成了民国初期殷墟考古的重大进展。

第五，整理国故运动也促使中国学者借鉴西方的学术研究体制，建立了许多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如史语所等，这些团体开展“集团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