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扰动远东

“开拓万里波涛”，将“国威布于四方”

在世界的东方，一个贪婪而又恣肆的江洋大盗正在崛起，它就是日本法西斯。

早在明治天皇即位之时，日本便制定了用武力征服朝鲜、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大陆政策”。明治天皇在“天皇御笔信”中还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将“国威布于四方”。从此野心勃勃的日本开始猖獗了起来。

1894年7月23日，日军侵略朝鲜，拘禁了国王李熙。同年，打响了甲午中日战争，入侵中国辽宁，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此次机会对德宣战，出兵中国。

中国，长期以来便被日本视为主要的侵略扩张对象，日本的魔爪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肆意地挥舞着，在这里它拥有一个东印度公司式的殖民机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殖民扩张的基地——关东州，还有一支推行其殖民政策的军事力量——关东军。同时，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在华利益，日本还不忘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利益的角逐。如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就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攫取了不少殖民特权。

1919年日本法西斯第一个组织——犹存社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这次会议有陆军、海军、外务三省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军事首脑和行政长官等要员参加，会上，他们就侵略中国的政策和方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会议还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规定把中国东北划为日本“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并说，一旦它的这个特殊地区受到损害，“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抱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再加上早前关东大地震带来的破坏，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打击，国民经济的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使得日本法西斯对觊觎已久的中国更是垂涎三尺，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走上了侵略道路。

日本的矛头首先指向的便是中国东北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与日本邻近，还因为这里资源丰富、土地肥沃，能够给日本提供充足的原料。侵占东北可以巩固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它还是日本进入中国和北上苏联的跳板，东北地区毫无悬念地成了日本的战略基地和日本军国主义前进的“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国东北，不仅大力地对东北地区进行投资，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竞争，还拉拢号称“东北王”的军阀张作霖，开始加紧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且急于想要索取其在东三省的权益。充满野心的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势力来壮大自身的权力，而不是束缚自己的手脚，所以对日本的逼迫十分不满。再加上他认为自己手中的几十万大军是具备一定实力的，日本人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同时，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使得张作霖开始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这惹恼了日本帝国主义。

随着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恶化，日本决定除掉张作霖。

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即将登上皇位的日本裕仁天皇欣喜若狂。而张学良由于收集不到确切的证据，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能假装此事已经了结，但他和他的部下暗中仍在追查凶手。

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催促和东北民众的拥护下，改旗并于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

12月31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名单。

从此，东北三省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为了使日本的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侵略战争的需求，1929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1930年6月成立了临时产业管理局、1931年4月发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等措施，通过这些举措日本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加大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度，把国民经济的发展纳入战争经济的轨道。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制定了军制改革的方案，增加在朝鲜境内的军事力量，使关东军的编制和配备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此外，日本还计划新建和增建航空队、坦克队和其他机械化兵团。

日本还大力加强军国主义的舆论宣传，为侵略中国进行思想准备。日本在中国大肆宣传要在东北地区建立所谓的“王道立国的新国家”。1931年6〜7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侵略计划，就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当晚10点20分，一声巨响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这是日军事先就策划好的，并立即以此为借口，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并用早就从旅顺运来的大口径榴弹炮猛轰东北军北大营。翌日凌晨占据北大营，当天，沈阳城失守。

日军在攻打沈阳的同时，还兵分几路开向了长春、四平、公主岭等中国兵营。

9月21日，日军占领吉林市和吉长、吉敦两段铁路；22日，侵占辽源四洮铁路；11月，黑龙江省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1932年1月2日，锦州被占领，中国军队全部撤至关内。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便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噬了。

日本挥舞着屠刀，马不停蹄地冲向中国，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更是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为，使他们肆无忌惮。

1932年1月28日，日本的魔爪触及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沿海的重要经济、政治中心。它想控制上海来建立连接长江流域和中国内地的新侵略基地。

此起彼伏的事端，随处可见的战火硝烟昭示着一场席卷东亚地区的侵略战争已经慢慢地铺展开来。

宁予外贼不予同胞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在军事占领的基础上，开始策划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个国家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满、蒙古、汉、朝鲜五族组成，以溥仪为首脑，下设五个镇守使。这个政府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长达14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直接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除了建立伪“满洲国”以外，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各地驻有关东军，还把它的宪兵、警察和特务遍布东北各城市和乡村。这些宪兵、特务，动辄以“抗日嫌疑”屠杀、犬食、活埋中国人民，制造了大量惨案。他们还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和“人圈”，采用“以华制华”“以夷制华”等手段进行统治。

在经济上，日军侵占东北后，大肆掠夺经济资源。他们依照所谓的“日满经济一体化”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日军还极力推行细菌战，组建了进行细菌战的“细菌实验所”，以活人代替动物进行试验，专门培植、制造鼠疫、霍乱、坏疽、伤寒、结核、破伤风、鼻疽、牛瘟等疫病细菌，还进行毒气试验、冻伤治疗试验、真空环境试验，及活人解剖，用各种暴行残害中国人民。

面对日本人的残忍行径，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奋勇抵抗，还一再妥协，纵容日军的侵略行径。如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后，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此外，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国民党同样表现懦弱，5月5日，同日军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日本吞并整个华北的威胁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激起了华北人民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这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挑起了保卫国家、振兴民族的重任。早在1935年6月15日，还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1935年，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到达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红军会师之后，11月13日，党中央又发表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丑恶行径，以及我们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险境况，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拥护这个唯一正确的救亡图存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宣言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1万多大、中学生举行了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基本条件，即为“一二·九”运动。国民党政府用屠杀和逮捕等各种残酷手段来镇压学生运动，但爱国学生以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回击反动派。12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人在天桥举行大会，会后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运动，迫使原本在这天成立的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和以后的爱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大到全中国。

这一系列抗日爱国运动表明国人已从沉睡中觉醒过来，表明了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