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问守原议◎
唐代宦官之祸最严重时，正是柳宗元写作此文时，可以断定作者对掌握军国大权的阉党深恶而痛绝，而又不能直接指斥，只好以曲笔讽谏，借以抒发对政事的愤慨。本文结构严谨，法度森严，行文步骤承接照应，写得非常巧妙。文章一起笔就以晋文公问勃鞮为例说起，立论明确，笔锋直接，接着一口气写下来，每段紧扣相连，虽然有许多倒注的回互转换，却组织得天衣无缝，意味深长。而通篇文字简约明快，不留斧凿痕迹，读来既清新爽朗，又让人警醒。有感时事而借古人发议，这是议论文的惯用手法，但柳宗元此文超出许多人的俗习，他悍然落笔而又猝然收笔，豹头虎尾，文中同样精神百倍，畅论宦官当权的危害，隐讥唐德宗对阉人的迁就与亲宠，写得义正词严，说理透彻，不愧是“柳文得意者”（谢枋得语）。
【原文】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鞮，以畀赵衰。
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
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译文】
晋文公从周天子那里接受原地以后，很难决定由谁来守护那里。他询问宦官勃鞮，接受他的建议把这个职务给了赵衰。
我认为，治理好原地是晋国政治上的大事，是借以事奉天子、建立霸主功业、向诸侯传达王命的，不应该与宦官商议，以致玷污了天子的命令。可是晋文公在挑选担负重任的官员时，不在朝廷与大家一起商量，而在内宫私下讨论；不广泛在大臣中征求意见，而偏偏与宦官计议。虽然赵衰的才能、德行所幸可以担任原地的长官，国家的统治不因此而受损，而迫害贤良、政治混乱的祸根，却由此滋长出来了。何况当时晋国并不缺乏能够提出建议的臣子呢！狐偃是善于谋划的大臣，先轸是中军的统帅，晋文公疏远他们而不向他们询问，竟与宦官仓促商讨决定，这种做法能作为榜样吗？而且，晋文公准备像齐桓公那样建立功业以辅助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可是齐桓公因任用管仲而成就霸业，因任用竖刁而致使国势衰败。那么晋文公得到原地扩展了疆土，正是他开始创建霸业，给诸侯树立榜样的时候，而他竟不用齐桓公的成功经验，却重蹈齐桓公后来失败的覆辙。虽然晋文公后来能称霸诸侯，那是因为就国土而言，晋国是大国，从力量方面看，晋国兵力强，以名义而论，晋国是周天子所封的。众诸侯事实上是惧怕晋国，哪里是晋文公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呢？以后景监能够任用商鞅为相，弘恭、石显能够害死萧望之，是晋文公导致的恶果。
唉！晋文公想派贤臣去担任原地那样的大地方的长官，那么被问者并非所举失当，问题在于他问了不该问的人。即使这样，他还是受到了当时人的耻笑，而且贻害后世，何况如果在问的对象和被推举的人两方面都错了的情况下，他用什么来挽救呢？所以我把晋文公的过错揭示出来，以附和《春秋》贬斥许世子止和赵盾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