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
封建，指殷周时期“封国土，建诸侯”的世袭分封制度。本文就是评论这种分封制度的。
文章首段发端立案，提出论点：封建，非圣人意也。又以一“势”字挈其纲领，由势字探出圣人不得已之苦心。“彼其初”一段，遂极言“势”之所必至，从而为论点作确证。
接下来，文章探讨历代封建得失之大略。一段言周封建之失；一段言秦郡县之得；一段言汉矫秦循周之失；一段言唐制州立守之得。而后，针对三种不同观点的发难，一一予以反驳。至“或者又以为”一段，则因殷周不革封建一难，发出不得已之故，与开头“势”字照应。后以“吾固曰：非圣人意也，势也”收束归源。
文章立论明确，间架宏阔，辩论雄俊，为历代评论家所称道。吕留良评此文：“无懈可击，实文章豪雄。”
【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译文】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这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这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可能接近事实呢？我以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拿什么来证明这个呢？通过分封制就可以证明。那分封制曾经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古代圣明的帝王，没有谁能废除它。恐怕他们不是不想将分封制度废掉，而是客观形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形成，大概就是由于人类原始阶段的存在吧！假如没有人类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不能产生分封制。实行分封制，不是圣人们的意志。
人类在其原始阶段，与万物共存。那时草木杂乱丛生，各种野兽往来奔突，人不能搏杀撕咬，而且没有毛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和保护自己，正如荀卿所说的，人一定要凭借外物作为求生的工具。凭借外物以求生存，相互之间必定产生争斗，争斗无休无止，必须去找能判断是非的人并且听从他的命令。这类人中有智慧、能明断的，服从他的人一定众多；他向相争的人讲明道理而有过失的一方仍不悔改，必将责罚他们而后使他畏惧，由此，君主、长官、刑法、政令就产生了，所以彼此亲近的人们便聚成一群。分为群体，以后争斗的规模必然加大；争斗的规模加大，就产生了用武力来镇压和用道德来安抚的统治方法。其中又有武力更强大、道德更高尚的人，各群体的首领就又去到他那里听从他的命令，以安抚其部属，于是产生了众多的诸侯。诸侯之间相互争斗，斗争的规模就又扩大了。后来又出现了威德更高尚的人，众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就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的诸侯首领。这样，方伯、连帅之间的相争规模就又进一步扩大了。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道德更高尚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归附于他而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他们的人民，然后天下会合，统一于一个天子了。所以，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上至天子，下至乡里的长官，他们当中对百姓有恩德的人死了以后，大家必定拥护他们的后代而尊奉为领袖。所以，分封制不是圣人的个人意志，是形势所造成的。
尧、舜、禹、汤的事离当前太久远了，到了周代，文献的记载才比较详尽。周朝据有天下以后，把天下土地进行分封，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诸侯。诸侯国如众星罗列，布满天下四方。他们尊奉周王室，就像车轮以车轴为中心，车辐条集中于车毂那样。诸侯定时拜见天子，或在春天去朝见，或在秋天去朝见，或应天子之召随时前往，或数个诸侯联合前去朝见；诸侯离开天子回到自己的封国，就成为周王室的守土之臣和保卫朝廷的屏障。然而下传到周夷王时，以前的礼制遭到破坏，损害了天子的尊严，夷王竟亲自下堂去迎接诸侯。传到周宣王时，他虽然具备复兴国势的德行，显示了南征楚国、北伐狁的雄威，但他终究无力确立鲁国君位的继承人。周王朝衰落始于厉王、幽王，到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天子已把自己降到了跟诸侯同等的地位了。自那以后，向周天子询问九鼎重量企图取代周朝的事出现了，放箭射中周天子肩膀的事出现了，伏击绑架周天子使臣凡伯、胁迫周天子杀掉大夫苌弘的事也出现了。天下反常，人心悖谬，不再把天子当作天子。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权很久了，只不过还在诸侯之上徒然留有一个空名而已。这难道不是诸侯的力量过分强大、形成尾大不掉的过失吗？于是周朝分成了十二个诸侯国，合并为七个强国，天子的权力被分到由诸侯的家臣所建立的国家，周王朝被它所后封的秦国灭掉。可见周朝败亡的最初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分封制。
秦国统一天下后，分割原来诸侯国的属地并设置郡县，废除了从侯服到卫服的五等诸侯，取而代之的是郡守、县令，凭借天下险要之处，建都在居高临下的咸阳，控制全国，把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是秦朝的应对得当之举。稳定不久就天下大乱，那是另有原因的。秦朝一再征发数以万计的人去服劳役，政令、刑罚严酷苛刻，天下财物殆尽一空。于是那些扛着锄头木棍被责罚去守边的人们，彼此交换个眼神就诚心地结为联盟，大呼一声便聚集成反秦的队伍。当时只有反叛的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对秦王朝心怀怨恨，而有一定地位的官吏则对朝廷十分畏惧。天下百姓同心同力，杀死郡守，劫持县令，联合起来造反。秦王朝的过错在于它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怨恨，而不是郡县制的错误。
汉朝取得天下以后，为吸取秦亡的教训，袭用了周朝的制度，划分出一部分国家疆土用来分封同宗子弟和一些异姓功臣为王侯。没过几年，就出现了王侯叛乱的事，汉天子为平息叛乱而疲于奔命。高祖刘邦领兵讨伐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军队在平城围困了七天七夜，又在镇压淮南王英布的反叛时被飞箭射成重伤而致死，而后汉朝逐渐呈现衰落之势，一直持续了三世之久。后来谋臣献策，朝廷对诸侯王的封地及拥有的权势加以离析、削弱，汉王朝才得以自保。不过，汉朝刚开始恢复分封制时，还有约占全国面积一半的地区实行的是郡县制，当时只有诸侯反叛却没有郡县反叛。秦朝创立的郡县制的正确可行，也可由此得到证明了。对汉朝之后的创立帝业的人来说，郡县制与分封制哪一种可取，哪一种不可取，即使再过百代，也是显而易见的。
唐朝建国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长官，这是唐王朝的明智之举。但是仍有强悍奸猾的藩镇不时起来作乱，为害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过错不在于建州立县，问题在于兵制，当时只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由此可见，州县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有人说：“分封制下的世袭诸侯，一定会把封地当作自家的私有产业尽心治理，把封国内的百姓当作儿子一样爱护，他们适应当地的风俗，修明那里的政治，因此施行教化是很容易的。而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常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想的不过是官位升迁，哪里能把所管辖的地方治理得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周朝的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众诸侯骄横自大，贪财好战。总而言之，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当的国家少。方伯、连帅之类的诸侯首领不能改变各诸侯国腐败的政治统治，天子也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国君。真正能够尽心治理封地和诚心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当中找不出一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实行了分封制，而不在于具体政治措施如何。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秦朝的历史事实也明确地告诉我们：秦实行了治理人民的郡县制，可是不把权力交付给郡县，当时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任命了能够治理人民的郡守、县令，他们却无法行使郡守、县令的职权，当时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是所设置的郡县作用无法正常发挥，郡县长官无法施行其政治管理。再加上严酷的刑法，繁重的劳役，致使天下百姓心怀怨怒。造成这种局面的过错在于统治策略有错误，而不在于郡县制有什么不好。秦朝的情况就是如此。汉朝建国后，天子的统治命令可以在郡县贯彻执行，不能在诸侯国贯彻执行，可以控制郡守、县令，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就算是胡作非为，朝廷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诸侯国的人民就算是苦难深重，朝廷也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等到诸侯王犯上作乱，而后才拘捕捉拿、流放外地，或者率领军队去将叛乱平定。当诸侯王叛乱的迹象不明显的时候，尽管他们巧取豪夺谋财谋利，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对百姓极端残暴，朝廷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至于当时实行郡县制的地方，可以说是治理得当而且社会安定。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高祖时被免官的孟舒德行很好，受到尊敬，从冯唐那里省悟到对守边有功的魏尚判罚有失妥当，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办事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静，不苛政扰民，于是或将接连遭贬的黄霸官复原职，或将孟舒、魏尚重新起用，或将有病在身的汲黯委以重任以安抚治理一方百姓。在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这是天子可以做到的。郡县长官如有罪过，天子可以罢他官，郡县长官有才能，天子可以奖赏他。早上任命了他，如有违逆越轨的行为，当天晚上就可以把他免职；晚上授予他官职，如果违法乱纪，第二天早晨就可以罢免他。假如汉王朝把全国城市乡镇的土地都分封给诸侯王，纵使他们欺害人民，朝廷对这种情况也只能焦虑担忧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难以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方式难以推行。朝廷公开批评、开导他们，他们当面恭敬应允，但一转身就又违法犯禁、我行我素了。朝廷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相互串通、订立盟约、联合密谋，然后就彼此呼应，对朝廷怒目相视，气势汹汹地发动叛乱；如果不闹事，朝廷也只能削减他们一半封地，而另一半封地上的人民仍然受苦。与其这样，为何不把诸侯王全部废除而改为郡县，以保全那里的百姓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国家全部实行郡县制，并设立郡守、县令，这种制度的不可改变是确定无疑的了。朝廷只要善于掌握兵权，谨慎地选择州县长官，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而统治的时间都很长，秦朝实行郡县制而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说这种话的，更加不是所谓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了。曹魏承接汉朝立国，仍然建立了封土赐爵的分封制，司马晋继承曹魏立国，分封制仍沿袭不改。而曹氏和司马氏所建立的王朝都很快就衰败了，没听说他们国运长久。现在唐朝废止了分封制，采用郡县制，自开国至今将近二百年了，国家基业很巩固，这与分封诸侯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圣王，他们都不改变分封制，本不该再来讨论了。”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商汤王、周武王不废除分封制，是迫不得已。因为商汤伐夏桀时有三千个诸侯归附于商，商借助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王不能废掉他们；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时，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个，周借助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掉诸侯。因循旧制以安定国家，沿用旧制以顺应习俗，这是商汤王、周武王迫于形势而做出的决定。不得已而为之，就不是出于最大的公心，而是怀有偏私之心，因为诸侯曾为自己出过力，想利用他们来守卫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从郡县制本身来说，这是最大的公了，但就动机来看，则是为私的，是想利用郡县制造就皇帝个人的权威，使天下人都服从自己的统治。不过，天下为公在行政制度上有所体现是从秦朝开始的。
天下的通理是，把国家治理好了，才能得民心。让贤能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然后国家才可以治理好。分封制度下的统治者，是诸侯王一代继承一代的统治下去。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在上位的果真就是贤能的吗？在下位的果真就是不贤的吗？那么老百姓是得到太平还是会遭逢祸乱，就无法知道了。诸侯王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就必须统一人民的认识，由世袭的大夫统治着世袭领地，以至于把封地内的土地都分光了。即使圣贤生在那个时代，也不能为人民立功立德。这都是分封制所造成的后果，哪里是圣人创立的制度使它这样的呢！所以我说：“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