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命

笃信天命，是古人的共同之处。

孔子编撰的《尚书·汤誓篇》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意思是说，夏朝多罪，上天使其灭亡。《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说，商朝取代夏朝，是奉上天之命行事。《庄子·内篇》写道：“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意思是说，尧舜为帝乃受命于天。

包括铁木真在内，古代蒙古人也笃信天命。他们对上天的“启示”十分重视。《蒙古秘史》记载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遗弃铁木真一家的泰亦赤兀惕人，担心铁木真羽翼丰满之后会来寻仇，于是先下手为强，派兵去追杀他。年少的铁木真躲过敌人的突袭，逃入高山密林之中。泰亦赤兀惕人选择了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之策，在密林外看守。铁木真在密林里躲了三天之后，觉得仇人们已经离开，正要牵马出去，马鞍突然脱落了。他心想：“莫非是上天要阻止我出去吗？”于是返回密林里。过了三天，他又打算出去，看见一块巨石堵住了出口，于是再度返回密林。又过了三天，已经九天没有进食的铁木真饥饿难耐，心想：“怎么能无名地死去呢？出去吧！”于是，他牵着马，绕过巨石，出了密林。可是，泰亦赤兀惕人并没有离开。他们捉住了铁木真。族长派人轮流看管他。有一日，轮到一个瘦弱的少年担任看守。铁木真心想，这是上天赐予的逃跑良机。最终，他逮到一个机会，打倒了少年，逃跑了。

引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天命的客观实在性，而是为了说明铁木真的天命观：对于他所认定的上天的启示，他会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届时情况仍然不乐观，他会选择勇敢地面对。然而，只要有机会出现，哪怕是极其微弱的机会，他就一定不会放过。

这种天命观贯穿其征伐之路的始终。

天命观在军事征服霸业上的表现，就是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战机。《元史》记载了铁木真之孙蒙哥的一个战例：

1237年某月，蒙哥正在征伐欧亚大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钦察部。因为抵挡不住蒙古人的进攻，钦察部首领八赤蛮逃到距离里海沿岸不远的岛上。蒙哥率大军赶到的时候，正好遇上退潮，“其浅可渡”。蒙哥高兴地说：“此天开道于我也！”于是一鼓作气，率军登岛，最终几乎将岛上的钦察人全部屠尽，并生擒八赤蛮。

不难从这个故事中看出，在笃信天命的蒙古大汗眼里，任何机会都是“上天赐予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处在蒙昧时代的大汗们来说，将机会赋予“神性”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会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天的选择。而这个信念无疑又将加倍激发征服者的斗志。

更加重要的一层逻辑是，既然机会是上天赐予的，就绝对不允许浪费，必须充分地加以利用，因为浪费天赐的机会将遭到天弃。正如西汉刘向所言：“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认识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对外侵略的彻底性：在对外侵略——无论其目的如何——的过程中，如果蒙古人发现对手比较弱，就必然会一举将其吞没。

这种天命观在宗教上的表现是，尽管绝大多数蒙古人信仰萨满教，敬“腾格里”（长生天）为最高之神，但他们对其他宗教并不排斥。事实上，在蒙古对外发起大规模侵略之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蒙古草原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比如，在蒙古草原最西面的乃蛮部，以及与乃蛮部毗邻的克烈部——前面提到过的王汗所在的部落，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即景教）颇有根基。再比如，铁木真本人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与全真教——道教的分支——掌门丘处机私交颇密，因为他希望能从丘处机那里得到长生的秘诀。

蒙古人不排斥其他宗教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长年在大自然中讨生活，对“上天”怀有强烈的敬畏心。他们不想因为排斥其他宗教而得罪其他天神。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由于自己能生产的产品十分有限，蒙古人非常重视商业贸易，在逐水草而居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要和不同地方的人做交易，因而有很多机会接触其他宗教文化。

根据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这样说过：天上有先知，他们受人供奉，每个人都敬畏他们。基督徒说，他们的先知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中世纪对阿拉伯人的称谓）说，他们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他们的先知是摩西；佛教徒说，他们的先知是释迦牟尼。我尊敬和敬畏所有这四位先知，敬畏天上最伟大的神，我祈祷得到天神的保佑。

读者将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在宗教上的这种“混沌”态度，是如何影响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对其侵略意图的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