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存的逻辑

铁木真九岁时的某一天，父亲也速该带他去母舅家，想给他说一门亲事。走到半路，他们遇见了特薛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长老。弘吉剌部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之间，长期有着通婚的传统。

特薛禅十分喜欢铁木真。当知道也速该要给儿子说亲之后，特薛禅说：“我们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儿们生得相貌堂堂，女儿们生得姿色娇丽……也速该亲家！到我家去吧！我的女儿还小呢，亲家你去看看吧！”

于是，也速该就来到特薛禅家，见到了他的女儿孛儿帖。孛儿帖比铁木真大一岁，容貌娇美，举止得体，正合也速该的心意。双方定下亲事。应特薛禅的要求，也速该将铁木真留下，自己骑马回家了。他临走时再三叮嘱特薛禅：“我把儿子给你留下做女婿。我的儿子怕狗。亲家，可别叫狗吓着我的儿子呀！”

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该赶上塔塔儿部在大摆筵席。塔塔儿部主要在蒙古草原东部一带游牧，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素有冤仇。因为实在是太渴了，也速该偷偷入了席。然而，塔塔儿人将他认了出来。他们在也速该的食物里下了毒。三天之后，也速该在家中去世。没过几天，铁木真被人从特薛禅家接回。

也速该去世之后，铁木真一家被同族遗弃了。作为家中长子，九岁的铁木真必须与母亲，三个同母弟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以及帖木格），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仑等人相依为命。

他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靠捡杜梨山丁，挖红蒿、野葱、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养活自己和儿女们。铁木真也尽力回报母亲，用火烘弯了针，做成鱼钩去钓鱼，又做了拦河网去捕鱼。

尽管诃额仑和铁木真都很勤劳，但能够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铁木真一家每天都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极为有限的食物，成为铁木真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一天，铁木真带着亲弟弟拙赤合撒儿、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去钓鱼。一条小银鱼被钓上来之后，立即被两个异母弟弟抢走了。铁木真心里十分恼怒。回到家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显然，诃额仑也没有办法。但她不愿意铁木真兄弟之间因为一条小银鱼结仇，于是劝慰铁木真：“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那样不团结？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没有别的伙伴了。这样怎么能报仇呢？”

对于母亲苦口婆心的警告，铁木真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此之前，这两个异母兄弟还曾夺去他用箭射下的雀儿。对铁木真来说，无论是一只雀儿，还是一条小银鱼，都应该由他来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两位异母弟完全只顾自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整个家庭，尤其是他更为幼小的同母弟弟和妹妹的生存。

于是，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拙赤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

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1240年，作者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但中外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他必定与成吉思汗家族关系密切。这本书蒙古文书名的原意是“蒙古的机密史纲”，或者“蒙古的机密大事记”。明朝初年的汉译蒙音版本将书名译作《元朝秘史》。

与当下泛滥的“秘史系列”影视剧不同，《蒙古秘史》记载的人物与历史事件，被中外历史学家认为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比如，20世纪著名元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就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叙述成吉思汗言行的实录，是一部关于蒙古早期历史的很难得的直接史料，其行文“天真贴切、生动可信”。1908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出版《蒙古秘史》日文版时，则索性以《成吉思汗实录》作为书名。

因此，我们不妨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相信上面这则故事——确切说是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苏联历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就十分相信特薛禅将铁木真留下做女婿这段史料，并从中发现母权制度的痕迹。

如果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它显然可以印证如下论断：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下，当生存面临威胁时，弱者总是被迫成为强者，强者则总是主动出击，试图掌握支配生死的权力。与强者关系最远而距离最近的弱者，总是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这就是生存的逻辑。

也速该去世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年少而胆怯的铁木真接受了这个道理。然而，接受这个逻辑的并非只有铁木真。事实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甚至早已渗透进他们的基因。

史书为这个论断提供了许多证据。

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唐代魏征所著《隋书》中，突厥人的风俗也是“贱老贵壮”。宋代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一书中，蒙古人的风俗同样是“贱老而喜壮”。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是，老弱的生存权利被极度忽视。毫无疑问，到了必须做出残酷选择的时候，老弱必定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这个真理，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残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游牧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而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水，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牧草，又极易受气候与季节变化的影响，因而经常会成为稀缺资源。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便成为家常便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说，战争和冲突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弱者无疑会是最先被抛弃的累赘。

贝都因人或许是最恰当的参照。

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在沙漠和草原之间游弋的贝都因人，他们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另一种是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半岛的边缘地带——定居的阿拉伯人。在适合牧草生长的正常的气候环境下，贝都因人过着很自在的游牧生活，然而一旦气候恶化，他们就经常劫掠定居的阿拉伯人。

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个人主义是贝都因人的明显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们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沙漠上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使它成为贝都因人的民族风俗。”

7世纪的阿拉伯诗人顾托密甚至如此描述贝都因人的生活：“我们的职业就是抢掠。我们抢掠敌人和邻居。如果没办法抢掠他们，我们就抢掠自己的兄弟。”

游牧民族的抢掠或者侵略行为，是其生存逻辑的自然引申。既然本族老弱都可以遗弃，入侵其他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他们并非天生的侵略者，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对外侵略。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给出的答案是：气候变暖。费根教授在其著作《大暖化》（The Great Warming）中提出，铁木真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候，蒙古大草原正经历着干旱的痛苦，牧场被“较为干燥的气候”破坏了。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气候背景之下，铁木真团结草原各部族发起了对外侵略。

费根借鉴了英国著名气象学家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的科学发现。20世纪中叶，兰姆提出了“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观点是，950年至1250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经历了一段偏暖的气候。当然，在这段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气候偏暖并非持续不断的现象，比如，1010年至1011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就经历了十分寒冷的冬天，但就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气候是偏暖的。

尽管“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起初仅局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它后来也被用于解释同期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历史现象。

不过，支持费根观点的并非只有兰姆的科学发现。

美国纽约的拉蒙特——多尔提地球科学研究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曾与蒙古国立大学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脉中的红松标本。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偏暖气候，恰好与铁木真发动征服战争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甚至惊讶地发现，816年，蒙古草原的气温甚至比现在还要高。

史籍也提供了不少证据。根据《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Chronicle Novgorod）的记载，13世纪早期，气候原因导致了一场持续17年之久的饥荒。1215年，由于干旱引发的饥荒达到顶峰，城市居民被迫以树皮充饥，甚至卖掉孩子为奴。1230年，又一次干旱降临，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平民杀掉活人，并以之为食。有些人则肢解死尸的腐肉作为食物。有些人以猫狗为食……有些人吃苔藓、蜗牛、树皮、石灰、榆树叶，以及其他所有能想到的东西。”

要理解气候变化对蒙古人的影响，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游牧既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马、山羊、绵羊、骆驼等牲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马不仅意味着财富，还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能够提供肉类、奶、奶酪等高蛋白食物。更重要的是，主人得借助它才能找到合适的牧场，才能配合手中的弓箭，成为令人畏惧的骑兵。

然而，马的消化系统并不强大。它只能吸收牧草中25%的蛋白质，其余75%的蛋白质都被排泄出去了。遇上干旱季节，牧草由青迅速变黄，其蛋白质含量也急剧下降，很多马匹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影响。于是，迁徙，或者侵略，成了古代蒙古人必然的选择。

迁徙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侵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g）一书中指出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东面的大草原，远不如西面的大草原那么丰美，因此，几千年以来，东面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或者是以难民的身份，或者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一代又一代地从东面迁徙到西面。

气象学上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存的逻辑，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的故事：也速该去世，铁木真一家遭到同族遗弃之后，过着何等艰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