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竞争力的担心,美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其知识产权优势压制中国产品出口。一个典型的事实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连续多年位列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榜首,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最大目标。我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在降低?实际上,按照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数据,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评分已从2007年的3.42分提高到2017年的4.5分,这表明这些年来我国实际上是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另外,余乐芬(2011)发现,在所有知识产权调查已经结案的案件中,有约75%的处理结果是和解、没有发现侵权、原告撤诉和同意令,仅有25%的案件发现侵权成立。因此,这部分诉讼企业打官司是假,而通过启动知识产权调查达到贸易遏制效应以及被诉方被动和解的“敲竹杠”效应是其启动知识产权调查的真正目的。这种知识产权调查的异化和滥用就是实实在在的贸易壁垒,即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这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
本书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工作。本书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将美国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内生化,研究影响知识产权调查频数和案件判决的主要因素,多角度系统分析知识产权调查产生的效应,并在总结成功应诉企业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规避知识产权调查的预警及应对机制。
(1)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不公平进口调查信息系统的数据,分析知识产权调查的统计特征。本书从案件总量、涉案来源地、调查类型、涉案产业、判决结果五个方面对知识产权调查做一个全面考察。重点探讨美国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调查的主要来源地如何,判决结果在不同的对象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从公平贸易动机和保护贸易动机出发,实证考察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真实动因。本书在考虑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案件数据特点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托宾回归模型来研究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背后的动机。具体而言,引入美国贸易赤字、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量、美国“特殊301报告”、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否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认为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完全是出于保护贸易的动机。
(3)本书利用美国2000~2015年同48个贸易伙伴的数据量化知识产权调查产生的贸易抑制效应。通过在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美国知识产权调查因素,使用反事实模拟方法,从基于调查总量的“贸易缺口”和基于原告胜诉的“贸易缺口”两方面定量分析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对贸易伙伴向美出口的影响程度。通过反事实模拟分析得到,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使其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出口额平均下降0.84到3.37个百分点,原告胜诉使贸易伙伴对美出口平均下降1.06到4.19个百分点。反事实模拟研究证实中国遭遇的贸易抑制效应最大。
(4)利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影响知识产权调查的判决因素。本书利用2005~2015年42个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美国来自贸易伙伴的贸易压力、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宏观角度分析侵权率的影响机理,通过实证检验识别出影响知识产权案件判决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量、汇率及美国民主党是否执政对知识产权调查侵权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5)从宏观因素和微观案例两方面细致考察我国企业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全貌。在分析我国企业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现状和特点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频遭知识产权调查的原因,并从内外两方面讨论我国企业应诉失败的原因。同时,以厦门金达威公司和华为公司为例,总结他们的成功应诉经验,为我国相关企业应对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时提供参考和借鉴。
(6)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规避知识产权调查的预警及应对机制。一旦启动知识产权调查,不管最后裁定结果如何,对于被诉企业的出口都将产生极大影响。本书提出的预警及应对机制,对早期防范知识产权调查,切实有效降低企业出口遭遇知识产权调查风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三个维度对知识产权调查引致的贸易壁垒展开分析。在分析影响知识产权调查频度及判决的影响因素时,从宏观和中观维度展开,而在分析知识产权调查的效应时,则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展开分析,这样的多维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知识产权调查。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书着力解决现有知识产权调查研究文献缺乏系统性,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的问题,系统探讨知识产权调查的形成机理、影响效应及应对机制。主要有:究竟知识产权调查的形成机理——触发知识产权调查启动的因素是什么?各种知识产权调查判决结果是否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一旦企业遭遇知识产权调查将会通过什么渠道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有多大?如何建立预警机制有效规避知识产权调查?一旦遭遇知识产权调查后,企业如何应对?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根据数据的特点,采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保证分析的可靠性。在研究知识产权调查形成的机理时,采用面板托宾回归模型;在研究判定侵权率的影响因素时,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知识产权调查的贸易限制效应时,采用反事实方法估计。
本书通过对知识产权调查引致的贸易壁垒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于建立完善我国规避知识产调查的预警机制具有参考作用,同时对于提升我国政府、行业和企业应对知识产权调查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