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最后一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老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八十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然而，我却有过一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简单地说，我认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翻译《往事与随想》可以放后一点；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弃，将来别人还可以翻译。我并不是不知道巴老对赫尔岑作品的感情。早在1963年，《译文》杂志就发表了巴老所译的两则赫尔岑的回忆。巴老打算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设想，曾得到鲁迅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巴老翻译过赫尔岑的《家庭与戏剧》。“十年浩劫”期间，巴老遭受迫害，无权从事创作，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当时，巴老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后把译文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19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1975年3月3日给我的信上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几年来向巴老提过多次建议。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对下辈一贯持平等的态度，所以我可以无顾虑地和他讨论（甚至争论）。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这个理由并没有把我说服。我又陈述自己的看法：“从实际出发，变更一下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据，说得更带劲了，“宪法可以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可以调整，个人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

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就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翻来覆去地讨论。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我第一次读完它是在1928年2月5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期以来，我工作中事务主义严重，一天忙到晚，学习抓得不紧。每当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常想起巴老的“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又挤出一些时间，打起精神，读读那些能鼓励我上进和能给我增添知识的书。

198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