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国家”与盛唐气象

唐人的视野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激发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迈向新世纪的信心。

历史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记录。在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回眸历史将给新世纪提供丰富的借鉴和启迪。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盛唐气象”，特别是“唐人”作为民族自豪的称呼，至今仍频频使用于全世界华人的生活之中，始终承载着不朽的光荣与无比的辉煌。

站在人类千年历史的高度上来观察，就会发现唐朝是一个建立在南北朝各种民族融合要素和隋帝国南北统一基础上的新时代。唐人血管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因为其与周边的民族混杂融合后产生了大幅度的民族更新；唐朝不断受到突厥等边族的侵扰，但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中原聚居，甚至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粟特人以及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都到长安定居；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宗主仲裁地位，而且有强大的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友好往来，具有史书记载“天下国家”的世界性。唐代统治的范围向西越过葱岭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领有黑龙江流域至日本海，西南达到今越南北部，整个东亚地区都接受了中华文明的洗礼。

在唐朝，民族团结观念取代了皇帝至上的国家观念。“天可汗”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还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分界”的民族偏见。这也正是唐朝开始变为一个大国巨强的再生动力，在新的纪元里需要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世界大陆文明格局来说，各民族的互相影响和各国间的交流，既可以使一些文明核心国家自身综合实力得到增长，也可以推动邻近国家经济、文化及各方面的发展。唐帝国在亚洲正是起了这样的巨大推动作用。

千年以前，亚欧大陆内形成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是当时人类社会成就最高级别的文明板块。但拜占庭短暂的强盛很快被阿拉伯人入侵所打断，而阿拉伯帝国迟至8世纪后才逐渐形成封建制，印度大戒日王之后次大陆陷入分裂局面，只有中国的唐朝在与周边邻国竞争中呈现出相互推波助澜的崛起趋势。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不仅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而且以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的地位。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除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等与唐保持着独特的国际封贡体制外，多国还遣使到唐长安来。其中，新罗89次，阿拉伯大食41次，林邑24次，日本14次，真腊11次，师子国（今斯里兰卡）3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句丽、百济）、婆罗门五天竺（今印度）、泥婆罗（今尼泊尔）、吐火罗（今阿富汗）、骠国（今缅甸）、波斯以及北非、中东诸国等等，都非常普遍地与唐交往。

作为亚欧文明演进的核心国家，唐政府也频繁派出使臣出访，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公元643年后4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公元663年出使东罗马的阿罗憾，公元664年出使日本的郭务悰等，都是著名的唐朝外交家。唐长安还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四方馆、礼宾院专门接待外国宾客，不仅负责会见礼仪，而且供给入唐后一切资粮费用。如果说中外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那么亚欧大陆分布的几大古老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唐朝成为东亚受益最大的文明枢纽。

世界文明进化不是孤立的。文明是一种有机体，它的构成要素经过相互作用生长出新的动力。唐代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前朝后代的新气象，关键是它与同时代的邻近民族和国家存在着有力的交融。让我们从一系列构成新文明生长动力的要素来看盛唐文明。

允许入境居住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期，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帝国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贞观四年（630）唐打败东突厥，15万突厥人南下归附，入居长安的近万家。天授元年（690）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率残部六七万人徙居内地，斛瑟罗后死于长安。此后，西域胡人等异族入境安置的人连续不断。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作出专门的政策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唐朝还免去他们十年的赋税。这对外国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晚唐黄巢之乱时，广州有一两万外国人被杀，说明入境居住的外国人数量之多。

允许参政做官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为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高句丽人高仙芝、王毛仲，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晁衡），龟兹人白孝德，波斯人李元谅、李素，越南人姜公辅，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都在唐朝任高官。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交流眼光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中外双向互补的表现。

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法律规定。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原则，具有深远意义。

保护通商贸易

贞观元年（627）唐朝开放关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入唐，太宗下诏“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此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使西域、波斯、大食等国的商旅源源不断地进入河西与长安，海上商船也长久不息地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唐王朝对通商贸易非常重视并保护利用，不仅在中亚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安全，而且收取较低的商税。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和海道来到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品。在长安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安居不欲归”。

允许通婚联姻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六月敕令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唐律允许外国人入唐常住者，可以娶妻妾共为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可以看出，异族联姻非常普遍，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据史书统计，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异族驸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杂胡”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

文化开放互融

西域与外国文化在唐长安长期流行，并成为时尚。舞乐最为突出，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之外，龟兹、西凉、天竺、安国、疏勒、高昌、康国、高丽均为外来乐曲，竖箜篌、琵琶、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也皆为波斯、印度等国传入。唐长安盛行来自外国的娱乐，如由“婆罗门胡”表演的幻戏，宫廷和民间都喜欢打的波罗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西域灯轮千影合”的游乐活动。

衣食住行混杂

唐人大规模地穿戴外国异族服饰，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京城长安里“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至于“胡食”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胡食店，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更是众口传知：“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女子骑马陶俑和胡人三彩俑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些“昆仑”黑人俑，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胡化”状况。

留学人员云集

唐朝经济的强大，文化的繁荣，对周边诸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批批外国学子泛海越岭到中国留学。《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和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此后来自周围国家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唐政府对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学校读书。特别是科举考试入仕方面，为了照顾外国和其他民族的学生，特设“宾贡进士”，以区别考取难度较大的中国学生。由于大量留学生的主要生活费用由唐政府负担，所以不允许他们无限期留居中国，超过9年时间的就要另谋出路了。各国入唐学生对国际性的交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在长安招聘人才，交结其他国家使节，搜集或出资购买书籍，特别是他们将学习、了解的唐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播于各国，从而增加了盛唐气象中的国际色彩。

没有文明创新的社会无进步可言，而没有制度支持的社会文明则不可能长久。以上所举仅仅是盛唐世界性最显著表现的几个方面，但足以说明盛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中国首都，也是东亚文明中心和国际化都市，从而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能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并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诚然，主流之外有支流，清流之外有浊流，大唐帝国对外的政策并非没有局限性。在当时辽阔版图的封建大国中，民族不可能完全平等，尤其是在漠北各族的侵扰、吐蕃贵族的扩张、中亚绿洲诸国的争夺以及内徙胡人的反叛情况下，唐王朝要维持国家的安全稳定也确有不少强硬措施；再加上唐王朝“以夷制夷”的手段和军将官吏对异族的防范苛求，都使唐帝国的世界性形象打了折扣。安史之乱以后唐人对外国异族有一种厌恶和防范情绪，胡人被视为动乱的重要因素，排斥外来文化的倾向随之产生，甚至传统的“华夷之分”思想又有强烈回潮。但这只是文人们的警觉，大唐帝国已没有强盛时的世界性形象，而民间社会仍是“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我们也没必要将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都理想化了，只是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和中国其他朝代相比起来，唐帝国的世界性显得非常宽容和突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条条道路通长安”反映了人类文明交会的特征。

纵观一千多年前盛唐所展现的一幅幅世界文明交融图，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激发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迈向新世纪的信心。对我们今天与世界各种文明建立联系，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贡献更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