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遊概况_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全册）-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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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遊概况

第一節中朝文人交遊的時代背景和原因

一、時代背景

十八世紀清朝和朝鮮社會太平，文運隆盛。當時，中國正處於康熙、雍正、乾隆朝，這是清代歷史上文化最爲繁榮的階段。而同時期的朝鮮，先後歷經肅宗、景宗、英祖和正祖當政期，社會思潮、文學觀念、文學風氣發生了重大變化，學術、文學等的成就達到了鼎盛。

（一）十八世紀的清朝

十八世紀的清朝正值康乾盛世（1684—1799）。政治軍事方面，經過數十次征戰，清朝先後平定了蒙古各部、回疆、西藏等，空前地擴大了領土版圖，實現了大一統局面及邊疆地區的長治久安關於清朝領土的擴大以及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可參見周谷城《中國通史》第八章《滿洲族之樹立大清帝國》第四節《大清帝國的擴大與鞏固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3—287頁。；經濟上，工商業得到快速發展，財政收入增加，人民安居樂業，到1741年（辛酉，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約爲1.43億。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亦指出：清朝時“惟以國富論，仍以乾隆爲最盛”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65頁。。朴趾源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看到清朝一派太平景象後感慨道：“大約此關千古戰伐之場，天下一摇，則白骨如山，真所謂虎北口也。今升平百餘年，四境無金革戰鬥之聲，桑麻菀然，鷄狗四達。休養生息乃能如是，漢、唐以來，所未嘗有也。”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153頁。此外像朝鮮“燕行録”中對北京、瀋陽、通州等城市富庶、繁榮的描繪文字也比比皆是。總的來看，康乾之時，清朝全境呈現出一派太平繁榮的局面。

在文化學術方面，康熙、乾隆都非常重視學問和人材。當時的清王朝文化大行，編纂空前，成績輝煌。康熙皇帝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清文鑒》、《曆象考成》、《數理精藴》、《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四庫全書》的編纂。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國範圍内徵集圖書，以著名文人紀昀爲總裁，組織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念孫等人在内的360餘人，歷時9年，編纂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整套書收録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爲禁書），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學術領域。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書有3461種，79309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中的書有6793種，93551卷。此外乾隆皇帝下令編輯的圖書還有《續通典》、《續通志》和《續文獻通考》等。正是在這種文化學術盛行的大背景下，十八世紀涌現出一批鴻學巨儒，如紀昀、翁方綱、戴震、姚鼐、阮元、李調元、李鼎元等等，他們中的一大批人都曾與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者有過交往。

乾嘉時期，中國漢學達到了鼎盛。清朝初年，思想界發生了一次大動蕩。明末清初黄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儒開始擺脱朱子學説的桎梏，不僅對空談心性的王陽明心學進行清算，而且將批判鋒芒指向了注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學。到了乾隆、嘉慶兩朝，更是出現了以考據爲治學主要内容、標榜實事求是的乾嘉學派。其在學壇影響巨大，柳詒徵指出：“乾、嘉之際，漢學之幟遂風靡一時，講求修身行己治國成人者之風，遠不如研究音韻、文字、校勘、金石、目録之學者之盛。” 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下册，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42頁。總的來看，乾嘉學派在辨别古書真僞、整理古典文獻等方面對中國學術作出了巨大貢獻，且對當時和後世學術産生了較大影響。因而，它自然吸引了朝鮮使行文人關注的目光，像當時朝鮮文人朴齊家、柳得恭等就與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如錢大昕、錢東壁、阮元等，在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建立了學誼關係。

（二）十八世紀的朝鮮

政治方面，經過肅宗朝的休養生息，英祖、正祖王朝（1724—1800）時期，政治清明，民尚健實。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穩定，人民生活安康超越了前代，當時人口數量的大量增加，是其重要的標志。如《大東紀年》卷五“英祖朝”載：“戊子四十四年春正月，漢城府進戊子式年户口之數，京五部及八道，户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七百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大抵比孝宗八年丁酉版籍，户加一百二萬零，口加四百八十萬零。休養生聚於斯爲盛云。” 尹起晉《大東紀年》卷五“英祖朝”，光緒三十一年上海美華書館鉛版，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思想方面，十八世紀的朝鮮崇尚儒學。肅宗當政期間就强調儒學而排斥佛、老思想。這可以從當時科舉考試重視儒學的舉措中得到證明，如《肅宗實録》卷四八載云：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諫院論：“科場文字不使用老、莊異端等説，明有禁令，而今番二所入格舉子試券中，多有佛語，至有極樂世界、八百羅漢等語，而一所入格舉子試券中，有以《西浦稗説》爲頭説云。西浦，即近來宰臣之號，而稗説，即漫筆小説之類也，如許格外淆雜之文，若不痛加禁斷，則無以嚴科場而杜後弊。請令該曹，收聚文科一、二所入格試券，相考拔去，當該試官，並命從重推考。”上從之。拔去事，令該曹禀處。是後，禮曹覆奏，入格人崔道文、陸鴻運等，並拔去。《肅宗實録》卷四八“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條，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

此後，英祖、正祖二君也都致力於明正學、崇經術、獎掖賢才，學術和文學在兩朝約八十年間達到了成熟。二君本身知識淵博，文章灝噩，其下令編纂或創作的詩文或學術著作流傳於後世者甚多。例如英祖撰寫經書序文，下令編纂《東國文獻備考》（一百卷）《正祖行狀》載：“四十六年庚寅春正月，設編輯廳，纂《文獻備考》。國朝典章，有金櫃石室，藏之名山，外此無徵。凡祖宗禮樂文物，老師宿儒莫或知其沿革，六官庶職皆憑胥史傳説，轉輾訛謬，漸失其舊。於是王令纂是書，篇目一惟馬端臨之《文獻通考》而稍加櫽括。自是國有事據考多賴是書。”《正祖實録·附録》，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正祖著有《弘齋全書》（一百八十四卷）、《八家手圈》及《大典通編》等，此盛况與清朝康熙、乾隆時期的文治相仿佛。洪良浩贊正祖云：“惟我聖上萬機之暇，留心墳典，發揮制作，無復餘藴。凡於當世之曲藝一能，靡不搜剔揚拂，各奏其用，而又興思於二百年之前，表章其湮没，剞劂而傳世。譬如大匀運化，陶成萬品，無微不遂，無幽不達，猗歟盛矣。” 洪良浩《<五山集>跋》，洪良浩《耳溪集》卷一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276頁。洪氏言語中雖不無諛頌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正祖對學術的重視。

當時朝鮮重視學術的另外一個重要表現是：1776年（丙申），正祖下令“建奎章閣於昌德宫禁苑之北，置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官” 《正祖實録》卷二“正祖即位年九月二十五日”條。。奎章閣的建立，目的在於網羅人材，挽衰頽之文風。朴趾源記云：“時上念文風之寢衰，人才之沉淪，思所以振作而拔擢之。仿英陵故事，建奎章閣，置閣僚。又移置校書館於丹鳳門外，爲奎章外閣。詢於閣臣，以布素中有文識者充。” 朴趾源《炯庵行狀》，朴趾源《燕岩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册，第68頁。因此，十八世紀的朝鮮學壇正是在英、正二君的積極引領下，衆多文士講磨競進，望風争驅，出現了學術一新彬彬之盛的景象。洪良浩《<風謡續選>序》對此描繪道：“暨我朝大闡文治，一洗前代之陋，名儒才士彬彬焉，揚聲振彩，可以並驅中原，故委巷繩樞之中，從事翰墨，謳吟山水，以鳴太平之盛者，亦蔚然而興。譬如震雷發聲，百蟄齊振，陽春布澤，萬卉争榮。雖有高下之殊響，濃淡之異色，其得天機一也。秦筝、趙瑟可以辨方俗，瓦缶、土鼓足以備廣樂，君子於是乎觀焉。” 洪良浩《耳溪集》卷一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183頁。顯然，英祖、正祖對人材以及學術的重視，有利於文人參與到政治建設中來，如申維翰、洪良浩、李鳳焕、蔡濟恭、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等都成爲了當時的重要文臣，而朝鮮使團三使（正使、副使、書狀官）則往往從這些文臣中選拔。這樣的情形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文人大量地投身於燕行使團，爲兩國文人的結識和交流提供了前提條件。

學術思潮方面，十七世紀末，實學思潮開始在朝鮮流傳。至十八世紀前半期，著名思想家李瀷的“經世致用説”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他們終於找到了調整與清人關係的依據——捨虚務實、經世致用。十八世紀中後期，實學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以朴趾源爲代表的“北學派”，既批判空談“大義名分”的朝鮮兩班士大夫，又視清朝廷是夷狄，但他們主張“利用厚生”，向清朝乃至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富國强兵。在這種背景下，朝鮮有識之士争先恐後地加入到赴中國的使團中，以便去中原壯遊或結交清朝的高士，這種現象在乾隆朝中後期達到了最高潮。

綜上所述，十八世紀的清朝和朝鮮都呈現出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大行、學術輝煌、民頌熙皞的盛世景象，這爲兩國文士的大量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時代條件。

二、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遊的原因

十八世紀中朝文士交流的人次相當之多。據現存文獻，兩國文人間的交往數量，筆者考證統計在638次以上據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統計，柳得恭、朴齊家在1801年（辛酉）與清人的交流數量不統計在内。。交流形式的多樣性、内容的豐富性使得他們的交遊呈現出一種複雜的狀態，而厘清他們之間願意接觸並展開交流的基本原因，對於理解中朝文人的交往行爲、方式和内容，考察中朝文人間的各種關係等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中朝文人交遊的客觀基礎

兩國文人的交遊既有客觀上的存在條件，也有主觀上的相見欲望。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兩國間的使者往來，特别是朝鮮方面，由於它長期作爲清朝的進貢國而存在，因此每年都有定期、不定期的赴中國使行，如《通文館志》卷三《赴京使行》載：

國初歲，遣朝京之使，有冬至、正朝、聖節、千秋四行，謝恩、奏請、進賀、陳慰、進香等使，則隨事差送。使或二員、一員而不限品，從事官或多或少而無定額，故《經國大典》衹書使、副使、書狀官，從事官、從人之品馬乘馱而未言該數。中間有上通事，又有堂上通事，仍居從事官之上，而從事官則自教誨以下，各有名目外，有醫員、寫字官、畫員共四十餘員。自崇德以來，無千秋使而有歲幣使。至順治乙酉，因敕諭乃並三節及歲幣爲一行，而必備使、副使、書狀官三員，名之曰冬至使，歲一遣之。其他有事之使並如舊，而使皆有品。堂上以下皆有定額，然其報單則勿論。節行、别行計開使二員、書狀官一員、大通官三員、押物官二十四員，共正官三十員，冠帶朝謁。朝鮮史編修會編《通文館志》卷三，民昌文化社，1991年，第23頁。

由此可見，從朝鮮王朝立國，每年至少有定期來華的使團一次（在崇德之前定期有四次），而以某一名目出使中國的使員數量，就正官而言至少有三十員（在崇德之前，從事官有四十餘員）。因而，一大批學者、文人就能以三使（正使、副使、書狀官）或使團隨員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在出使途中或停留北京、瀋陽、熱河等地期間，就有機會與清朝文士接觸並展開交流。據《使行録》（《燕行録全集》第27册）統計，整個十八世紀朝鮮派往清朝的使團就多達259次參見本書附録表11：十八世紀朝鮮燕行使團及燕行日記一覽表，除去李邦翼意外飄海至中國外，十八世紀，朝鮮派遣至清朝的使團次數共計259次。。據《清實録》、《朝鮮王朝實録》統計，清朝派往朝鮮的使團有48次參見本書附録表10：十八世紀清朝使者出使朝鮮一覽表。。可以説，兩國不斷地互派使團出行爲彼此交流創造了前提條件。

（二）朝鮮文人結交清文人的原因

十八世紀一大批朝鮮使團的文人懷抱著與中國文士交流的願望，因而他們在出使途中或在停留北京、瀋陽、熱河等地期間，往往主動地去覓訪清朝文士。據史料，朝鮮人接觸中國文人的主觀願望，緣於以下四點：

其一，希望見到對明朝懷有深厚感情的士人，即所謂的“燕趙悲歌之士”，這是十八世紀初期前往北京的朝鮮文士身上所顯示出來的一種比較典型的心態特徵，如李頤命《送申聖與（晳）赴燕序》載云：

今聖與入燕，以汾厓公愾我寤嘆之思，陰求萬曆諸人之後，出示文貞所唱酬者，以觀其色之如何。余嘗往來燕趙，蓋未見悲歌之士。聖與默察之，或有謳吟彈鋏之倫抑鬱而愈不平者，文貞之時，庶可復見矣。李頤命《疏齋集》卷一〇, 韓國文集叢刊》第172册，第252頁。

李頤命建議申聖與在出使中國時，去暗地尋訪明代反清志士的後嗣，認爲他們定然不服滿族的統治而懷有抑鬱不平之心。這些人士或可得見，便可與之唱酬來往。當時更多的朝鮮文人則用詩句表達出這一意願，如崔昌大《遥贈姜書狀（履相）之燕》云：“君行試訪幽燕市，倘有悲歌擊筑人。” 崔昌大《昆侖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83册，第61頁。任埅《贈别沈侍郎汝器（枰）赴燕》云：“憑君爲訪燕南市，尚有悲歌擊筑不？” 任埅《水村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149册，第90頁。這些詩句無不鮮明地顯現出十八世紀早期朝鮮文人想與悲歌之士相會的期待心理。甚至到了十八世紀末期，有些文人仍懷有這種心理，如洪羲俊《高陽路中，次杜》有云：“津槎雖未問，燕筑可相尋。”《送具生成叔隨使赴燕》有云：“燕南餘俠窟，肝膽結弟兄。生死立談間，義重身還輕。屠門日擊筑，長歌引大觥。子亦慷慨士，許心一蓋傾。” 洪羲俊《傳舊》卷二，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

這種期盼與燕趙悲歌之士相會的心願，緣於朝鮮文人對明朝懷有深厚的感情，而聯繫此情感的紐帶，一是傳統儒家文化的同源性，二是在歷史上，他們一般對明朝奉行“事大”的政策。再加上“壬辰倭亂”，明朝對朝鮮有再造之恩，因而清朝的入主中原，時刻會激起他們對明朝滅亡的哀惜。他們普遍視滿族爲外夷，不承認清朝的地位，希望恢復漢人的統治。十八世紀早期朝鮮文人所懷有這種情感的普遍性，可以通過他們的詩句得到驗證，如趙泰采云：“左袵驚殊俗，同文憶大明。天心猶未厭，那復見河清？” 趙泰采《連山關》，趙泰采《二憂堂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176册，第9頁。李健命云：“天意衹今難可度，幾時中國賦河清？” 李健命《留瀋城》，李健命《寒圃齋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177册，第346頁。趙錫命云：“堪嘆百年文物地，如何復作酪羶場？” 趙錫命《通州》，趙錫命《墨沼燕行詩》，林基中編《燕行録續集》第114册，尚書院，2008年，第449頁。等等。這些詩句志懷激蕩，或懷念前明，或厭惡滿族，或期待恢復，無不體現出朝鮮文士對以漢文化爲主體的中華傳統文明的尊奉與眷戀之情。

其二，意欲結交才士，以實現賢者嘉會，傾心暢談的宿願，這是朝鮮文士接觸中國文人並與之交流的另一重要目的。如洪大容與浙杭三士（嚴誠、潘庭筠和陸飛）結識並神交的事例就是一個典型。洪大容在《與鐵橋、秋》書中云：

嘗竊以爲得會心人説會心事，固是人生之至樂，是以，贏糧策馬足迹殆遍於國中。其好之非不切也；求之非不勤也。每不免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惟憤悱之極，乃欲求之於疆域之外，此其計亦迂矣。幸其精神之極，天亦可回，所謂伊人，宛如清揚。蓋弟則已傾心輸腸，願爲之死矣。其數日從遊，亦可謂身登龍門，指染禁臠，其榮且幸也極矣。注3

注3：洪大容《與鐵橋、秋》（大容頓首白：夜來僉兄起居神相……），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高士》，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5册，韓國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藏。

洪大容稱自己爲了求得“會心人説會心事”，足迹曾遍及國内，但始終未遇到會心者，故而萌生了在疆域之外求覓知己的想法。這種意願是强烈的，在與嚴、潘二公筆談時，他也曾直接表述過這一願望，有云：

鄙等初無官差。此來無他意，衹願見天下奇士，一討襟抱。歸期已迫，將未免虚來虚歸。忽得兩位，一面如舊，幸愜大願，真有志者事竟成也。衹恨疆域有限，後會無期，顧此愛慕之誠，何日忘之？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32頁。

在給嚴誠、潘庭筠的信中也有此意願的表達，其云：

容，東夷鄙人也。不才無學，爲世棄物，僻處海隅，見聞蒙陋。衹以所讀者，中國之書，所仰而終身者，中國之聖人也。是以願一致身中國，友中國之人而論中國之事。乃局於疆域，無路自通，幸因叔父奉使之行，遠離庭闈，不辭數千里之役者，實是宿願之有在，而山川城郭耳目之快，固其餘事也。但入京以後，行止不得自由，且無引進，尋謁無處，每徊徨於街市屠肆之間，想望於悲歌慷慨之迹，而竊自傷其不幸而生之後也。忽乃事有凑合，其人斯在，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從此而雖一朝溘然，亦不可謂虚度此生也。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書（夜來僉寓况萬相……），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33頁。

洪大容與“浙杭三士”交遊時，在筆談和信札中多次表達其强烈的出使中國的心願，表露其意欲結交才學之士的心迹。於此，他出使中國的目的非常清楚地彰顯在讀者面前。期待與域外賢士的結交，使得他自願地加入使團隊伍，千里跋涉來到北京，在與嚴誠、潘庭筠等初次識面後，又六次主動前往二人寓所，“以筆代舌，並以道義成君子交”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53頁。。

除洪大容外，渴求結識清朝高士的朝鮮文士還有很多。這在十八世紀“燕行録”中，可以發現諸多實例，如：1713年（癸巳），金昌業向王眉祝詢問：“此城内亦有飽學秀才否？”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327—328頁。 1747年（丁卯），尹汲《燕行日記》載一譯官向清秀才張昕打聽：“即今以學問名世者，誰也？”“文章家爲誰？” 尹汲《燕行日記》，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第1册，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年，第232頁。 1791年（辛亥），金正中《燕行録》云：“抵豐潤縣，……此縣素多名士，而行鞭甚忙，未得過訪，可恨。”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114頁。等等。由此可見十八世紀朝鮮文士意欲結交清才學之士的普遍性。

除了直接打聽清賢者在何處外，朝鮮文士想要與中國才士結交的强烈願望，也通過以下的行爲和反應顯露出來。

1．他們通過静心觀察、言語酬酢等來試探清朝文人的學識，以便進行更深入的交流。如李田秀《農隱入瀋記》載：

余亦問其年，書曰：“虚度五十七歲。”余書徐乾學姓名，問：“是何人？”書其下曰：“健庵。”書問朱竹垞，書曰：“彝尊。”書問顧寧人，書曰：“炎武，學問最博。”蓋前此所見諸人皆是村學究，如弇山之名字，多不能識，故張君亦不免吾輩之嘗試也。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199—200頁。按，《農隱入瀋記》的作者，林基中先生定爲李宜萬，誤。作者應爲李田秀，考證詳見左江《<燕行録全集>考訂》第19條，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届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33—234頁。此文最初發表於2007年8月17—20日的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主辦的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田秀自言其一系列的發問，就是出於試探被接觸者學識的目的，而此舉動也清楚地説明了他希望見到的是清朝博學之人，而非普通“村學究”。朝鮮使者這種以考探才識功力爲目的的言談，在燕行日記中還有諸多實例：如閔鎮遠《燕行録》有載：

有一姓明少年自稱秀才，能通經書云，故余出行橐中《詩傳》一册，使讀之，則讀一章，又令讀注，則不肯。閔鎮遠《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207頁。筆者按，《燕行録全集》第36册所收趙榮福《燕行録》（第139—442頁），作者趙榮福誤，當爲閔鎮遠。考證參見左江《<燕行録全集>考訂》第21條，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届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36頁。

又如姜浩溥《桑蓬録》卷五載其入豐潤縣，宿秀才谷可成家。他通過試探性的交談，發現谷氏三兄弟不像内行純篤之士，因此，姜浩溥與谷氏三兄弟客套應酬後就再没有更爲深層次的交流。其感慨有云：“谷孱孫不肖，全無學識，儘墜先美也。” 姜浩溥《桑蓬録》卷五，《<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東亞細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第562頁。

2．朝鮮文士與清文士接觸以後所表現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心情，也能驗證他們覓求中國才士意願的摯烈。當與有識之士相遇時，他們是相當欣喜的，如李田秀和仲兄李晚秀與張又齡第二次筆談後，有云：

此日所與討論者，不過膜外説話，不足盡其所有，而即其數轉語也，覺透露面目，顯有暮年窮廬，俯仰感慨之意。古今書籍，亦可知涉獵頗廣，誰謂瀋中無人士也？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21頁。

一語“誰謂瀋中無人士也”鮮明地展現出李氏兄弟得遇清才華之士的歡悦之情。當遇不到飽學之人時，朝鮮文人則是十分悵然和傷感。如姜浩溥《桑蓬録》卷五載云：

豐潤，即畿内名邑，自古稱儒鄉，多光顯者，今則貿貿。名能文者，不能通大義，或有讀書者，而皆商賈樣子云。前日文明之俗掃地盡矣。夫鄒魯弦誦之邑、河洛讀書之鄉，今雖未足躡其地，而以兹推想，三隅可及。嗟乎！風與教移，豈人之罪也？姜浩溥《桑蓬録》卷五，《<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63頁。

一句“嗟乎！風與教移，豈人之罪也”，其找尋不到才華之士的感慨躍然紙上。

3．朝鮮文士在得知對方是高明之士時，想要與其傾心相交的心迹便會直接流露出來。如李商鳳《北轅録》卷四載：

余曰：“今日之來，窗明几静，四顧無人，欲與知心人無言不到，豈有一毫疑阻乎？”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77頁。

又如姜浩溥《桑蓬録》卷四載云：

余曰：“此會豈可再得？今日吾忘僉尊之爲異域人，僉尊亦爛漫傾心，勿便以疏外待之，如何？”白曰：“諾。”程曰：“兄之此言已有拘於形迹也，弟等豈不吐情曲而盡露之耶？但恐兄之不若我心也。”余曰：“尊毋隱於我，我亦毋隱於尊也。” 姜浩溥《桑蓬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44頁。

此二則材料所載“欲與知心人無言不到”、“尊毋隱於我，我亦毋隱於尊也”的自我表白，正體現了朝鮮文士不願以淺談輒止而辜負才士佳會的心願。可見，他們期待與才士見面，更渴望與之傾心交流。

4．朝鮮文人與清才士會晤後，往往有别後以書信來往的願望。事實上，現存的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來往信件的數量相當之多，據筆者收集整理，其存世數量在343封以上參見本書上編第一章第四節《中朝文人交流的形式》“中朝文人的書信往來”。。這也是朝鮮文士樂意與中國才士交往的重要表現。如金昌業在角山一寺廟中遇到青年才俊程洪，與之交談後，非常贊賞其人，有云：“少年眉目清俊，舉止閑雅，言語不苟，文字亦精，前後所見秀才，無如此人也。”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315頁。因此，也就有了别後與之繼續交往的想法，於是其云：“鄙邦每年有進貢使，自此通書信，如何？果有此意，君所住坊名，請詳細書示，以便相訪。若僕，則我國使臣以下無不知者矣。”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319頁。而程洪並没有立即答復金昌業。過了一些時候，金昌業按捺不住，又進一步追問：“所住，何不明示？”程洪書曰：“北門内城隍廟衚衕立扁者便是。” 同上，第320頁。於此可見金昌業迫切想與其建立長期聯繫的願望。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得出結論：十八世紀出使中國的朝鮮文人往往懷有一見清賢能之士而與之暢叙的誠摯願望。

其三，十八世紀，一批出使中國的朝鮮文人特别期待同清才士交往，其主要目的在於：一方面固然可以通過交流瞭解清朝，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筆談、唱和、求序和贈書等形式來傳播本國文化，展示學術觀點等，從而最終實現顯揚自己聲名的意圖。

在該世紀的詩歌作品中，可以發現朝鮮人希望本國詩文在中土流傳的真誠期待，如正祖《李判樞徽之以耆社大臣將赴燕參千叟宴，詩以贈之》有云：“千叟筵參四海卮，翰墨須教天下聞。” 正祖《弘齋全書》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262册，第75頁。徐宗泰《别副使柳參判（之發）丈（曾任平安兵使）》云：“千古聲明唯海外，半年征役是天涯。” 徐宗泰《晩静堂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63册，第58頁。李獻慶《送柳參判（義養）以副价赴燕》云：“華國正須詞翰手，揀賢無過老成人。” 李獻慶《艮翁集》卷七，《韓國文集叢刊》第234册，第142頁。《送别鄭侍郎（元始）使燕》云：“遼野天寬况有樓，殊俗亦驚真學士。” 同上，第143頁。尹行恁《送書狀金士源（祖淳）》云：“瀋陽城外雪紛紛，石室先生天下聞。” 尹行恁《碩齋稿》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87册，第26頁。等等。以上詩句表達出朝鮮人對聲名遠揚於中國的期許，上至國王，下至文士不僅有著對本國詩文的自信，而且更有著使之在中國流傳的願望。因爲在他們看來，一旦作品在清朝流傳，其名號就可以不朽於天下，如洪大容《金養虚在行<浙杭尺牘>跋》載云：

（金在行）一朝具韎韋入燕都，與浙杭三人相得甚歡。三人者，皆許其高而自以爲不及也，又以其豪爽跅弛，無偏邦氣味，益交之深如舊識也，今見帖中諸書可知也。三人者，皆漢晉故家之裔，風流隽才，又江表之極選，今平仲之見稱許如是。從此平仲之詩可以膾炙於華人口吻，而養虚之號可以不朽於天下矣。洪大容《湛軒書·内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74頁。

洪大容稱養虚金在行在北京與浙杭三士“相得甚歡”，且其詩作得到了他們的稱許，那麽從此以後，非惟他的詩歌可以膾炙人口，而且他的名號也可以不朽了。正是基於這樣的心理，朝鮮文人有意識地贈詩、贈書與清文人，如李商鳳《北轅録》卷四有載：

家君曰：“正使公有抄東國詩一卷，後有使，屬僕付中州選詩者，公亦有意乎？”曰：“此不可輕議也。”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70頁。

其四，一些朝鮮文人願意與清朝文人接觸並交流還出於一些特殊原因：十八世紀早期，有些朝鮮文人甚至希望通過論學來重振中國儒學之風。如1703年（癸未）以正使身份出使中國的徐宗泰《别申應教公獻（琓）叔以書狀赴燕（三首）》，其三有云：

慶元微言絶，道脉代有宗。斯文如元氣，罔係世污隆。胡元宅我華，羯羠穢章縫。承承猶紹緒，仁山數三公。發揮前師旨，駕説息群憃。中陸今幽國，四海浸夷風。千古文明化，蕩淅一朝空。况自正嘉後，士學日幽矇。王陳導其流，衆迷靡然從。江西與葱嶺，變怪紛喧訩。道術日以裂，異説日以工。然余反驗古，斯道豈終窮？茫茫海宇廣，明德亦降衷。應有林澤間，不受污染蒙。遠闡洛閩旨，門路趨大中。苟使存一綫，繼開應有功。跂然徒遐想，何繇與磨礱。請子倘有遇，論學較異同。正學能碩果，歸來報大東。天地日幽塞，蒿目憂忡忡。徐宗泰《晩静堂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163册，第17頁。

徐宗泰認爲，滿族佔據中原，中華千古文明教化一朝蕩空。因而，他特别期待申琓前往中國後，能够闡釋儒家洛閩之旨，以使得中華學術趨向大中之途。並且他還認爲，即使申琓的努力僅使中華儒學存有一綫生機，其重振儒學之舉也就有了繼往開來之功。詩歌的最後，徐宗泰表示對申琓充滿信心，認爲他定能通過與清文人“論學較異同”而正學於中華，並結出碩果。

（三）清人結交朝鮮文人的原因

一些清朝士人也會主動前往使團駐地與朝鮮使臣見面交流，如十八世紀“燕行録”中載：在大凌河，自稱秀才王俊公者主動來見朝鮮使者，並與金昌業筆談；在薊州，秀才康田主動與金昌業筆談；在沙流河，秀才王化來訪朝鮮使者；在北京，文士虞甫、陸光岳來見李健命；在北京，翰林教習黄越主動拜訪李健命；在永平府，一清秀才主動來見黄晸；在寧遠衛，舉人王渭來見副使金善行與洪大容；在瀋陽，孔子書院諸生金科豫等七人來見三使並筆談；在榆關，齊佩蓮來見朝鮮使者等以上記載依次見：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35頁）；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531頁—533頁）,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282—284頁）；李健命《寒圃齋使行日記》（《<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446頁）；李健命《寒圃齋使行日記》（《<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450頁）；黄晸《癸卯燕行録》（《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275頁）；洪大容《湛軒燕記》（《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102頁）；李德懋《入燕記》（《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230頁）；白景炫《燕行録》卷二（《<燕行録選集>補遺》中册，第64頁）。。

清朝文人願意與朝鮮文人交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出於對朝鮮文人才學的賞識和欽佩而願意與他們交流，如洪大容《乾净衕筆談續》，載陸飛寫給洪大容和金在行的第一封信，有云：

陸飛啓：此行自恨來遲，不及一親言論風采，生平第一缺陷事也。午後，甫克解鞍客邸，入門未及他語，力闇、秋即歷叙與諸公往來情事，亹亹不休，並出諸公手迹長篇短頁，縱横几案，觸目琳琅，應接不暇。力闇、秋又從傍稱述種種，耳目俱勞，兩官並用，又如讀龍門佳傳，夾叙事狀，議論傾倒，忭舞莫可言狀。聞諸公使事有緒，將次就道，形格勢阻，想匆匆不獲一出，而飛又初到此間，俗務糾纏，漫無條理，恐終無見理也，但生平以朋友爲命，况值海上異人，且不止一人，如竟不獲附力闇、秋之末，則此二人者，飛終身抱不解之妒矣。陸飛與洪大容、金在行書（陸飛啓：此行自恨來遲……），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三《乾净衕筆談續》,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56頁。

陸飛通過閲覽嚴誠、潘庭筠與洪大容、金在行的筆談記録、創作等，瞭解了洪、金二人的學識，稱他們爲“海上異人”。他在信中表達了對洪大容、金在行的傾慕之情，稱不得與洪大容和金在行親言爲“生平第一缺陷事”，將會“終身抱不解之妒矣”，鮮明地表達出想與洪、金二人結識的熱切感情。又如，洪大容《乾净衕筆談續》載山西韓姓文人慕名前來拜訪洪大容和金在行，時潘庭筠介紹云：“此山西韓兄，聞二兄名，故來訪。”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三《乾净衕筆談續》,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59頁。另一個典型例子，榆關秀才齊佩蓮在1782年（壬寅）與洪良浩交流後，就對朝鮮使團的文人表現出欽佩之情，因此在後來的十年間，他盡可能地找機會與朝鮮使團中的文人接觸，1790年（庚戌）出使中國的白景炫在其《燕行録》卷二記載道：“（十二月）初四庚戌，……是夜，（齊佩蓮）騎驢帶燈而來。余與朴齊家在善、金宗焕翼卿、李箕元子範、李光稷畊之相迎，坐成，筆談論交，唱和詩律，夜深而罷。”《燕行録》卷四又載道：“辛亥二月初三日戊申，……齊進士佩蓮以昨冬一面之交，今夜復來，其款款情可以知之矣。” 白景炫《燕行録》卷二、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中册，第64—65頁、第93頁。此後，在1792年（壬子）二月初六日，他又趁著夜色主動去拜訪朝鮮使團，與金正中“對語良久，夜深乃罷”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242頁。。1793年（癸丑），他拜訪朝鮮使團，與李在學有詩歌唱和。在1794年（甲寅）、1799年（己未），他又分别拜訪了洪良浩、金載瓚等。

其二，一些普通的清商人爲了生意，諸如售賣書畫、古董等，而去結交朝鮮使者，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載朝鮮使團來到山海關後，大批清秀才來訪做生意的情形：

夜來賣書畫者極多，其人多是秀才。其中蘭亭墨本頗佳，而索價過多。又有飲中八仙帖、花鳥帖、山水簇，皆是俗筆。唐白（伯）虎水墨山水、范鳳淡彩山水、米芾水墨山水亦皆贋作。米芾畫，討銀三十兩。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76—477頁。

當地清秀才們來與使者接觸，其目的就是爲了推銷自己的書畫而獲利。這些人當中就有與朝鮮使者經常打交道的郭如柏。他前去接近使團的實際目的是爲了賣書畫，並非真正想與他們進行學術、文化上的交流。試看下面一段文字金昌業與郭如柏的對話：

余曰：“今日卒卒未究，待過年回來，更欲請教可乎？”答曰：“明春，我皇上開萬壽科，不日携子上京。”問：“然則往北京相會，如何？”無答。夜深遂别。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78頁。

金昌業表示出想與郭如柏進一步交往的意願，約其在北京相會。而郭如柏的反應却是無答。很顯然，他是覺得在北京無法與金昌業做成生意，故認爲没有再見面的必要。“無答”二字就使他的市儈心理躍然紙上。正是由於他與朝鮮使者交往時帶有商人的市儈習氣，所以朝鮮文人在與他接觸之後，頗有微詞，如趙榮福對郭氏父子有評云：“概郭之父子爲人皆無樸實，意其所答，可恨，可恨。” 趙榮福《燕行日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59頁。又如，姜浩溥《桑蓬録》載：“余與郭未半晌問答，數語而已而知其爲人矣。” 姜浩溥《桑蓬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43頁。於此，姜浩溥對郭如柏也表現出鄙夷之意。一般來説，朝鮮文人對那些純以買賣爲目的而來接觸他們的清文人比較輕視。這在十八世紀的其他朝鮮使行日記中也多有反映，如朴趾源《熱河日記》載其在豐潤縣遇到楚人林皋，後兩人有交流，朴趾源稱林皋“長髯，休休有長者風，但酬酢之際，不離賣買”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95頁。。又如李基敬《飲冰行程曆》載：“夜有求買八大家及董其昌、劉士濊書本簇子者。問之，則崇禎時補州同（官名）侯邦憲之曾孫名純臣者也。略解文字，而爲人甚劣，無足與語。使陪臣、員譯論價買其書畫，則其人索價甚高，不得和買云，極可笑也。” 李基敬《飲冰行程曆》,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208頁。此二則材料中，朴趾源、李基敬均對從事買賣、汲汲於利益的清文人表現出不屑。對於這類清商人，一些朝鮮文士甚至不願與他們接觸，如李基敬《飲冰行程曆》載：“范家莊止於一廛房，則門外扁以‘璧水掄英，成均俊彦’，心怪之，使人問之，則主人乃鄉貢士陳五倫，年五十一，專《易經》云。進士之有門榜自是中州古規，而入關後初見，自此以後，在在皆然云。陳雖稱貢生，而家設廛房，身親買賣，不足觀也。” 李基敬《飲冰行程曆》,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204—205頁。李基敬見到貢士陳五倫家設廛房，便斷然不與之接觸。

其三，爲了看朝鮮使者的衣冠，或期望得到清心丸、紙張、扇子等，這也是一些清人願意主動接近燕行使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載：見，李元英最初想見朝鮮使者的原因也是想見其衣冠和索求筆墨紙。一批清文人特别想看朝鮮文人衣冠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朝鮮文人的衣冠與清人的平時打扮迥異，朝鮮使團經常引起路人的注意和圍觀，一批清人帶著好奇心來觀閲朝鮮使者的衣冠，如朴趾源《熱河日記》載：“與卞醫觀海入玉田一鋪，則數十人圍觀，争閲吾輩布袍，詳察其製樣而大疑之。”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351頁。其二，與明朝衣冠相似的朝鮮衣冠可以引發一些清人對明王朝深深的懷念之情。十八世紀“燕行録”中有不少這樣的記載：一些心懷故明的士人，對一身故國衣冠的朝鮮人有著親近心理，他們往往會在私下裏試穿朝鮮人的衣服，或者是對著朝鮮人的衣冠落泪，從而與思明的朝鮮人産生一定的共鳴。

夕有一秀才入來，余邀坐炕上。問姓名，答賤姓康，名田，字惠蒼。問我何姓，答賤姓金。仍問：“你來這裏何幹？”答：“看貴邦人物。”……仍問曰：“纔設要看我人物文章，是東夷，有甚可觀文物？穿的衣冠與大國異樣，想必見笑。”答曰：“心愛貴邦衣冠，我這遵時王之制。貴邦筆墨甚妙，不知可見賜否？”答少頃當副，遂令善興取行簏至，以筆墨各一與之。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531頁、第533頁。

很明顯，康田拜訪的原因，一是爲了看朝鮮衣冠，二是想求得朝鮮筆墨。再如，《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載李元英第一次請見金昌業：

入東室，其中有人，面貌俊秀，年可三十，揖余坐炕上方席，而自踞炕沿而坐。余危坐，其人屢勸平坐。又一少年自内持筆墨出來，引椅坐炕下，年可二十五六，面蹔麻而瘦，眉目少有清氣，出紅紙寫字，先問余姓名。兩人皆前，揭見余内外衣服，皆木綿，問：“貴國布好，有可賣者否？”余答：“無持來者。”又問：“以我筆墨紙，欲换貴國筆墨紙，何如？”答：“筆墨不必换，當覓送。”少年聞之，有喜色。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55頁。

李元英與金昌業見面之始，首先關心的是其衣冠，緊接著又索换朝鮮的筆墨紙，當金昌業説送與他筆墨後，其臉上露出欣喜之色。可還有一些清人帶有明顯的功利性，爲求紙筆、扇子或清心丸等而來拜訪朝鮮使團，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載王俊公主動來見朝鮮使者，告知金昌業海賊平康王之事後，“索紙筆及扇”。譯輩有云：“此人頗虚疏，所言不足信，曾前使行到此，每呈如此之言，因求某物而去。”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36頁。當朝鮮使團自北京回還到大凌河時，他又第二次主動去見金昌業，交談之後，書一紙云“子念書小扇一把、刀子一把、烟代（袋）一介、頂子一介、墨一丁”,“其意蓋欲得也”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340頁。，可見，王俊公來見朝鮮使者，就是想求得朝鮮使團所携帶的扇子、清心丸等物品。甚至有一些清文人還把朝鮮文人是否有紙筆、扇子或清心丸贈送，作爲是否與之交往的先决條件，如朴趾源《熱河日記》載朴趾源向滿族文人富圖三格提出借書要求時，富圖三格有云：“但願你老此刻暫回，携得真真的丸子（清心元）、高麗扇子，揀得精好的作面幣，方見你老真誠結識，借這書目未晩也。”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24頁。

第二節中朝文人交遊的對象

據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統計，十八世紀參與兩國文化、學術等交流的清朝文士至少有263人、朝鮮文士至少有137人。總體上看，朝鮮文士以出使中國的使團成員爲主，清朝文士則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朝鮮文士所交往的清文人對象雖然廣泛，但顯示出一定的規律性。

一、十八世紀朝鮮文士所交流的清文士絶大多數是漢族人

從現存燕行日記來看，朝鮮文人更願意與漢族文人交往，而不願意與滿族人交往。整個十八世紀朝鮮文士與滿族文士交流可考的：1720年（庚子），李器之與胡世圖；1737年（丁巳），李喆輔與趙鶴嶺；1760年（庚辰），徐命臣與一滿族人的五個兒子；1765年（乙酉），洪大容與拉永壽；1780年（庚子），朴趾源與富圖三格，同年，朴趾源與奇豐額；1783年（癸卯）李田秀與七克湯阿，同年，李田秀與滿族王姓監生、與滿族姓鄂者；1786年（丙午）沈樂洙與景文；1790年（庚戌）柳得恭與完顔魁倫；1790—1791（庚戌至辛亥年間）朴齊家與成策，同年，朴齊家與興瑞、與完顔魁倫、與朱爾賡額等參見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這些交流雖有15次，但在整個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的大量交流中，數量顯得微乎其微。

朝鮮文士樂意結識漢族文士的事實，往往在見面伊始的客套應酬中鮮明呈現出來。在深入交流之前，朝鮮文士往往會問及清人的民族、籍貫等，衹有知其是漢族人士，雙方的交往纔有深入發展的可能。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載：“到榆關止宿，此地屬撫寧縣而非設站處，故無察院。入路左人家，主胡悍戾，多苦狀。夕飯後，往諸裨所寓處，房屋敞潔，而家主漢人爲人淳善。”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88頁。金昌業此言語間無不顯露出對漢人的親近。因而，金昌業很快離開而來到另一寓所，與漢人榮琮進行了較爲深入的筆談，諸如金昌業問其家庭情况、對朝鮮衣冠的觀感、錦州地方海賊作亂情形、宫廷内事等同上，第488—491頁。，金昌業不斷地向其詢問，“（榮琮）文章敏速，有問即答” 同上，第490頁。，可見兩人交談之融洽。交談結束後，“（金昌業）深歸告伯氏，遂移來榮家” 同上，第491頁。，更是把住處從滿族人家搬到此漢人家。朝鮮文人更傾向於同漢族人交往的心態由此可見一斑。又如黄晸《癸卯燕行録》載黄晸與一清秀才的筆談：

有一秀才來見，以書問曰：“你家是漢人麽？”答云：“以漢人居此地已四世矣。” 黄晸《癸卯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275頁。

黄晸與清秀才相見的第一語就是詢問其民族，可見其對漢人身份的重視。再如1760年（庚辰），於兩水河，徐命臣與借宿家主人（名字不詳）會面之初，首先也是詢問：“你是漢人否？”在其人回答“唯”後，徐命臣纔再向他詢問了一系列問題參見徐命臣《庚辰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62册，第81—82頁。。由上舉三例可見，朝鮮文士在與清文士深入交流之前，有著嚴格的滿漢之分。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中更是明確指出：談話深入之前的應酬之語就是爲了知道所交往的對象是漢人還是滿人而進行的，載云：

有一秀才入來。余書問姓名，答吴廷璣。余問：“本住此地否，抑自他方移來乎？”此欲知滿漢也。其人書曰：“原係此處人，並非他鄉客。”其筆法不拙。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500頁。

需要指出，朝鮮文士趨向於同漢族文士交流而不樂意與滿族人交往的最主要原因不在於滿族文人不習漢語。事實上，當時絶大多數滿族文人諳熟漢語，如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中就指出：“清人皆能漢語，而漢人不能爲清語，非不能也，不樂爲也。”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322頁。後來，李宜顯在《庚子燕行雜識》中也指出：“清人皆能漢語，而漢人多不慣清語。道路所逢清漢相雜而皆作漢語。”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 燕行録全集》第35册，第461頁。有文化的滿族人一般都熟悉漢語的情形，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1832年（壬辰）出使中國的金景善在《燕轅直指》中仍舊有云：“清人皆能漢語、漢書，而漢人不能滿語、滿書。” 金景善《燕轅直指》, 燕行録全集》第72册，第345頁。由此，朝鮮文士少與滿族人交往應有深層次的原因。據域外文獻考察，朝鮮文士一般不願意與滿族人交往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他們對清朝、尤其是對滿族人所抱有的偏見。在整個十八世紀，除了後期的北學派文人，如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對清朝、對滿族文士持較爲客觀的看法外，絶大多數朝鮮文人還是對清朝人士抱有偏見，認爲他們是蠻夷，故不樂意與他們交往。朴齊家在其《北學辨》一文中就曾指出當時的絶大多數朝鮮文士“以一胡字抹摋天下” 朴齊家《北學辨》，朴長馣編《縞紵集》“附《北學議》”，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538頁，亞細亞文化社，1992年。關於十八世紀朝鮮文士對清朝、滿族人的鄙夷情况，在本書上編第二章第三節《稼齋金昌業與清文人交遊考述》、第五章第三節《朴齊家四次出使中國與清文人的交遊》等文中有論述，可參見。。

二、十八世紀朝鮮文士交往的清文士中，人數最多的是來自於南方的人士

據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同時結合有關的中朝現存典籍進行考察，可考的十八世紀與朝鮮文人有交往的清朝南方人士至少有183人（詳見本書附録表1：十八世紀參與中朝文人交流的清朝南方人士一覽表），而他們當中，又以浙江、江蘇、江西士人爲多。他們形成了對外文學、學術等交流的主要力量。這種現象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北京作爲清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清文士進行各種活動最爲主要的場所。當時南方文士在北京的大量聚集，使得朝鮮文士有機會去接觸他們並與之來往。下面從三個方面來具體闡釋：

（一）宋明以來，中國的南方文化得到快速發展，涌現出大量的人材，他們來到北京，追求理想。

金在行在《鐵橋嚴先生力闇哀辭並序》一文中指出南方文化、學術的繁榮場景，稱“天下之精華蓋在南方。南方離之位也，文明之所鍾，實爲萬物相見之所。自有宋以來，道學文章皆出於南，風氣之使然久矣。閩之朱、浙之陸尚矣無論，雖以有明言之，吴郡之文華甲於北地，弇山、虞山之後不知有幾個文人才士壓主牛耳之盟，想亦不出於西湖錢塘之間” 金在行《鐵橋嚴先生力闇哀辭並序》，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秀才》，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可見，江南濃郁的文化氛圍、重學的文化傳統，造成了南方人材的不斷出現。洪大容、李基敬在各自的使行日記中也都曾指出清朝南方人才之盛。洪大容有云：“中國之人才多出於南方，南方之人才多出於江浙。蓋山川之明秀，地理有不可誣也。”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三《<乾净録>後語》,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73頁。李基敬有云：“向所稱宋少年狀貌杰特，舉止安重，雖其頭髮不存，服著可駭，而尚有儒士之態。孟亦精雅。其外多有俊秀者。以此觀之，可知南方人物之盛。” 李基敬《飲冰行程曆》,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267頁。一大批南方文人結聚於京城主要是爲了參加科考以求在仕途上有所發展，或爲了遊學的需要等。如洪大容在《乾净筆譚》中稱自己在北京所遇到的秀才多來自於南方，有云：“其讀《六經》，爲時文，以秀才稱，類多自南來者。若抱道自藴不求人知者，蓋有之而無以見焉。” 洪大容《乾净筆譚》, 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12頁。可以説，北京作爲清朝政治、文化的中心，被一大批南方文士視爲志向憧憬得以實現的場所。有些南方文士在落第之後，仍不願離開北京，如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載云：“訪俞世琦於夕照寺。寺不甚宏杰，……無一僧居住，皆閩越中落第秀才，無資不能歸，多留此中，相與著書刻板以資生。”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347頁。可見，清朝時的北京是文士追求政治和學術理想的最佳場所，故而來自於南方的舉人、秀才等大量地居留北京。

（二）當時清朝廷官員中有大量南方人士。

早在十八世紀前期，清朝廷的高爵當中就多有江南人。1712年（壬辰）出使中國的崔德中在《燕行録》中指出：“而凡國之重任皆兼帶，如我國之提調。六部郎中中亦有十三省、順、奉天兩府等地次知郎，而户部尤多。每部四侍郎亦兼翰林院内閣等職，且多特旨進用者，此乃我東之南行也。第科第者多居内閣及諫諍之地，忤旨一罷，終身不叙者。凡南行者多居高爵，高爵之中且多江南之人，其以才取用，不取門閥可知。而我東巨卿多是京城士大夫，外方則絶無，我東衹取門閥故也。” 崔德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52頁。清朝高爵中，朝廷以才取用的江南人大量存在的現象，引起了崔德中對自己國家仍以門閥取士的感慨。十八世紀中後期，清朝廷中爲官的南方人士仍然很多，以朴齊家結識的出身於南方的清官員爲例，有李鼎元、李驥元、潘庭筠、唐樂宇等至少60人（參見本書附録表1：十八世紀參與中朝文人交流的清朝南方人士一覽表）。

（三）清朝大量南方文士參與了商業活動，尤其是北京琉璃廠書肆行業中有著大量南方文士。

十八世紀，尤其是在中後期，北京多有做生意的江南文人，當時北京的門户通州聚集有大量南來的商船就是一個明證。創作於1782年（壬寅）的《燕行記著》有詩句云“通州江水御溝通”、“江南商舶盡珠樓” 佚名《燕行記著》，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第1册，第323頁。，形象地描繪出江南商船北上的盛况。此外還有另一個顯著的證據，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指出，他在北京市集之一的隆福寺市日所遇到的商人均是來自於南方的文化人，有云：“然今吾歷訪賣買者，皆吴中名士，殊非裨販駔儈之徒。”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346頁。而當時朝鮮使者幾乎必去的北京的繁華市集琉璃廠更是雲集了一大批來自南方的文商，洪大容在《湛軒燕記·琉璃廠》中指出北京琉璃廠商人的籍貫時，有云：“凡器玩雜物爲商者，多南州秀才應第求官者，故遊其市者，往往有名士。” 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350頁。事實上，在北京琉璃廠，南方文士主導了書肆業的經營。如1769年（己丑），寓居京師五月餘的清文人李文藻在《琉璃廠書肆記》一文中提到，廠肆中重要的書鋪主人均來自南方，有云：“書肆中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正陽門東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盡金溪人。”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2頁。乾隆時期的名流翁方綱在談到琉璃廠書商時，亦有云：“是時，浙江書賈奔輳輦下。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爲最。” 同上，第32頁。由於在北京從業的南方商人多，因而南方的物品，特别是來自南方的書册筆墨尤顯豐富。1720年（庚子）出使中國的李器之在《一庵燕記》中寫道：“而即今江淮以南，專事文字，家置萬卷書，評文論詩，朱墨塗乙，寫畫作字，筆翰淋漓。凡北京所賣書册、筆墨、紙硯、書畫、錦緞、器玩之屬，皆自南方來。” 李器之《一庵燕記》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382頁。這裏所顯示出的北京市集南方物品繁多的現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十八世紀早期就有一批南方人士在北京從事商業活動的事實。

可見，在北京，無論是在朝廷、還是在民間都有著大量的南方文士，這就爲朝鮮使者創造了與他們接觸並交流的有利條件。

三、十八世紀與清文人交往的朝鮮文人多爲燕行成員，他們在朝鮮有較高的身份和地位

據現存史料考察，十八世紀與清文人有交往的朝鮮文人，以交流地點及情况的不同來分，有三種類型：（一）未出使過中國，僅以書信或詩文等形式與清人交流的朝鮮文人，如柳約、李書九、洪大應、六娥仙史（名姓不詳）、荑室仙史（名姓不詳）、洪慎猷等寥寥數人。（二）因清朝使者出使朝鮮，故而得以與他們往來的朝鮮官員，如1723年（癸卯），朝鮮詩人洪世泰製四韻一詩贈出使朝鮮的清上敕《景宗實録》卷一三“三年七月十一日”條。。此外又如李震休、吴泰周等。此類型的朝鮮文士也僅有數人。（三）出使中國的朝鮮使團成員，包括正使、副使、書狀官、隨行的軍官子弟、使團中的其他成員。據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佚名編《使行録》，與清文人有交流的三使（正使、副使、書狀官）成員如下：

正使（共32人）有：姜鋧、李頤命、鄭載崙、趙泰東、金昌集、李宜顯、李健命、密昌君李樴、尹淳（以上爲1730年即庚戌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正使，共9人）、海興君李橿、趙顯命、海運君李槤、洪啓禧、順義君李烜（以上爲庚寅年即1770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正使，共5人）、蔡濟恭、黄仁點、鄭存謙、李福源、洪樂性、朴明源、李徽之、安春君李烿、沈樂洙、李性源、金箕性、金履素、朴宗岳、洪良浩、鄭思賢、金思穆、金文淳、金載瓚（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後，出使中國的朝鮮正使，共18人）。

副使（共38人）有：閔鎮遠、尹趾仁、趙榮福、李正臣、尹陽來、李真儒（以上爲1730年即庚戌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副使，共6人）、趙尚絅、李德壽、李匡德、尹汲、尹得和、南泰齊、鄭光忠、徐命臣、趙榮進、金善行、李心源（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副使，共11人）、嚴璹、李、徐浩修、鄭一祥、鄭元始、洪秀輔、洪良浩、吴載純、尹承烈、姜世晃、李致中、魚錫定、趙宗鉉、徐浩修、李祖源、徐龍輔、李在學、柳焵、申耆、金勉柱、徐瀅修（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後，出使中國的朝鮮副使，共21人）。

書狀官（共28人）有：孟萬澤、柳述、盧世夏、韓祉、尹陽來、趙文命、俞拓基、黄晸、金尚奎、南泰良（以上爲1730年即庚戌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書狀官，共10人）、金文行、李日躋、李喆輔、李彝章、李基敬、趙、李徽中、李憲默、洪檍（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書狀官，共9人）、任希簡、李在學、沈念祖、尹㬦、李鼎運、金祖淳、鄭東觀、洪樂遊、徐有聞（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後，出使中國的朝鮮書狀官，共9人）。

軍官子弟（共17人）：金昌業、李器之、沈錥、尹顯東（以上爲1730年即庚戌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軍官子弟，共4人）、趙鼎説、李商鳳、金在行、洪大容（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軍官子弟，共4人）、朴趾源、李田秀、李晚秀、洪仁謨、李承薰、金載璉、金履度、李祉源、洪羲俊（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後，出使中國的朝鮮軍官子弟，共9人）。

使團中的其他成員（共52人）：崔希卨、李樞、申之淳、李東培、崔德中、金德三、李時恒、姜浩溥、金指南、金舜協（以上爲1730年即庚戌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文士，共10人）、鄭泰賢、崔壽溟、金益謙、金在鉉、金復瑞、李壽岱、李廷奭、李瀷（以上爲1770年庚寅年前，出使中國的朝鮮文士，共8人）、李彦容、柳琴、羅杰、盧以漸、柳景明、李學源、李喜經、李喜明、金照、元生（名不詳）、李命圭、趙秀三、白景炫、朴齊家、金宗焕、李箕元、李光稷、朴宗善、尹仁泰、金正中、洪禮卿、金宗吉、金成中、趙寬達、趙學謙、致馨（姓待考）、李光植、金春世、李德懋、柳得恭、鄭子玄、安夢賚、洪慎猷、金護軍（以上爲1770年即庚寅年後，出使中國的朝鮮文士，共34人）。

由以上統計分析可見：

（一）可考的出使清朝與清人交往的朝鮮文士有正使、副使、書狀官、隨行的軍官子弟、譯官以及使團的其他人員，至少有167人，其中三使98人，佔到總數量的58.7%。三使以外的其他人員共計64人，佔到總數的41.3%，十八世紀與清文人交往最多最深入的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朴趾源、洪大容、金昌業均是其中的一員。可見，當時朝鮮使團三使是與清文人交流的主體力量，而三使以外的其他人員也是與清文人交流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

（二）從十八世紀不同的階段來考察，早、中、後三個時期，與清文人來往的朝鮮文士的數量分别爲39人、37人、91人。很明顯，早期、中期與清文士有交流的朝鮮文士的數量大致相當，而後期的朝鮮文士數量則出現了飛躍。這就反映出在世紀早期、中期，朝鮮文士與清文士的交流情况平穩發展，而在世紀後期，朝鮮文人與清文士交往則越來越頻繁的狀况。十八世紀後期交流高峰期的到來，從數值的比對來看，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應與此時大量的朝鮮使團的軍官子弟以及其他隨行人員熱情地投入到與清文人的交流活動中有關。此時參與與清文士往來的這類人群數量至少有43人，而在早期、中期僅有14人、12人，這是數量上的一個大變化。其二，與早期和中期不一樣，在十八世紀後期，大量的朝鮮使團的正使和副使加入與清文士交往的隊伍之中，其數量至少達到39人，而早期僅有15人、中期衹有16人。此數值也是一個較大的變化。

以上後期與前期、中期數據的較大差距，其原因應與十八世紀後期一大批非王裔朝廷文士如朴明源、黄仁點、鄭存謙、李福源、洪樂性、李徽之、李性源、金箕性、金履素、洪良浩、金載瓚等得以以正使身份出使中國有關據佚名《使行録》統計，1771年（辛卯）至1800年（庚申）三十年間，非王裔朝廷文人出使中國共計38人次，王裔文人出使中國僅9人次。林基中編《燕行録全集》第27册，第288—307頁。。他們積極地與清人交往，這樣既改變了十八世紀前期、中期朝鮮正使少與清人文學交流的習慣性行爲，又積極地推動了使團副使和其他隨行人員與清文士的來往。而十八世紀前期、中期，出使中國的朝鮮使團正使一職多由朝鮮國王的後胤擔當。據佚名編《使行録》,1701年（辛巳）至1770年（庚寅）七十年間，臨昌君李焜、臨陽君李桓、礪山君李枋、晉平君李澤、礪原君李柱、全城君李混、密昌君李樴、西平君李橈、益陽君李檀、密豐君李坦、洛昌君李樘、驪川君李增、礪城君李楫、陽平君李檣、驪善君李壆、咸平君李泓、長溪君李棅、海興君李橿、密陽君李梡、綾昌君李橚、樂豐君李楙、海運君李槤、海春君李栐、海蓬君李橉、咸溪君李櫄、順悌君李炟、全恩君李墩、順義君李烜、慶興君李栴以正使身份出使中國達72人次。其中衹有密昌君李樴、海興君李橿、海運君李槤、順義君李烜與清文士有數量不多的交流，其餘王裔正使均未見與清人的交往事迹。因而，這七十年間，作爲朝鮮使團統領的正使少與清人交往的行爲必然會影響到使團的其他人士與清人的接觸。

由上述分析可見，與清文士有來往的朝鮮文士絶大多數是出使中國的燕行成員。需要進一步指出，這些十八世紀的朝鮮人士一般官職較高，出身顯貴。洪大容在《與孫蓉洲書》中指出：“士族之赴京者，惟登科崇秩爲使臣。或有布衣之隨行者，亦使臣之子侄而已。” 洪大容《與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5頁。於此，洪大容指出前往中國的朝鮮使團正使、副使、書狀官必備的身份要求。他們不惟進士出身，而且需要有較高的官階。此外，他還指出隨行人員中有使臣子侄的現象。

關於朝鮮使團三使的各自品級，徐榮輔、沈象奎等撰《萬機要覽》“燕使”《員額》篇有載：

仁祖乙酉，因敕諭，並冬至、聖節、正朝及歲幣爲一行，每年六月都政差出，而都政雖差退，必於六月内差出。肅宗辛巳，受教。譯官例於六月十五日，自該院按次差定。正使一員（正二品，結銜從一品），副使一員（正三品，結銜從二品），書狀官一員（正五品，結銜從四品，隨品兼臺銜糾檢一行）。（若兼進賀、謝恩、陳奏、奏請等事，則正使正一品、副使從二品，結銜正二品、書狀官四品以上）。徐榮輔、沈象奎等撰《萬機要覽》財用編五“燕使”, 員額》，純祖八年筆寫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燕使”《别使》篇有載：

謝恩、陳賀、奏請、陳奏並正一品行，副使從二品，結銜正二品。書狀官正四品，結銜正三品。陳慰、進香從二品行，正使結銜正二品，副使正三品，結銜從二品，書狀官正六品，結銜五品，例兼陳慰、進香，故正使爲陳慰使，副使爲進香使。若皇帝崩逝，一品行。問安，正一品行。皇帝駕到近境，則差送，衹有正使、書狀官，或兼聖節行，加差副使。同上，《别使》。

“燕使”《參覈使》篇又有載：

使一員（堂上正三品，刑曹參議例銜，書吏一人帶去），譯官五、六員（堂上二、三員，堂下二、三員，並自闢），醫員一員，軍官二員（堂下一員填，以屬司官）。徐榮輔、沈象奎等撰《萬機要覽》財用編五“燕使”, 參覈使》。

由此三則材料可知：朝鮮使團三使的品級都很高，正使一般都在正三品以上，且時常以正一品行，如“謝恩、陳賀、奏請、陳奏並正一品行”。副使多爲正三品，結銜從二品，而書狀官一般都在正六品以上。因而，可見出使中國的朝鮮使團的三使的品階確實都較高。

此外，據史料考察，十八世紀與清文人有交往的三使中，有很多人是當時朝鮮的名士。其中一大批人出身名門，先後都曾貴爲國相，如王室後代李敬輿的子孫李頤命、李健命、李觀命、李徽之等。記載朝鮮時期國相名録的《黄閣故實·璿派内外孫》載：“李頤命、李觀命、李健命，密城君八代孫。”《一門累代》載：“李敬輿孫頤命、健命、觀命。健命玄孫李憲球。觀命子徽之。” 佚名《黄閣故實》，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書閣藏本。又如李廷龜的後代李福源、李性源、李時秀等。《黄閣故實·一門累代》有載：“李廷龜三從孫時白，五代孫天輔，六代孫福源、性源。……福源子時秀。” 同上。此外，據《黄閣故實》，與清人有交流的三使如閔鎮遠、金昌集、俞拓基、洪樂性、蔡濟恭、鄭存謙、金載瓚等人都曾先後做過國相。

還有一些與清人有交往的三使，在當時朝鮮學壇上的學術地位很高，像李觀命、李宜顯、趙文命、李徽之、李福源、沈象奎等人不惟是國相，而且都曾主持過朝鮮的科舉考試佚名《黄閣故實·典文衡而拜相》中録入了這些人的名字。。又如，（李頤命）“肅宗庚申年二十三文科第二”,“出自詩禮之門，弱冠登朝，早負公輔之望，才識德量大爲一時所推服，士大夫稱當世魁杰之人，必以爲首當國家危疑之際，嶷然屹立” 安鍾和會纂《國朝人物志》“李頤命”條，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隆熙三年版，第214頁。。（尹淳）“善書能文，乙酉生員進士，癸巳文科，吏曹判書，典文衡” 安鍾和會纂《國朝人物志》“尹淳”條，第212頁。。洪良浩，其文章“名於天下”，朝鮮正祖贊其爲“鉅儒”、“當世鴻匠” 李晚秀《大提學耳溪洪公謚狀》，李晚秀《屐園遺稿》卷一〇, 韓國文集叢刊》第268册，第436頁。等等。

而那些不在“三使”之列，却與清文人有著交往的使團隨行人員，也往往與三使中的一員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如1712年（壬辰），金昌業隨其兄謝恩兼三節年貢正使金昌集出使中國；1760年（庚辰），李商鳳隨其父書狀官李徽中出使中國；1765年（乙酉），洪大容隨其叔父書狀官洪檍出使中國；1780年（庚子），朴趾源隨其從兄進賀兼謝恩正使朴明源出使中國；1794年（甲寅），洪羲俊隨其父三節兼年貢正使洪良浩出使中國等等。此外，其中的另外一些成員與三使中的一員多有密切的朋友關係，如李德懋曾自云：“至是沈蕉齋念祖充謝恩陳奏使，書狀官與余有雅，要余偕行。在先亦隨上使蔡公濟恭而入焉。” 李德懋《入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190頁。李德懋指出自己與書狀官、朴齊家與正使是朋友關係，故而在1778年（戊戌），他們纔能以隨從的身份來到中國，纔得以與清文士交往。

在使團的隨行子弟中，也多有當時朝鮮的知名人士，如金昌業“天姿高敏，識解絶倫，於儒者事，靡不精通，故家庭之嚴如文忠公而常嘆其才，同氣之賢如夢、農、淵、圃諸公而自謂不可及。一時名公碩士之知其藴者，又莫不以王佐相推” 金祖淳《<老稼齋集>序》，金昌業《老稼齋集》卷首，《韓國文集叢刊》第175册，第3頁。。又如洪大容“其先南陽人，司諫院大司諫諱龍祚之孫，羅州牧使諱櫟之子，二世俱以才聞。德保又師事渼湖先生金公元行，同門士皆磨礪道義，談説性命。德保諸父兄弟治博士業，亦有以文詞著名” 李淞《湛軒洪德保墓表》，洪大容《湛軒書·附録》,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321頁。。再如，在十八世紀後期，與清人有著大量而深入交往的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三人，皆以文名著世，在正祖初年被舉爲奎章閣檢書官，與徐理修一起，被世人稱爲“四檢書”。

據上論述可見，十八世紀與清文士有交流的朝鮮文士在身份上主要具有以下三個特徵：一是多爲出使中國的朝鮮使團成員。二是一般官品較高或出身顯貴。三是很多是當時朝鮮文壇的名士。

四、十八世紀前期與中後期，與朝鮮文士交流的清文士身份明顯不同。

十八世紀前期，朝鮮文人交流的清文人對象以普通的秀才、舉人，即一般中下層文士爲主。如山海關秀才張練，江南文人祝愷，寧遠衛秀才張赤城，鳳凰城秀才明姓少年，禮部序班潘德輿，薊州貢生丁含章，玉田縣秀才王緯，山海關鄉學教授井姓人，大凌河秀才王俊公，寧遠衛儒生王寧潘，山海關廪庠生郭如柏，永平府秀才吴廷璣，薊州秀才康田，餘姚文士楊澄，沙流河秀才王化，榛子店秀才馬倬，高橋鋪秀才宋美成，七里坡秀才張瑞，貴州秀才陳浩，中右所村秀才郭士魁，三河縣教授谷擎天，寶坻縣舉人彭坦、彭城，秀才文德馨，永平府秀才程，寧遠城秀才吴宗周，貢生張偉烈等等。身份地位較高的僅有《一統志》纂修官李元英、北京翰林教習黄越、閣老常明、總理事務英誠公豐盛額等數人十八世紀前期朝鮮文人交流過的清秀才、舉人姓名參見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而在十八世紀中後期朝鮮文士交遊的清文士對象則以中上層的朝廷官員爲主，具體來講，有三個顯著特點：

（一）朝鮮文士交流過的清文人中有較多的清禮部、吏部、户部、刑部、工部、兵部等重要部門的文人，如先後擔任過禮部尚書的曹秀先、德保、紀昀等，禮部侍郎金德瑛、鐵保、劉墉，禮部教官劉克柔，吏部漢尚書彭元瑞、滿尚書常青，户部員外郎唐樂宇，户部主事徐大榕、湯潘、倉斯升，刑部侍郎玉保，刑部主事朱文翰、孫星衍，工部尚書金簡，工部侍郎莫瞻菉，兵部員外郎博明，兵部郎中朱爾賡額，内閣學士沈初、翁方綱、玉保，内閣中書舍人顧宗泰、江漣，軍機大臣王杰等等。此外，還有身份顯貴的清誠親王胤祉、康煕皇帝之曾孫兩渾、康熙皇帝外孫破老回回圖等。當然，在朝鮮文人的交往對象中，地位身份最高的還當屬清乾隆皇帝，他通過贈書、贈詩、向朝鮮使團索和詩等形式也與朝鮮文人進行了文學交流。

（二）數量衆多的清翰林庶吉士參與了與朝鮮文士的各種交流。姓名可考的有：清翰林庶吉士博明、龍煜岷、黄鴻閣、黄啚、吴湘、彭冠、邱庭漋、許兆椿、鐵保、戴均元、戴衢亨、李鼎元、潘庭筠、王晟、張問陶、辛從益、熊方受、蔣祥墀、周厚轅、阮元、劉鐶之、翁樹培、卞雲龍、龐士冠、葉大觀、章煦等人。此外還有一大批未詳姓名的翰林庶吉士參與了與朝鮮文士的交流，如1753年（癸酉），三節年貢兼謝恩副使南泰齊“使崔譯往見庶吉士輩，借數卷以來” 南泰齊《椒蔗録》,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122頁。。1774年（甲午）出使中國的嚴璹在《燕行録》中有云：“昔年我使在館，與諸翰林日夕過從。” 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2頁。又如，1792年（壬子）正月二十一日，“（金履度）觀天柱觀，遊庶常館，五翰林適在座，相與傾倒，昏後乃歸”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211頁。。1792年（壬子）正月二十二日，“松園與張水屋遊庶常館，昏後乃歸” 同上，第212頁。。由上諸例可見，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朝鮮文士與數量衆多的清翰林庶吉士進行了交流。究其原因，除了兩國文人積極的交友心態外，當時的朝鮮使館與庶常館僅一墻之隔，這也爲兩國文人的頻繁來往提供了極其便利的客觀條件。如嚴璹在其《燕行録》中指出，當年朝鮮文士南泰齊與清庶吉士博明相善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朝鮮使館與庶常館的距離非常之近，有云：“壬申，澹亭南丈與庶吉士博明，相往來善，以庶常館隔一墻故也。” 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1頁。又如，柳得恭在《灤陽録》卷二《熊、蔣二庶常》中也指出，庶常館是他和朴齊家在停留北京期間常去拜訪的場所，有云：“玉河館西壁爲庶常館。余與次修屢往談詩。” 柳得恭《灤陽録》卷二，廣文書局，1968年，第66頁。此版本内容較《燕行録全集》第60册中的《熱河紀行詩》更爲詳實，故筆者研究柳得恭時，采用此版本。

（三）十八世紀中後期，即乾隆、嘉慶年間，衆多清名士參與了同朝鮮文士的交流活動。這些清文士在文學、學術、藝術等方面各有杰出的造詣。以與清文士交往最多的朝鮮文人朴齊家爲例，其所結交的清友人中，有稱譽一時的詩人，如祝德麟、李調元，“時人有跌宕風流祝小姐，飛揚跋扈李將軍之謔” 朴長馣《縞紵集》上，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30頁。。有聲名顯赫的畫家，如羅聘，“工詩善畫，居揚州，從金農遊。所學益精，已而遍走楚越、齊豫、燕趙之地。三至都下，所主皆當代鉅公” 石國柱、樓文釗修，許承堯等纂《（民國）歙縣志》卷一〇，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有聞名遐邇的書法家，如鐵保、翁方綱、劉墉等。王昶撰，周維德校點《蒲褐山房詩話新編》云：“而冶亭尤工書法。北人論者，以劉相國石庵、翁鴻臚覃溪及君爲鼎足。” 王昶撰，周維德校點《蒲褐山房詩話新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有當時享譽海内外的著名學者，如紀昀，其門生陳鶴贊云：“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首，清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對於紀昀在海外的影響，朝鮮文學大家洪良浩有詩贊云：“北斗光瞻東海外。” 洪良浩《寄紀尚書》，洪良浩《耳溪集》卷八，《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144頁。

一般來説，十八世紀中後期，朝鮮文士來到中國後，都樂意找尋聲名很盛的清文士交流，無論其年歲長幼，而這些清文士中的絶大多數也樂於與他們進行交往。以洪良浩結交的清文士爲例，其中既有享譽學壇已久的文學泰斗，如紀昀、德保等，“（德保）屢典貢舉，爲詞林耆舊” 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八，清道光十年刻本。。又有名聲鵲起的後學新進，如戴衢亨，“七嵗能詩文，十七領乾隆辛卯鄉舉” 吴寳炬等修，劉人俊等纂《（民國）大庾縣志》卷八，民國八年刻本。。

此外，像當時薈萃天下英才的“漢學家大本營”——《四庫》館中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云：“當時《四庫》館中所網羅的學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門學問的專家。露骨的説，《四庫》館就是漢學家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中國書店，1985年據1936年中華書局版影印，第22頁。，不少清文士就與朝鮮文人有過交往，如總裁官阿桂、嵇璜，副總裁官曹秀先、劉墉、王杰、彭元瑞、金簡、沈初，總纂官紀昀，提調官祝德麟、陳崇本、戴衢亨，纂修官平恕、翁方綱、王爾烈、莫瞻菉、許兆椿、吴省蘭、邵晉涵，總閲官德保，總校兼提調官陸費墀，分校官邱庭漋、戴心亨、戴均元、李鼎元、曾燠、顧宗泰、洪梧、江璉、章煦、言朝標、陳木，武英殿收掌官阿克敦等一大批當時清著名文士都曾與朝鮮文士有過各種交往《四庫》館臣名録參見《欽定四庫全書勘閲繕校諸臣職名》,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中華書局，1997年，第15—29頁。以上所列《四庫》館臣人員與朝鮮文士的交遊事迹參見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這是十八世紀中後期，當朝名士多與朝鮮文人交流的重要證據之一。

第三節中朝文人交流的場所

十八世紀朝鮮文士與清文士交往的主要場所是在朝鮮使團燕行行經地和目的地，而發生在朝鮮境内的中朝文人交流事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朝鮮境内中朝文士間的交遊受到了朝鮮、清朝官方嚴格的限制。據《通文館志》“中原進貢路程”，朝鮮使團出使中國的路程共爲二千四十九里，自鴨緑江至北京，途中歷經栅門、盛京、山海關、永平府、豐潤縣、通州等重要關驛三十八站，二十八日程朝鮮史編修會編《通文館志》“中原進貢路程”載使行路綫依次爲：鴨緑江、鎮江城（本名九連城）、湯站、栅門、鳳凰城、鎮東堡（一名薛劉站，朝鮮稱爲松站）、鎮夷堡（一名通遠堡）、連山關（一名鴉鶻關）、甜水站、遼東、十里堡、盛京（本名瀋陽）、邊城、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廣寧、閭陽驛、石山站（俗稱十三山）、小凌河、杏山驛、連山驛、寧遠衛、曹莊驛、東關驛、沙河驛、前屯驛、高嶺驛、山海關、深河驛、撫寧縣、永平府、七家嶺、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北京。第40頁。。據筆者考察，在這些重要關驛中絶大多數都曾發生過中朝文人間的交流事件。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地點情况，主要呈現出三個特點：

一、十八世紀早期，中朝文人的交流地點多在豐潤縣、玉田縣、永平府、山海關

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兩國文人交往地點多在行使路途之中，尤以豐潤縣、玉田縣、永平府（含撫寧縣）當時撫寧縣屬永平府，如洪錫謨有云：“撫寧縣屬永平府，素多科宦。城内外第宅金牓交映，牌樓相望，誠文明之區也。”洪錫謨《遊燕稿》, 燕行録續集》第129册，第68頁。、山海關四處最爲常見，而在朝鮮使團使行目的地北京或瀋陽發生的交流事件則相對較少。據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考察，在世紀中期以前，發生過中朝文人往來事件的使行途中地點有：鳳凰城、甜水店、十里堡、白塔堡、瀋陽、狼子山、遼東新城、舊遼東、新民屯、小黑山察院、十三山、大凌河、寧遠衛、山海關城、榆關、小黑山、新廣寧、醫巫閭、撫寧縣沙河驛、高麗堡、雙望堡城、豐潤縣、盤山、雙家子、小石嶺、二道井、高橋鋪、七里坡、玉田縣、宋家城、千山、郭民屯、角山、永平府、榛子店、沙流河、薊州、盤山、中右所村、三河縣、通州等等。

在上述交流地點中，以豐潤縣、玉田縣、永平府（含撫寧縣）、山海關最爲常見，其中又以發生在豐潤縣的交往事件爲多。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姜鋧、孟萬澤、李宜顯等在途經豐潤縣時，都曾與谷應泰的後代有過交流參見本節第三部分“十八世紀朝鮮文人在出使中國過程中多有訪問清文人的固定場所”。。除此，可知的事件還有：1723年（癸卯），黄晸與秀才魏姓人；1725年（乙巳），趙文命與魏秀才；1727年（丁未），姜浩溥與秀才谷可成；1728年（戊申），李時恒與魏姓人，以及同年尹淳與徐鶴年；1732年（壬子），李宜顯與生員王天壽的交流等。

發生在玉田縣的交往事件有：1712年（壬辰），閔鎮遠與秀才王緯；1720年（庚子），李器之與進士鄭愉；1725年（乙巳），趙文命與秀才李玉林的交流等。

發生在永平府的有：1712年（壬辰），金昌業與秀才吴廷璣；1713年（癸巳），崔德中與寓所主人田姓人；1713年（癸巳），金昌業與秀才李永紹及楊大有；1723年（癸卯），黄晸與永平府一秀才；1727年（丁未），姜浩溥與秀才李開的交流等等。附：發生在撫寧縣的有：歷年朝鮮使團對徐鶴年家的拜訪同上。。

發生在山海關的有：1701年（辛巳），孟萬澤與秀才張練；1712年（壬辰），柳述與教授井姓人；1712年（壬辰），金昌業與廪庠生郭如柏；1719年（己亥），趙榮福與秀才郭如柏；1725年（乙巳），趙文命與秀才程洪；1727年（丁未），姜浩溥與程及白受采；1727年（丁未），姜浩溥與秀才郭如柏的交流等等。

這四個地點之所以成爲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經常交流的場所，主要與此四地城市繁榮、文人薈萃、且有著較爲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有關。首先，山海關、豐潤、玉田、永平這些城市在當時非常繁榮。李宜顯在《庚子燕行雜識》中指出朝鮮使團使行路綫中最爲繁華的幾座城市，有云：“市肆，北京正陽門外最盛，鼓樓街次之。通州與北京幾相埒，瀋陽、山海關又次之，車馬輻輳，百貨充牣，兩處一樣。而士女都冶，山海關爲勝，永平府次之，撫寧縣、豐潤縣、玉田縣又居其次。”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下，《燕行録全集》第35册，第444頁。李宜顯所云諸多城市繁盛語實際上是主要轉引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文字。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山川風俗總録》云：“巿肆，北京正陽門外最盛，鼓樓街次之。通州與北京幾相埒，瀋陽、山海關又次之，車馬輻輳，百貨充牣，兩處一樣。而士女都冶，山海關爲勝，遼陽、寧遠衛、錦州衛、中後所、永平府等處又次之。撫寧縣、豐潤縣、玉田縣又居其次。而巿旗街牓，亦自繁華。”《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317頁。可見，李宜顯、金昌業對清繁榮城市的看法基本相同。李宜顯所云繁華城市中，豐潤、玉田、永平府、山海關均被列入其内。又如孟萬澤在《閑閑堂燕行録》中記豐潤云：“入豐潤縣東門，縣即關内大邑，在昔聞賊之亂，燕京無不蕩殘屠戮，而獨此城保完。公第私宅半皆早時所創也。衢街填咽，市肆盈溢，與山海關、永平相埒。” 孟萬澤《閑閑堂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9册，第238頁。描繪出豐潤縣可與山海關、永平府相媲美的規整繁盛景象。

其次，這四個場所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文化深厚、人才輩出之地。如姜浩溥在《桑蓬録》卷五中也指出：“豐潤即畿内名邑，自古稱儒鄉，多光顯者。”此時雖“風與教移”,“然而燕京以北之以科舉出類知名者，尚多出於撫寧、豐潤、玉田三縣云” 姜浩溥《桑蓬録》卷五，《<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63頁。。可見撫寧、豐潤、玉田的崇文風氣之盛。深厚的文化底藴給衆多的十八世紀朝鮮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用詩歌唱出對這些場所的向往和贊美。如李宜顯描繪玉田文士薈萃，有云：“仍知是處多佳士，倘可今來訪古文。” 李宜顯《玉田》，李宜顯《陶谷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80册，第352頁。趙觀彬贊玉田文化歷史悠久云：“季漢高情徐墓在，皇明美俗宋村傳。” 趙觀彬《玉田縣》，趙觀彬《悔軒集》卷七，《韓國文集叢刊》第211册，第290頁。洪良浩更是對玉田舊俗猶存贊賞不已，有云：“巷女簪花看使蓋，村童挾册乞詩箋。中華舊俗猶堪愛，恨未吾行睹盛年。” 洪良浩《發玉田》，洪良浩《耳溪集》卷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101頁。十八世紀朝鮮文人贊頌撫寧、豐潤兩地文化、文士之盛的詩句同樣不勝枚舉，如李宜顯贊撫寧人杰地靈有云：“最是前賢炳靈地，昌黎秀色露遥尖。” 李宜顯《過撫寧縣》，李宜顯《陶谷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80册，第356頁。《燕行記著》中《五絶》（七十二首）》亦有詩句贊云：“撫寧文士盛，舊説不虚傳。進士文魁字，當街往往扁。” 佚名《燕行記著》，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第1册，第328頁。豐潤縣崇文重雅的風氣，直到十九世紀還在朝鮮文士中廣爲傳誦，如洪義浩有詩句“豐潤雄關古浭陽，近京儒雅説兹鄉”等等洪義浩《豐潤縣》，洪義浩《澹寧瓿録》卷一八，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第123頁。。可見，這些地點本身所擁有的文化魅力使得一批又一批的朝鮮文士在途經該地時去仔細探訪，因而這些地點上也就發生了較之於其他場所更多的中朝文人交流事件。

最後，這四個地方文商衆多。出於做生意的需要，他們常常主動與朝鮮使團成員接觸，推銷字畫、書册，甚至販賣朝報印本等。如1747年（丁卯）出使中國的尹汲稱豐潤“家家書迹不啻千籤，使行到此，則抱册求賣者甚多云矣” 尹汲《燕行日記》，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第1册，第231頁。。1780年（庚子）出使中國的盧以漸在《隨槎録》中也指出，豐潤縣爲“明時畿輔至近之地，而實士大夫之冀北也，至今猶多文人碩士，而無以資生[者]，多以刊賣書册爲業云” 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73頁。。再如，像1719年（己亥）在山海關，清人郭如柏與趙榮福相見，1727年（丁未）又與姜浩溥相見，其真正用意就是爲了經營生意。對一些朝鮮文人而言，他們爲了獲得中國圖書信息或滿足購買書籍的需要，也樂於與這些地方的書商來往，無疑這種心態也有利於中朝文人的見面和交流。由上可見，山海關、撫寧、豐潤、玉田四地多文商與朝鮮使團接觸，也是這些場所多有兩國文人交往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十八世紀中後期，兩國文人在北京、瀋陽、熱河等地進行了大量的交流

十八世紀中期以後，中朝文人交流的地點與世紀前期相比有一個明顯區别，就是兩國文人在北京、瀋陽、熱河等使行目的地的交往次數要遠高於在使行路途中的會見次數。以與清文士交流最爲頻繁的朝鮮文士爲例：如洪大容在北京至少與嚴誠、潘庭筠、陸飛等14位清人有過會晤。洪良浩在北京與戴衢亨、德保、博明、紀昀等9位清文士有過交流。李德懋在瀋陽孔子書院與院中諸生金科豫、教官裴振等8人有過交流，在北京與徐紹薪、李鼎元、祝德麟等12位清人有過會晤。朴齊家、柳得恭兩人在北京、瀋陽相識會晤過的清人更多。朴齊家所交往的清朝人士（含以書信或詩文聯繫的清文人3人）共168名，除去李調元、鮑紫卿、林皋、胡迥恒、孫有義等寥寥數人外，朴齊家與他們的會晤地點均在北京或瀋陽。柳得恭三次出使中國，可考的來往過的清文人共有99人。除去遼陽秀才趙學淦、劉大觀、劉大均及未謀面但有尺牘或詩歌往復的李調元、祝德麟、沈心醇6人外，其餘93位清文人均是在北京或瀋陽相識而有交流。朴趾源在停留瀋陽、熱河、北京期間與博明、俞世琦、尹嘉銓、王民皞等35位清人有過談心與論學。綜上，北京、瀋陽、熱河是十八世紀中後期中朝文人進行各種交往的中心地點。

兩國文士在這三個城市進行大量學術、文學交流的主要原因在於：

其一，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朝鮮北學派文人、一些清朝著名文士與世紀前期他們本國文人相比，在交接對方國度文人時，其心態和行爲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朝鮮文士而言，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使者來到北京、瀋陽等地後，出於對清王朝的蔑視，往往没有主動找尋結交清文士的意願。即使他們與部分清文人來往，其主要目的還是出於刺探軍事、政治等情况，以便回國後加以禀報。因而，在這樣的意圖下，他們也不便與朝廷官員做涉及國家機密的交流，大多衹能通過一些秘密途徑取得一些關於清朝的情報。而他們如何向清朝人士取得機密信息，從情理上講也不可能在朝鮮的使行日記中有大量記載。此外，他們到達使行目的地後，多懷有思鄉的情懷，希望能够儘早完成使行任務而回到自己國家。如1745年（乙丑），三節年貢正使趙觀彬停留北京期間有詩句云：“思鄉水東注，戀主星北拱。何時竣事歸？故山及耕種。” 趙觀彬《以奉使虚隨八月槎爲韻，書古體》，趙觀彬《燕行詩》,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598頁。在他離開北京即將回國之際，其無比的喜悦溢於言表，有詩句云：“燕城初旭出朝陽，一策郵驂迅若翔。五十日留偏覺久，三千里去便忘長。” 趙觀彬《早發燕館，出朝陽門》，趙觀彬《燕行詩》,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617頁。正是在這些不利於交友的心態影響下，朝鮮使者到達北京後，就少有與清朝廷文人深入交流的舉動。

但到了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朝鮮王朝的實學思想開始興起，以洪大容、洪良浩、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爲代表的一批主張向清朝學習的北學派文人爲了深入瞭解清朝社會、文化等，無一例外都有著强烈結交清名士的積極意識。因而，在北京、瀋陽和熱河這些清朝文士彙集的地方，他們通過自己主動拜訪、清文士援引等途徑，結識了數量龐大的清文人，且同他們進行了較爲深入的學術與文學交流洪大容、洪良浩、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分别與大量清文士作深入交流的内容、特徵等在後文列專節作具體論述，此不贅述。。

就清朝文士而言，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少有清朝廷文人在北京主動拜訪朝鮮使團駐地或文人的舉動。如1732年（壬子），朝鮮使團忽然得知禮部尚書派人前來問安，朝鮮譯官無不詫異，李宜顯《壬子燕行雜識》載：“禮部尚書三亥，清人也，送郎屬問安否。譯輩言此乃曾所希有之事。” 李宜顯《壬子燕行雜識》, 燕行録全集》第35册，第500頁。正是由於清朝廷文人來訪使團駐地之事稀見，所以譯官們纔表現出一種驚訝之情。在世紀中期以前，更没有清朝廷文人積極援引朝鮮文士與其他一批清人相會的現象，而這些情形在世紀中後期的中朝文人交流活動中不時呈現出來。如1790年（庚戌）柳得恭停留北京期間，在未與紀昀會晤之前，紀昀就主動前往使館拜訪。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紀曉嵐大宗伯》載：“後數日曉嵐命駕到館，問柳、朴兩檢書在否。余與次修適出遊未歸，提督、通官惶忙酬接，曉嵐留紅紙小刺而去。” 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第54頁。又如1790年（庚戌），翰林編修阮元、翰林檢討劉鐶之同往朝鮮使館，欲結交朝鮮文士，得與柳得恭相遇。《灤陽録》卷二《劉、阮二太史》載：“余在館中，二人同車而來，徘徊庭際，無人酬接，怊悵欲返。余請至炕上與語，皆名士也。” 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第65頁。在北京，一些清文士積極援引朝鮮文士與其他清文人相識的情形亦有不少，比較突出的事例是李鼎元安排了朝鮮友人與一大批在京的清文士相會。這就極大地拓寬了一些朝鮮文士在北京時的交友脉絡。如李鼎元在與李德懋結識後，主動幫助其與清人祝德麟、唐樂宇、李驥元、沈心醇等相會；在與柳得恭相識後，又介紹其與清孝廉彭惠支、王霽等人相識；在與洪羲俊相識後，又將其介紹給洛下諸學士，洪羲俊得與他們“從遊於翰墨之場”等。又如，1780年（庚子），朴趾源在離開瀋陽前往北京之際，清人田仕可專門寫有一封把朴趾源介紹給北京許太史台村認識的書信，讓其携帶入京。同年，朴趾源在北京與俞世琦相識後，俞世琦又“多引海内名士，如凌舉人野、高太史棫生、初翰林彭齡、王翰林晟、馮舉人秉健，皆才高韻清。其隻字片語，無不芬馥牙頰”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51頁、第284頁。。綜上，十八世紀中後期北京一些清文人心胸豁達，有著積極與朝鮮文士交往的心態，這就有利於中朝文人在北京期間展開各種交流活動。同時，一些清人援引朝鮮文士的舉動也很重要。從實際情况來看，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朴趾源等朝鮮文人若没有清友人的積極推薦，加之他們與清人口頭語言不通、停留北京時間較短等因素，那麽無論如何，他們也很難在北京結識到數量如此龐大的清文士。

要之，十八世紀中後期，中朝文人樂於接納彼國文化、文人，以加深相互瞭解的豁達胸襟，使得兩國文人間的交往在北京、瀋陽、熱河等地大量發生。

其二，十八世紀中後期的北京、瀋陽和熱河等地是各種人才薈聚的地方，這就爲在這些地點發生大量的中朝文人交流事件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北京和瀋陽是清朝兩個最爲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毫無疑問，一大批有才學的清文士會集聚於此。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即乾隆、嘉慶時期），由於清朝學術的發展與繁榮，此時北京更是人才薈萃，既包括在朝廷中爲官的著名文士，如紀昀、鐵保、李調元、李鼎元、翁方綱、張問陶、阮元等，又有隱居北京民間的名士，如羅聘，還有一大群等候參加科舉考試的文士，如嚴誠、潘庭筠等。

而瀋陽這個城市，清朝遷都北京前爲清都城，後成爲陪都，同時由於其地理形勢上的要衝地位，歷來受到清朝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關於瀋陽受到清朝的高度重視問題，筆者在用英語發表的Shenyang and its cultural features in Chosǒn Envoys'Eyes（25TH BIENNIAL AKSE CON-FERENCE Moscow, June 17—20, 2011, Volume 1:324）一文中已作了詳細闡述，可參見。。1703年（癸未）出使中國的徐宗泰《瀋陽途中》云：“仙踪白鶴千年柱，虜勢黄龍萬堞城。伊昔金湯勤布置，即今巢窟久經營。” 徐宗泰《晩静堂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163册，第75頁。稱瀋陽得到清朝的長久精心經營。十八世紀朝鮮文人李種徽亦有云：“自世祖至今，皆輕幽州而重盛京。” 李種徽《守要害》，李種徽《修山集》卷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47册，第412頁。由於清朝的重視，瀋陽的政治、文化建制等諸多方面與清首都北京相似，如同樣設有六部、太學等，故而當時瀋陽也是極其繁華，也聚集有一大批清文士，如瀋陽府學助教拉永壽、禮部教官劉克柔、奉天府治中孫鎬、瀋陽名士張又齡等等，此外還有在瀋陽書院裏求學的衆多年輕文士，如與柳得恭交流過的青年秀才王瑗、沈映宸、王志騏、金科豫、八十太、明文、雅隆阿等28人。

此外需要指出，熱河也是中朝文士發生交流活動的重要地區之一。其主要原因與清乾隆皇帝兩次在熱河的祝壽活動有關。一是1780年（庚子），乾隆皇帝七十大壽，詔以朴明源爲正使、鄭元始爲副使、趙鼎鎮爲書狀官的朝鮮使團前往熱河朴趾源《熱河日記》載：“今年春，皇帝自南巡直北還熱河。……今我使倉卒被詔，晝夜兼行，五日始達。”第112頁。。二是1790年（庚戌），爲慶賀乾隆皇帝八十壽誕，以黄仁點爲正使，徐浩修爲副使，李百亨爲書狀官的朝鮮進賀使團亦來到熱河。出於爲乾隆皇帝賀壽或觀摩慶祝活動等原因，大量清朝廷文士、舉人、秀才等雲集熱河。據記載有乾隆這兩次壽誕的燕行日記（朴趾源《熱河日記》、柳得恭《灤陽録》）考察，在這兩次乾隆壽誕中，出現在熱河的清文人就有吏部漢尚書彭元瑞、禮部侍郎鐵保、内閣學士玉保、翰林章煦、理藩院侍郎巴忠、理藩院員外郎湛潤堂、福建將軍完顔魁倫、衍聖公孔憲培、舉人王民皞、山東都司郝成、大理寺卿尹嘉銓、講官敬旬彌、舉人鄒舍是、講官破老回回圖、禮部尚書曹秀先等人。此外，還有一大批不知名的清文士，如朴趾源到熱河太學後，便發現大批中原士大夫已先期到達，有云：“既入太學爲寓館，則中原士大夫亦多先寓太學者，爲參賀班來也。”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161頁。

可見，大量清文士雲集北京、瀋陽，及某些特定時期清文士大量聚集熱河，都爲十八世紀中後期朝鮮文士能與清文士接觸並作大量交流活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先决條件。可交往的清文人衆多，這恰恰是除北京、瀋陽、熱河等以外的其他中國地區所不能提供給朝鮮文人的交友前提條件。

其三，十八世紀乾隆皇帝在位之時，經常在北京皇宫或園林中邀請朝鮮使臣參加宴會，這就爲一些中朝文士能在北京宴享之時相識創造了一個良好機會。清乾隆皇帝在宴會後又常常讓朝廷大臣、朝鮮文人寫詩應制，由於題材大致一致，中朝文人有時也會互相交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兩國文人間以詩會友現象在北京的發生。常例宴饗如“乾隆間，年例自正月十三日起，在（同樂）園酬節。宗室王公及外藩、蒙古王公、台吉、額駙、屬國陪臣，俱命入座，賜食聽戲” 吴振棫撰，童正倫點校《養吉齋叢録》，中華書局，2005年，第184頁。。朝鮮使臣當時被列入屬國陪臣的行列。除了常例宴饗外，一些特殊的大型慶祝宴會，乾隆皇帝也會邀請朝鮮使臣參加，如“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時，命朝鮮國酌派年六十以上陪臣二三人充正副使與宴” 同上，第200頁。。此次千叟宴規模很大，首次在乾清宫宴會時，“與宴者三千人，用柏梁體，選百人聯句”,“再舉於寧壽宫之皇極殿，與宴者三千五十六人，賦詩三千餘首” 同上。。此年，朝鮮使團正使李徽之、副使姜世晃參加了宴會。也正是在宴會時或之後，李徽之、姜世晃與禮部尚書德保詩歌往復唱酬，如姜世晃寫有《次德保<次上使千叟宴詩>韻》、《次德保<次千叟宴詩>韻》等詩，德保唱酬有《奉和朝鮮姜副使<恭紀千叟宴詩>元韻》、《奉和朝鮮李正使<恭紀千叟宴詩>元韻》等詩。顯然，千叟宴爲李徽之、姜世晃與德保的詩歌唱酬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緣。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推想，李徽之、姜世晃在這次規模浩大的千叟宴上，也曾與衆多清朝廷文士識面。又如，“乾隆五十五年，聖壽八旬，朝鮮、琉球、安南、巴勒布皆詣闕祝釐，因復賜宴於御園” 同上。。無疑，此次乾隆壽誕宴會之時，參加宴饗的朝鮮正使李性源、副使趙宗鉉必然與一些清朝廷文士謀過面。

此外，朝鮮使團在北京、瀋陽等使行目的地的停留時間要比在其他使行途經地點的駐留時間長，這就爲出使中國的朝鮮北學派文人提供了找尋友人進行交流的時間優勢。這也是十八世紀中後期朝鮮文士在北京、瀋陽、熱河等地得以結交大量清文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是出於以上四個主要原因，十八世紀中後期，北京、瀋陽、熱河成爲了中朝文學、學術等交流的中心。兩國文人共同在這些地點掀開了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三、十八世紀朝鮮文人在出使中國過程中多有訪問清文人的固定場所

（一）撫寧縣徐鶴年之家

朴趾源《熱河日記》載：

徐鶴年性本喜客，初逢白下尹公，開襟款接，多出所有書畫以示之。自此撫寧縣徐進士之名膾炙東韓，每歲使行必爲歷訪，遂成舊例。朴趾源《熱河日記》，第86頁。

1728年（戊申），尹淳以三節年貢正使身份出使中國，途經撫寧縣時，得到了徐鶴年的熱忱款接。自此，徐進士之名在朝鮮流播開來。以後，燕行使者在途經撫寧縣時訪問徐家，便成爲了一個慣例。如洪大容《湛軒燕記·撫寧縣》亦載：

撫寧自古以文明稱。有徐氏，尤縣中大姓，有中進士者。家富豪，多書畫器玩，頗喜詩律。使行過之者，莫不踵門求見，進士亦延接款洽，由是徐進士名聞東國。進士死，家業頗消落，猶有舊風焉。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172頁。

也稱徐鶴年家“使行過之者，莫不踵門求見”。李德懋《入燕記》亦有載：

撫寧縣，……市肆北畔，即徐鶴年家也。屋宇宏敞，自古東使必入觀。鶴年字鳴皋，進士也。爲人長者，家富好客，今已没。有二子，長曰紹芬，字咏香，次曰紹薪，字樵丹。李德懋《入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257頁。

也稱徐家爲“自古東使必入觀”之所。朴齊家有云：“徐鶴齡（年）家自白下淳爲始，每年歷訪爲常。” 朴齊家《燕京雜絶贈别任恩叟姊兄，追憶信筆，凡得一百四十首》（第十五首）詩注，朴齊家《貞蕤閣集·四集》, 韓國文集叢刊》第261册，第550頁。金正中也稱徐鶴年家“我東節使往來過此邑者，必停轎委訪”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105頁。。據十八世紀燕行日記考察，撫寧縣徐鶴年家確實是朝鮮使者經常歷訪的中國文人之宅，如1756年（丙子），於撫寧縣，李基敬與徐進士有筆談，其《飲冰行程曆》載：“所謂徐進士出門迎候，遂更入其家。索紙筆與之酬酢，仍請見所藏書畫。蓋多絶寶，如吴道子、米元章、蘇東坡真迹，尤可愛也。” 李基敬《飲冰行程曆》,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338頁。 1792年（壬子）,“（金正中）共松園、東谷訪徐進士鶴年家”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240頁。。此外又如1731年（辛亥）出使中國的趙尚絅，1748年（戊辰）、1752年（壬申）、1755年（乙亥）、1760年（庚辰）出使中國的朝鮮海運君李槤李槤曾三次訪撫寧徐進士家。徐命臣《庚辰燕行録》載：“正使亦見之三次云。”《燕行録全集》第62册，第89頁。 ,1747年（丁卯）出使中國的尹汲，1760年（庚辰）出使中國的李商鳳，1767年（丁亥）出使中國的李心源，1777年（丁酉）出使中國的李在學、李,1778年（戊戌）出使中國的蔡濟恭、鄭一祥、沈念祖、李德懋、朴齊家，1780年（庚子）出使中國的朴趾源，1782年（壬寅）出使中國的洪良浩，1786年（丙午）出使中國的沈樂洙等，都曾拜訪過徐鶴年家舉出的朝鮮文人拜訪徐鶴年家之事，詳見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

朝鮮文人拜訪徐鶴年之家的主要原因在於：

首先是徐進士的熱情與好客。朴趾源稱“徐鶴年性本喜客，初逢白下尹公，開襟款接”。洪大容稱其“延接款洽”。金正中有云：“廟傍一高門，扁曰‘文魁’，即徐進士家也。以園池、花果之盛，號爲關内甲第。我東節使往來過此邑者，必停轎委訪，則主人喜客之來，進一碗茶、一杯酒，以珍果佐之，出書幾卷、畫幾軸，以詩話了之，可謂風流賢主。”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105—106頁。徐鶴年去世以後，其後代對來訪朝鮮文士依然很熱情，李德懋《題撫寧縣徐紹芬家》詩云：“高麗客到古驪城，賢主華堂把臂迎。惜别深杯傾細細，鵝黄名酒出南京。”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197頁。徐紹芬是徐鶴年長子。可見，徐進士一家對待朝鮮使者的熱忱給朝鮮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次，徐進士家多書畫器玩，能引起朝鮮文人的興趣。朴趾源有云：“其家舍僭侈，器玩瑰奇，誠如前聞。……滿堂刻揭果親王、阿克敦、于敏中、鄂爾泰、皇三子、皇五子詩，俱以興京祭官道出此中，多歷宿留詩而去。”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85頁。蔡濟恭有《訪徐進士家》詩，有句云：“楣頭日照黄金字，半是親王手自書。”“傳家舊有百家書，貫月虹光夜照閭。” 蔡濟恭《含忍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368頁、第369頁。這些都點明了徐進士家多書畫、器玩的特點。

最後，朝鮮文人對徐家有良好的印象，不願意在撫寧縣再麻煩他家。這一點，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講得很清楚，云：“然其實邑中他家多勝徐宅主人喜客，遍是鶴年。特尹公偶先見此，有非東國宰相所可比擬，則津津艷稱。是後譯輩因以徐宅爲歸者，不欲更煩他家，添一事役也。”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86—87頁。朴齊家有詩云：“撫寧徐進士，東人遇一過。猶存舊書畫，迎送世其家。” 朴齊家《燕京雜絶贈别任恩叟姊兄，追憶信筆，凡得一百四十首》（第十五首），朴齊家《貞蕤閣集·四集》, 韓國文集叢刊》第261册，第550頁。用它來總結朝鮮文人拜訪徐進士家的原因是最爲合適的。

（二）豐潤縣谷家

豐潤谷家也是十八世紀朝鮮燕行成員經常造訪的場所。早在1695年（乙亥），洪受疇即寫有《贈谷韜臣》詩，詩序云：

豐潤谷韜臣者，稱以秀才。以富者，新構甲第，令人眩目。坐我於一内堂，而爲接我人。除其炕制，房舍一如我國，西來始見也。俄進盤果，薊酒澄濃，又進花磻盤，辭而不得，仍爲乞詩甚勤。他無詩料，有一子頗賢矣。洪受疇《壺隱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續）》第46册，第242頁。

當時，谷韜臣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朝鮮使者，洪受疇有詩贊云：“知君自是好風流，携我同登第幾樓？地近玉田生有子，家傳金谷富傾侯。樽盈竹葉留人醉，笛弄梅花送客愁。滿壁圖書看未了，來時更擬寶籤抽。” 同上。自此後，朝鮮使者拜訪豐潤谷家即爲常事：

1697年（丁丑），崔錫鼎有《次豐潤谷秀才鵾韻》其詩云：“遠客來燕市，相逢似舊情。仙槎余浪迹，俠窟爾藏名。露柳疏秋影，風蟬咽暮聲。此間無縞紵，幽抱以詩鳴。”崔錫鼎《明谷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153册，第524頁。。

1701年（辛巳），姜鋧出使中國，過豐潤谷家時，與谷家人有詩歌唱和，詩題作“次豐潤谷一枝韻二首” 姜鋧《看羊録》,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39—40頁。。此年，孟萬澤途經豐潤縣時，與谷應泰之侄亦有交流孟萬澤《閑閑堂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9册，第238頁。。

1720年（庚子），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到豐潤谷碕家，碕是應泰之侄孫，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以文著名，而此人則不文無識。炕室極其精麗，内貼‘耐軒’二字，滿壁書畫多可觀。先君子赴燕時，副价洪參判受疇宿此家。聞其除去炕制，作房堗，一如我國房樣。今來見之不然，怪而問之，答云其房日久壞了。仍進果餅九器，且進酒茶。”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 燕行録全集》第35册，第362頁。

1732年（壬子），李宜顯出使中國時，宿谷䃹家。宜顯贈其二詩。詩載於《陶谷集》卷三，題作“還到豐潤谷家，修屋許處，預釀酒以待，又餉茶果。其義可尚，遂贈以詩”。詩注有云：“主人即谷應泰之從孫。” 李宜顯《壬子燕行雜識》, 燕行録全集》第35册，第337頁。

1760年（庚辰），於豐潤縣，李商鳳、李徽中與谷應泰之孫谷慶元有筆談參見李商鳳《北轅録》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796—797頁。。

1778年（戊戌），朝鮮使團前往北京途中，五月初十日，於豐潤縣，沈念祖、李德懋等借宿在谷應泰五代孫家，並與之筆談李德懋《入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262—263頁。。後在回程中，李德懋又借寓谷家。李德懋《入燕記》載：“六月二十一日，……今日又寓谷應泰曾孫之家。” 同上，第325頁。由上可知，在十八世紀豐潤谷家確實是朝鮮使團歷訪的場所。

朝鮮使者喜歡拜訪豐潤縣谷家的最主要原因在於：谷家先輩谷應泰撰寫有《明史紀事本末》一書。該書在當時朝鮮文壇中有較大的影響。途經豐潤縣時，朝鮮使行文人由對《明史紀事本末》的印象，引發了對谷應泰家及其後代的濃厚興趣，豐潤谷家成爲了朝鮮使團文人常去拜訪的場所。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情况，《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載：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通行本，國朝谷應泰撰。應泰字賡虞，豐潤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僉事。其書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爲一目。當應泰成此書時，《明史》尚未刊定，無所折衷，故紀靖難時事，深信《從亡》、《致身》諸録，以惠帝遜國爲實。於滇黔遊迹，載之極詳。又不知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其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淹貫。每篇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行文。而遣詞抑揚，隸事親切，尤爲曲折詳盡。考邵廷釆《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雖多，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據此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衆長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謂勤矣。《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第683頁。

《總目》給予了《明史紀事本末》較高的評價，認爲其有史料價值，稱其“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其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淹貫”。由於此書記載明代史實極爲詳細，特别加之朝鮮對明朝“事大”、報恩的特殊感情，因此朝鮮文人對此書極爲關注。宋時烈《宋子大全·隨劄》卷六載：“閔公使還，得《明史[紀事]本末》、《明季遺聞》兩書而來。《本末》即明末谷應泰所作。” 宋時烈《宋子大全·隨劄》, 韓國文集叢刊》第116册，第381頁。自《明史紀事本末》傳入朝鮮後，十八世紀的朝鮮文人在撰書立説時，經常引用此書，谷應泰其名和此書名也很快爲朝鮮衆多文人所知，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就大量引用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吴三桂破李自成的史實記録參見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79—480頁。。李宜顯在《庚子燕行雜識》中也指出“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以文著名”等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 燕行録全集》第35册，第362頁。。可見，衆多朝鮮使團文人是知道谷應泰其人的。

正是出於對其人其書的濃厚興趣，燕行使者途經豐潤時，便會打聽谷家後代情况，如1760年（庚辰），李徽中出使中國，途經豐潤縣時，便向人打聽谷家。李商鳳《北轅録》卷三有載：

（李徽中）又問：“豐潤谷、曾二姓人知之乎？”（李斐）曰：“俱吾親也。”問：“尊是谷霖蒼（應泰號）外屬乎？”曰：“外孫也。城内東學門口魯克讓進士已做知縣回家。谷應泰之孫名慶元見在北街。”問：“谷生能不忝厥祖之文華否？”曰：“未及，但在科甲，而豐潤之巨擘，唯此二姓而已。” 李商鳳《北轅録》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793頁。

在與谷應泰後代交流時，朝鮮使者往往會詳細問及《明史紀事本末》和谷應泰的相關事實，這也反映出朝鮮文人對谷應泰寫有《明史紀事本末》的高度關注，如李德懋《入燕記》載云：

書狀又召主人筆談，此谷霖蒼應泰之五代孫也。問《明史紀事本末》，則嚬蹙良久，乃曰：‘先祖坐此書被禍，故毁板，不行於世。’蓋直書清事，爲家僮所告。康煕二十九年，年七十坐死。登順治科，官至浙江提學。書狀屢請詳言其事，其人竟秘諱不言，擲筆而起。李德懋《入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262—263頁。

綜上，谷應泰撰寫有《明史紀事本末》一書，其内容與明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此而引發了朝鮮文士對其人其書的强烈興趣，故而他在豐潤的家及其後代成爲了朝鮮使團途經時的拜訪對象。

（三）三河縣孫有義家

三河縣孫有義（號蓉洲）家是十八世紀中後期朝鮮使團文人經常拜訪的場所。孫有義由此也結識了洪大容、朴齊家、朴趾源等一批朝鮮學者。他與朝鮮使者的聯繫最早可以追溯到洪大容與他的友誼。1766年（丙戌），洪大容與孫有義在三河縣相逢並有交流。别時，兩人相約以書信保持聯絡。洪大容與孫有義的來往信件，存世的共計18封。從約1766年（丙戌）至1780年（庚子），幾乎每年都有書信往來筆者按，洪大容與孫有義每年都有書信往來的闡釋文字詳見本書上編第四章第二節《洪大容與清文人來往書信考論》。。洪大容《答孫蓉洲書》亦云：“我輩旅邸半面，遂成長别。賴此尺簡，道達衷誠，藹然忠愛，一年深於一年。此三生奇緣，千古異迹。” 洪大容《答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4頁。

由於朝鮮與北京、三河縣相隔數千里，洪大容與孫有義的書信往來完全依托於每年的朝鮮使行，在燕行路綫當中的三河縣居所便成爲了朝鮮文人的歷訪之地。如洪大容《與秋書》中有云：“三河縣城裏舉人孫有義、太原鄧師閔二人，俱有文學，愛人好義，氣味温厚，與弟一見許心，餘情戀戀。往歲使行，各有書信。已約逐歲嗣音，永不相忘。”注4清楚指出朝鮮使行轉交信件與三河縣孫有義的行爲。另外，洪大容寫給其他清文士的書信也往往是通過朝鮮使行人員先交給孫有義，再由孫有義轉交他人。如嚴誠之兄嚴果與洪大容書有云：“今春忽有都門寓客歸杭，賫到三河孫蓉洲先生書，中有足下去冬所寄手書一函。” 嚴果與洪大容書（湛軒先生手啓。哀子嚴果泣血稽顙……）, 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6，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第392—393頁。洪大容給嚴果的信函就是由朝鮮使者先交至孫有義處，然後由孫有義再轉交至嚴果。反之，清文人寫給洪大容的書信，則先交至孫有義處，然後孫有義再轉托朝鮮使者帶回朝鮮。如洪大容《答孫蓉洲書》載：“蓉洲足下：戊戌七月，因頒朔便附札。秋晩貢使回，仍李懋官傳來正月廿五手翰、浙西封緘，並已收領。” 洪大容《答孫蓉洲書》（蓉洲足下：戊戌七月……），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3—124頁。浙西的信件便是先交送孫有義處，然後由朝鮮使行人員李德懋帶回朝鮮交與洪大容。

注4：洪大容《與秋書》（大容白：去歲七月……），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14頁。

可見，由於洪大容與孫有義有密切的書信往復，加之他又是洪大容與其他清文士間尺牘來往的中間轉交人，因此，他在三河縣的居所必然成爲了朝鮮使團文人經常拜訪的場所。而他本人爲了寄信與朝鮮友人的需要，也必然常常去與朝鮮使行文人相會。

（四）北京琉璃廠

在十八世紀中後期，北京琉璃廠是發生中朝文人交往事件的又一個重要場所。一般來説，朝鮮使者來到北京後都會前往琉璃廠遊觀或在此與清文人會晤交流。在琉璃廠結識清朝文士，成爲了當時燕行文人擴大與中士交遊範圍的重要途徑之一。

十八世紀發生在北京琉璃廠的中朝文人交遊事件衆多，如：1766年（丙戌）洪大容曾先後前往琉璃廠訪問監生蔣本、監生周應文、欽天監博士張經、琴師劉生等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32頁、第128頁、第138頁。。其與後來成爲知己的嚴誠、潘庭筠、陸飛也多次在琉璃廠乾净衕筆談朴趾源《洪德保墓志銘》載：“（洪大容）遇陸飛、嚴誠、潘庭筠於琉璃廠。三人者俱家錢塘，皆文章藝術之士，交遊皆海内知名，然咸推服德保爲大儒，所與筆談累萬言。”洪大容《湛軒書·附録》,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321頁。。1778年（戊戌）李德懋和朴齊家前往琉璃廠北佛庵訪《四庫全書》謄校官徐紹薪。同年，李德懋出遊琉璃廠時，又與鄆州舉人黄道煚、李憲喬，“五柳居”主人書商陶正祥相逢李德懋《入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277頁、第291頁、第293頁。。1780年（庚子）朴趾源逢俞世琦、徐璜、陳庭訓於琉璃廠楊梅書街六一樓，後又“約黄圃會話於楊梅書街，凡七遭。黄圃多引海内名士，如凌舉人野、高太史棫生、初翰林彭齡、王翰林晟、馮舉人秉健，皆才高韻清”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110頁、第284頁。。同年，朴趾源還與翰林庶吉士王晟在琉璃廠偶逢同上，第180頁。。1783年（癸卯）洪仁謨與清人盧烜在琉璃廠相逢參見本書下編第五章《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流長編》“洪仁謨與方維翰、盧烜交遊”條。。1790年（庚戌）朴宗善與豐紳殷德在琉璃廠相逢李圭景《風槍、氣炮辨證説》，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人事篇》，東國文化社，1959年影印本。。1791年（辛亥），金履度遊琉璃廠與張道渥相逢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140頁。。同年，金正中於琉璃廠與“聚好齋”主人程嘉賢以及胡寶書相識同上，第145頁。。三次出使中國的柳得恭和四次出使中國的朴齊家與清人在琉璃廠相會的情形更多。與柳得恭曾在琉璃廠相逢或相晤的清人有李鼎元、曹江、錢東垣、崔琦、陶正祥等。與朴齊家在琉璃廠相逢或相晤的清人有李鼎元、唐樂宇、李驥元、潘庭筠、蔡曾源、羅聘、孫星衍、陳鱣、黄成、夏文燾、盛學度、陶正祥等。

由上可見，琉璃廠在十八世紀中後期確實是朝鮮文人結識清朝文人或與之交流的主要場所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乾嘉時期的琉璃廠是清朝京城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無論是清朝文人還是朝鮮使者都願意前往觀覽，客觀上造成了中朝文人容易相逢的機緣。

琉璃廠自建市伊始，到乾隆時已逐漸發展成爲極爲繁榮的文化街市，書鋪林立是其最大的特點。如孫殿起《琉璃廠小志》有云：“琉璃廠，遼時京東附郭一鄉村耳。元於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清乾隆後漸成喧市，特商賈所經營者，以書鋪爲最多，古玩、字畫、文具、箋紙等次之，他類商品則甚少。舊時圖書館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無不求之廠肆。外省士子入都應試，亦皆趨之若鶩。蓋所謂琉璃廠者，已隱然爲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聞於首都，亦且馳譽於全國也。”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第1頁。指出琉璃廠裏書鋪最多，它們儼然成了民間圖書館，士子們往來其中，川流不息。

琉璃廠的文化繁盛，自然吸引了衆多清文士的目光，它成爲乾隆時期各種文人會聚最爲集中的場所。往來其中者，多有《四庫》館臣、清朝書商。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引翁方綱《復初齋詩注》語：“乾隆癸巳開《四庫》館，……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厨，供茶飯。午後歸寓，各以所校閲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是時，浙江書賈奔輳輦下，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爲最。”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第32頁。筆者按，孫殿起輯的這段引文，並未見載於文海出版社的《復初齋文集》中任何一首詩歌的自注，疑孫殿起誤引了出處。但《翁氏家事略記》一書中，有類似内容的記載。翁方網《翁氏家事略記》“乾隆三十九年”條下載：“自癸巳春入院修書，時於翰林院署開《四庫全書》館。……每日清晨入院，院設大厨，供給桌飯。午後歸寓，以是日所校閲其書應考某處，在寶善亭與同修程魚門晉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諸人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目。是午携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皆踊躍，遍徵善本足資考訂者，悉聚於五柳居、文粹堂諸坊舍。”《翁氏家事略記》，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琉璃廠書肆因其藏書之富，成爲《四庫》館臣校閲某書、應考某典時幾乎必去的地點。琉璃廠還是清朝大量秀才、舉人等駐足的場所。琉璃廠附近地區有許多會館，如四川新會館、安徽會館、湖廣會館等。每逢大比之年，它們爲參加科舉考試的文人們提供了食宿的便利條件參見王治秋《琉璃廠史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第18—19頁。。由於琉璃廠與諸會館位置毗鄰，它自然成爲了這些科舉文人們交流學識、查閲或購買書籍的最佳去處。朝鮮洪大容《湛軒燕記·琉璃廠》載云：“廠在正陽門外西南五里，而近廠夾道而爲市鋪。東西設閭門，扁曰‘琉璃廠’，蓋因以爲市號云。市中多書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雜物爲商者，多南州秀才應第求官者，故遊其市者，往往有名士。” 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350頁。朴趾源《熱河日記》亦有載：“琉璃廠在正陽門外南城下，……廠外皆廛鋪，貨寶沸溢。書册鋪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樓、鳴盛堂。天下舉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334頁。柳得恭在《燕臺再遊録》也指出：“係大比之年，各省舉人雲集都門，多遊廠中。與之言，往往有投合者。” 柳得恭《燕臺再遊録》，廣文書局，1968年，第29—30頁。筆者按，此版本比《燕行録全集》中收録的版本更爲詳盡、客觀，故采用。可見，北京琉璃廠廠肆不惟古玩書籍多，清舉人、秀才等也多。

琉璃廠在朝鮮的美名同樣吸引著朝鮮文士在此駐足遊觀。他們無不對琉璃廠有著深刻印象，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就指出，琉璃廠在一批朝鮮士人心中是“中華壯觀”之一朴趾源《馹汛隨筆》載：“我東人士初逢自燕還者，必問曰：‘君行第一壯觀何物也？’第爲拈出其第一壯觀而道之也，人則各以所見率口而對曰：……曰琉璃廠壯觀。”朴趾源《熱河日記》，第60頁。。一直以來，朝鮮文人們用大量文字盡情地描繪出琉璃廠的世態萬象，十八世紀“燕行録”對北京琉璃廠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李宜顯《壬子燕行雜識》、洪大容《湛軒燕記》、李《燕行記事》、李德懋《入燕記》、朴趾源《熱河日記》、徐浩修《燕行記》、柳得恭《灤陽録》、金正中《燕行録》等都有著對琉璃廠的精彩描繪。一批朝鮮文人也寫有關於琉璃廠的大量詩作，如李晚秀《琉璃廠》、趙秀三《琉璃廠》等參見李晚秀《屐園遺稿》卷一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68册，第551頁。趙秀三《秋齋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271册，第442頁。。因而，琉璃廠的繁盛，特别是其“圖書充棟可目耕” 徐命膺《保晩齋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33册，第104頁。在朝鮮不斷得到傳揚，這就更加促發了後來出行北京的朝鮮文人意欲觀遊琉璃廠的心願。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琉璃廠成爲了朝鮮文人常去觀遊的地點。

綜上，懷著對琉璃廠市集的嚮往，中朝文士紛至沓來。琉璃廠由此成爲了兩國文士偶然相逢的最佳場所。

其二，北京琉璃廠及其附近地區還是十八世紀清朝衆多名士居留的場所。一些朝鮮文士來到北京後，也常常前往這些位於琉璃廠及周邊地區的清人住所拜訪。這也是琉璃廠成爲中朝文人交往重要場所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順治年間，清代統治者爲了解决滿漢雜居引起的矛盾，在北京采取了滿漢分城而居的政策，頒布有“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的諭令《世祖章皇帝實録》卷四〇, 清實録》第3册，中華書局，1985年，第319頁。。於是，處於外城的琉璃廠及其附近地區由於商業、文化繁榮等原因不斷地吸引了一大批頗具聲望的文士將家安置於斯，如吴偉業、龔鼎孳、王士禛、朱彝尊、顧嗣立等。到了十八世紀，琉璃廠及其附近地區仍是漢族官員或著名漢族文人居所的會集之地。如，紀昀家在“正陽門外琉璃廠後會同館衚衕” 徐浩修《燕行記》卷三載：“紀（昀）曰：‘弊廬在於正陽門外琉璃廠後會同館衚衕矣。'”《燕行録全集》第51册，第121頁。 ;“（唐樂宇）家在琉璃廠之先月樓南” 朴長馣《縞紵集》上，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47頁。 ;“（羅聘）晩年奉佛，携子允纘流寓琉璃廠之觀音閣” 成海應《題羅兩峰<蘭>後》，成海應《研經齋全集·續集》卷一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79册，第412頁。 ;“（孫星衍）始僦居琉璃廠橋之西” 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卷六，清嘉慶刻本。；祝德麟家在琉璃廠南魏染衚衕李德懋《入燕記》載：“同在先訪李墨莊，墨莊在魏染衚衕祝編修德麟家。”“祖馥，祝芷塘之外黨也。嘗寓於芷塘之接葉亭，亭在琉璃廠南魏染衚衕。”由此知祝德麟家在琉璃廠南魏染衚衕。《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298頁、第305—306頁。等等。而這些清文士本身就與來華的朝鮮文士多有交往，因而他們在琉璃廠及其附近地區的住所自然也成爲了朝鮮文人常常前來拜望的場所。如孫星衍提及其當時住在琉璃廠時常被朴齊家等朝鮮文人拜訪，有云：“予始僦居琉璃廠橋之西，……後移寓孫公園，小拓屋宇，爲諸名士燕集之地。每歲朝鮮使臣至，必款門投刺。朴卿齊家爲予書問字堂額，又大書崔儦語云：‘不讀五千卷書，毋得入此室。'” 孫星衍《書堂問字》詩序，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第327頁。

要之，中朝文士常去觀遊北京琉璃廠以及一批清文士居住於琉璃廠及其附近，使得琉璃廠成了兩國文人相會的固定地點之一。

此外需要指出，據現存有關史料考察，十八世紀發生在朝鮮境内的中朝文士間的交遊則很少，其原因主要在於兩點：

（一）在朝鮮境内，中朝文士很難私下接觸並交流，如洪大容《乾净衕筆談續》載：

余曰：“令兄輩奉使來東，其會面之非便，十倍於今日。從此永别之外，無他策矣。”起潜曰：“如此尊大國耶，抑防閑本國耶？”余曰：“兩意俱存。奉使者留館三四日即歸，無出外閑行之例。吾輩無論官人與白身，皆非公事，不敢進。”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三《乾净衕筆談續》,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69頁。

洪大容向陸飛指出，當時奉使來東的清人想私下與朝鮮文士接觸非常不易。出於表示尊重清朝和防閑的需要，在朝鮮境内，清使者没有外出閑行的先例。朝鮮士人，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百姓，非公事之由，也很難接近清朝使行人員。成海應在《草榭談獻》一文中，就舉出李慶流子孫欲見清副敕吴達聖而格於邦禁不能的事例，有載：

英宗壬申，清副敕吴達聖來，其籍江南也，又年甲相符。李氏欲見達聖，或曰其事靈怪，且邦禁也，不可而止。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卷五四，《韓國文集叢刊》第275册，第126頁。

因此可見，在朝鮮境内中朝文士會面交流之難要遠甚於在清朝境内。

（二）清文人在朝鮮境内的交遊活動，比如詩歌唱和似受到清朝有關制度的禁止，李商鳳《北轅録》卷四有載：

（李徽中）曰：“三月君倘題雁塔，則日後可以金函玉節東渡鴨水，唱酬從頌，一勝事也。君果有意否？”（胡少逸）曰：“我使至貴邦有館伴唱酬，其常也。入本朝大概格於禁例，未能也。”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70頁。

清人胡少逸於此指出，以前中國使者來到朝鮮後，朝鮮國常常會派出館伴與他們進行詩歌唱酬。而後來，在朝鮮國這種詩文往來的活動則被清朝禁止。

正是由於上述兩方面的約束，因而，在整個十八世紀，雖然清朝派往朝鮮的使團至少有48次參見本書附録表10：十八世紀清朝使者出使朝鮮一覽表。，但是兩國文人在朝鮮境内的文學、學術交流却很少發生。

第四節中朝文人交流的形式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的交遊形式承襲了以前兩國文人的交遊傳統。朝鮮史料《備邊司謄録》中載録了雙方文人交遊的主要形式，有云：

使行到彼時，軍官、書記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則必以尋訪彼人爲高致，筆談或唱和，甚至於求得詩稿弁首之文。及其出來之後，必因使行、曆行，往復書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語言不擇於忌諱，贈遺殆同於饋問，互相效尤，轉輾成習。朝鮮備邊司編《備邊司謄録》第16册“正祖十年三月初三日”條，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91年，第638頁。

文中稱兩國文人的交流形式有：筆談、唱和、求序、書札、贈遺等。此外，文學批評也是當時雙方文人間重要的交往形式。下文主要從這六個方面詳細考述。

一、中朝文人的筆談與口談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采用的最常見形式是語言交流，其間，則主要以筆談爲主，口頭交談的情况不多見。

中朝士人雖然語言不通，但朝鮮由於深受中國文化圈的影響，文人們多用漢字進行寫作，他們在與中國文人面對面地深入交流時，一般不願意依靠通譯，而是采用筆談的形式。尹淳有詩形象地描繪了這一形式，云：“異類人情逢宿面，同文筆話替輕唇。” 尹淳《榆關》，尹淳《白下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192册，第198頁。究其原因，一是筆談是交往時的直接對話，比通過通譯轉達意思來得暢快，如徐有聞曾指出：“使人代言，不如吾紙筆通情。” 徐有聞《戊午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62册，第214頁。二是與中國文人的深層次談話往往觸及時諱，也不便於通譯在場。摒除外人的參與，他們的交遊行爲、内容可以不爲他人所知。三是筆談紙張還可以作爲交談者向其他朝鮮文人介紹結交情况的媒介材料。如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載云：

金、洪二君頻來寓舍，每談竟日，白全帖子盡七八紙或十餘紙。至其歸時，必藏弆而去。問之，則云必與三大人看也，故凡我輩所談，所謂三大人者無不知之。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秀才》，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嚴誠稱朝鮮使團三使大人就是通過金在行和洪大容帶回去的筆談紙張，從而瞭解了他們之間的交流内容。

有時，朝鮮文人也會通過通譯與清文人交流，但其間，雙方談及的話題多不涉及時忌，如閔鎮遠《燕行録》載：

胡自稱秀才，使譯輩問：“你果能文，赴舉乎？”對曰：“以詩賦表試士，而渠則以詩應舉矣。”又問：“科場無試策之規耶？”對曰：“武科則試策，文科則不試策矣。”又問：“此地賦税輕重如何？”對曰：“田一日耕，可收粟八石許，而納税銀二錢五分，甲軍所耕田，則量捧黑豆、穀草而不捧銀，此外無他。” 閔鎮遠《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242—243頁。

除了筆談、通過通譯交談外，一些略通漢語的朝鮮文人偶爾也把口談作爲與清朝文人交往的一種方式，如李田秀、李晚秀與張又齡在瀋陽多次交流時，把口談作爲筆談的輔助形式。他們的筆談記録《萬泉録》前文有云：“凡稱書問、書答者，筆談也。衹稱問曰、答曰者，口話也。” 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198頁。就《萬泉録》中的口談材料考察，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口談形式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用作口談的内容往往是客套之語、簡單之話，諸如，問曰：“先生是民家，是旗下？”答曰：“旗下。”“問余兩人姓名、年紀。”“余亦問其年。”等等同上，第199頁。。複雜的内容無法用口頭表達時，又必須借助於筆談，如對學術問題的研討。二是朝鮮使者的口談對象僅限於清朝北方文人。此特點，原因比較簡單。因爲南方文士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朝鮮文人往往對其話語茫然無解，如洪大容《湛軒燕記·沿路記略》載云：

余宿有一遊之志，略見譯語諸書，習其語有年矣。及入栅，雖尋常行語，全未解聽，則不勝慌悶。自此以後，在車則與王文舉終日講話，投店則邀主人男女，强起話頭，絮叨不已。至瀋陽，與助教父子語無不到而不用筆舌。其在北京，則周行街巷，隨事應酬，音韻益熟。惟至文字奥語及南邊士人，則茫然如聾啞也。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242頁。

洪大容稱自己在出使中國前學習講漢語已有多年，在前往北京路途中，又積極與中國人口頭交流。其感覺到自己説漢語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自喜云：“隨事應酬，音韻益熟。”但他又指出，一旦遇到與南邊人士口談，自己就像聾啞人一樣而不知曉對方所云，些許悵然之感油然而生。此後，洪大容在與嚴誠、潘庭筠第五次筆談時，也向他們指出南音難聽懂，自己與南方人士無法口談的遺憾：

余曰：“你雖是頭一趟來，你説的話，我些巴些兒懂得。你的老爺説話麽，一句語不懂得。”老僕大笑。余又向兩生曰：“京裏的人者呢，他説的話我懂得。我説的話，他也是懂得。兩位説的話，真個都不懂得。”兩生未解聽，老僕解聽而更以吾言明説之，兩生始知之。力闇笑曰：“南蠻鴂舌之人。”余亦解聽而笑。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48頁。

洪大容又一次指出，他與清北京人能够進行口頭交談，而與南方人嚴、潘交流則無法用口談進行。嚴誠自嘲稱己爲“南蠻鴂舌之人”也説明了南方人説話與北方人有著較大差别。

據現存史料，十八世紀兩國文人間較爲詳細的筆談記録詳見附録表2：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筆談記録一覽表。由此表並結合筆談記載考察，可以得出：

（1）十八世紀朝鮮文人與清文人之間較爲詳細的筆談記録至少有206次。其中，本世紀前期有38次，占總筆談總次數的18.4%，中後期的有168次，占總筆談總次數的81.6%。八十年代以後的中朝文人筆談有85次，佔到筆談總次數的41.3%，可見，十八世紀的兩國文人間的筆談主要發生在中後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

（2）這些筆談記録絶大多數散見於十八世紀“燕行録”，主要集中在閔鎮遠《燕行録》、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李器之《一庵燕記》、南泰齊《椒蔗録》、李商鳳《北轅録》、洪大容《乾净筆譚》、朴趾源《熱河日記》、李田秀《農隱入瀋記》、沈樂洙《燕行日乘》、徐浩修《燕行記》、徐有聞《戊午燕行録》等11種燕行録中。而清人文集中，筆者僅見魏元樞《與我周旋集·詩》卷一二載魏元樞與朝鮮文士尹顯東的筆談記録。探其原因，一是筆談記録中多涉及有清朝忌諱話題的交流，出於對文字獄的畏懼，清人一般不敢保存筆談記録。二是朝鮮文士在筆談過後，一般都有收集、整理筆談紙張的習慣。

（3）從文字篇幅上看，現存十八世紀兩國文人間最爲詳實的筆談記録有：1766年（丙戌）在北京，洪大容與“浙杭三士”嚴誠、潘庭筠、陸飛之間的7次筆談（洪大容《乾净衕筆談》）;1780年（庚子）在瀋陽，朴趾源與田仕可、李龜蒙、吴復、費穉、裴寬、穆春、温伯高之間的3次筆談（朴趾源《熱河日記·盛京雜識》中的《粟齋筆談》、《商樓筆談》）;1780年（庚子）在熱河，朴趾源分别與王民皞、郝成、尹嘉銓、鄒舍是、奇豐額、敬旬彌之間的16次筆談（朴趾源《熱河日記》中的《太學留館録》、《忘羊録》、《黄教問答》、《鵠汀筆談》、《避暑録》、《班禪始末》）;1780年（庚子）在北京，盧以漸與博明之間的2次筆談（盧以漸《隨槎録》）;1783年（癸卯）在瀋陽，李田秀、李晚秀與張又齡之間的11次筆談（李田秀《農隱入瀋記》）等，這與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是中朝文人交流高峰的趨勢相一致。

（4）從交流次數考察，朝鮮文人中與清人筆談次數最多的是朴趾源，他主要與清秀才、舉人18人筆談有26次。其次有洪大容（20次），李徽中、李商鳳父子（20次），李田秀、李晚秀兄弟（19次），柳得恭（16次），金昌業（14次）。清文人中與朝鮮文士筆談次數最多的是張又齡，1783年（癸卯）在瀋陽，他與李田秀、李晚秀兄弟筆談11次，其次爲嚴誠、潘庭筠（與洪大容筆談7次）、李鼎元（與李喜經、柳得恭、李德懋、朴齊家筆談7次）、紀昀（與徐浩修、柳得恭、朴齊家、徐瀅修筆談5次）。這五位清文人之所以與朝鮮文士筆談較多，其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接觸到的朝鮮文士數量較一般清文士爲多，且他們樂意於與朝鮮文人接觸與交流。

（5）從筆談雙方參與對象的身份考察，朝鮮文人一般多爲朝鮮的高級官吏或當時的名士，高級官吏如閔鎮遠（謝恩副使）、李喆輔（書狀官）、李基敬（書狀官），李徽中（書狀官）、徐瀅修（進賀兼謝恩副使）等，名士如金昌業、洪大容、朴趾源、徐浩修、朴齊家、柳得恭等。而參與筆談的清文人則以中下層文士（秀才、舉人）爲主，上層朝廷文人不多，主要集中在紀昀、李鼎元、潘庭筠、鐵保、博明、翁方綱等數十人，且他們筆談多是與朝鮮名士朴齊家、柳得恭進行。

（6）中朝文人筆談的内容非常豐富，話題很廣，概而言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宗教、制度等諸多方面此特點在本書上編第一章第五節《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内容》中有詳細闡述，可參見。。

二、中朝文人間的詩歌贈酬

中國傳統詩學在朝鮮有深厚的根基，其國文人大多擅長詩詞格律，文人來華，多願與清友人和詩酬唱，詩文切磋。在十八世紀，詩歌贈酬仍然是中朝文人間常見的交往方式之一，是維繫雙方良好關係的重要紐帶，如洪良浩《與戴翰林書》載云：

壬寅貢行，獲蒙盛眷，詩篇往復非不聯翩，而終未得一接清範，至今耿結在中。洪良浩《與戴翰林書》，洪良浩《耳溪集》卷一五，《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263頁。

洪良浩提及1782年（壬寅）貢行之時，詩歌的往來唱和是聯繫他和戴衢亨關係最爲重要的橋梁。其《太史氏自序》又提到他與戴衢亨的結交乃是緣於互相的求詩、贈詩行爲，有云：

曩時初入燕京，翰林修撰戴衢亨聞名，求見詩筆，乃書示紀行詩二篇。衢亨大加推詡曰：“詩則清遒老健，筆則大類李北海。”贈以古詩長篇，乃以文房爲贄。洪良浩《太史氏自序》，洪良浩《耳溪集》卷一八，《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325頁。

洪良浩書示兩篇紀行詩與戴衢亨，戴衢亨由此而瞭解了他的文學才華。戴衢亨也通過贈詩與對方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欽佩之情。此可見詩歌的互贈起到了促進雙方瞭解的作用。一般來説，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中，多有詩歌的贈酬，關於這種交流行爲的文字記載，燕行録、中朝文人唱和集等中比比皆是，兹再舉數例：如順義君於1765年（乙酉）來到北京後，同嚴誠關係密切，與他幾乎每天都有詩文交换，這些詩文被收録在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中。如《日下題襟集·順義君》載：

順義君則題二詩，邀余和，余走筆應之。俄頃間，而順義君已再叠韻，余亦再叠韻，往反數四，每人得十四首焉，連書於一紙之上。余欲携之歸，而順義君已令人匿去矣。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順義君》，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順義君與嚴誠雖然口頭語言不通，但是詩歌的唱和往復，此時却成了兩人思想、情感等交流的便捷、有效方式。又如李商鳳《北轅録》卷四載清舉人胡少逸請李徽中、李商鳳父子和其詩作：

（胡少逸）又語家君曰：“今日别矣，次章仍希賜和，並促洪公同和惠，是祝此千古快事，三生奇緣。”家君曰：“如教。”（胡少逸）曰：“拙句再求辱和，即當付梓送示諸友，以爲今日佳話，並求早惠。”（李徽中）曰：“拙吟何足入梓？但不有以和之，實孤唱。予之意，當陸續和送，亦望隨送隨和，以爲皮陸一帙，亦足爲勝事也。”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56頁

胡少逸在與李徽中、李商鳳父子詩歌唱和之後，仍希望這種唱酬活動能够持續下去，認爲雙方間詩歌往復是“千古快事，三生奇緣”。而李徽中也同樣認爲詩歌唱酬“足爲勝事”。甚至，有時清朝皇帝也會賜詩給朝鮮使臣，讓他們予以唱和，如李田秀《農隱入瀋記》載乾隆御製贐詩（玉帛尋常入薊幽），朝鮮正使李福源，副使吴載純，書狀官尹㬦、李晚秀、李田秀、柳察訪（柳景明）等均有賡韻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407—411頁。。

詩歌贈答唱和之所以成爲中朝文人交往的一個重要形式，考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和詩酬唱是兩國文人文學來往的共同心願，他們認爲，以此來成就“今日佳話”，不僅可以流播當世，而且能够流傳後世，成爲後代子孫按迹起慕的故實。這是雙方文人願意詩文交流的重要原因。“燕行録”中多有這樣的記載，如李商鳳《北轅録》卷四載：

（胡少逸）又言：“身閑，人且嫌岑寂，有暇即來請話。屈指駕留京尚有一月，盡可閑談唱和。”（李徽中）曰：“足下在江南，僕居海東，以文字相與，即莊氏所謂‘相視莫逆’。一兩旬便回故國，望須間數日頻煩來枉，以爲殊邦奇事，則後世子孫足以按迹起慕。”曰：“暇日自當趨候，……”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56頁。

清人胡少逸請李徽中暇時多來閑談唱和，李徽中也表達出雙方多多會晤唱和的想法，認爲若此將是殊邦奇事，那麽後世的子孫也有故實可尋，從而興起向慕之心。又如洪大容《乾净衕筆談》載云：

平仲紙四本畫完，各有題詩。平仲曰：“奉歸東國，宣揚於儕類。藏之篋笥，傳之不朽。兩兄非但爲中州之名士，抑永作海東之聞人矣。”力闇曰：“弟等雖無足重輕，然愛慕二兄之極。有此良會，即二兄亦不朽於弊鄉矣。方將以洪兄之尺牘、金兄之詩箋，裝裱珍藏，傳示子孫。或他日妄有著述，此段佳話，亦必言之津津，使後人之想望二兄，亦如吾輩之仰慕清陰先生也。”蘭公曰：“即三位大人手迹，亦必傳之不朽也。”力闇曰：“固然。”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38—139頁。

金在行、嚴誠、潘庭筠都指出雙方的來往詩歌、詩箋都必然流傳不朽。再如洪良浩《與紀尚書書（丁巳）》載云：

五絶諸篇，韻格逼古，莊誦不已。况教以前後拙筆付諸令孫，使之藏篋而傳家，此何等至意盛眷耶！賤孫祖榮，年方弱冠，粗解文墨，亦使此兒擎收盛迹，以修永世之好也。洪良浩《與紀尚書書（丁巳）》（昨年貢使之回……），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民族文化社，1982年，第331頁。

洪良浩和紀昀都表示將雙方往復詩篇付予子孫而傳家，洪良浩更是表達出以此“修永世之好”的願望。

（二）詩歌是傳達情感極好的手段，詩歌的往來可以聊以替代因某種原因而無法直接見面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寬慰對知己的相思之情。如順義君李烜《與鐵橋、秋》書中寫道：“來扇書一絶，以之替面可乎？”注5洪檍《與鐵橋》書亦寫道：“顧此不嫻詩律，無心攀和，厪構三絶，非敢曰詩，誠以非此莫可表情。敢供粲，唯默諒而恕僭焉。” 洪檍《與鐵橋》（頃奉手教，慰當更晤……），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執義》，同上。李商鳳《北轅録》卷四載：“（李商鳳）思得一言東歸，不忘傾蓋之誼。”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75頁。

注5：李烜《與鐵橋、秋》（頃書，病未謝……），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順義君》，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現存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的唱和集主要有柳得恭編《並世集》、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等。《並世集》收録了清朝44名學者贈送朝鮮文人的贈行詩和唱和詩87篇（以詩題計）。《日下題襟集》收録了清文人嚴誠、陸飛等與朝鮮文人李烜、金善行、洪檍、金在行、洪大容等的來往詩歌59篇（以詩題計）。其餘中朝文人間的贈詩、唱和詩、贈文等分别散見於朝鮮的使行日記、中朝文人别集、《朝鮮王朝實録》等中。現存十八世紀兩國文人間的完整贈詩詳見附録表3：十八世紀中朝文人贈詩一覽表。據此表考察，可知：

（1）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贈詩詩題至少爲453篇目，總計635首詩歌：朝鮮文人寫給清文人的贈詩可考的至少爲375首（此外，另有10首創作於1800年後）；清文人寫給朝鮮文人的贈詩可考的至少爲260首（此外，另有49首創作於1800年後）。可見，十八世紀兩國文人互贈詩歌的舉動比較頻繁。

（2）十八世紀與清文人間贈詩數量最多的朝鮮文人是朴齊家，雙方的贈詩共計199首：朴齊家寫給清文人的贈詩有138首（此外，另有2首創作於1800年[庚申]後）；清文人寫給朴齊家的贈詩有61首（此外，另有42首創作於1800年[庚申]後）。其次與清文人間贈詩數量較多的文人依次是洪大容（雙方贈詩共計91首：贈詩39首，受贈詩52首）、柳得恭（雙方贈詩共計60首：贈詩22首，受贈詩38首。此外，另有18首贈詩創作於1800年[庚申]後）、洪良浩（雙方贈詩共計32首：贈詩21首，受贈詩11首）、金正中（雙方贈詩共計17首：贈詩11首，受贈詩6首）、金在行（雙方贈詩共計15首：贈詩3首，受贈詩12首）等。這六位文人與清人間的贈詩數量共有379首，占十八世紀兩國文人互贈詩歌總數量的59.7%，而這六位文人與清文人間的贈詩行爲均發生在1765年（乙酉）（此年爲洪大容的出使中國時間）後，可見，十八世紀中朝鮮文人與清文人的贈詩行爲主要發生在該世紀的中後期。

（3）十八世紀與朝鮮文人間贈詩數量最多的清文人是潘庭筠，雙方的贈詩數量共計36首：現存潘庭筠16首詩歌分别寫贈與洪大容、金善行、洪檍、金在行、朴齊家、洪櫟等人；而洪大容、金在行、李書九、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順義君李烜、蔡濟恭等有20首詩歌寫贈與潘庭筠。其次與朝鮮文人間贈詩數量較多的文人依次是嚴誠（雙方間贈詩共計32首：嚴誠寫有16首詩分别贈與洪大容、洪檍、金在行、順義君李烜；而洪大容、金在行共寫有16首詩歌贈與嚴誠）、羅聘（雙方間贈詩共計29首：羅聘有12首詩歌分别贈與柳得恭、朴齊家；而柳得恭、朴齊家、洪羲俊共寫有17首詩歌贈與羅聘）、紀昀（雙方間贈詩共計24首：紀昀寫有6首詩歌分别贈與洪良浩、朴齊家；而柳得恭、洪良浩、朴齊家、洪羲俊共寫有18首詩歌贈與紀昀）、李鼎元（雙方間贈詩共計25首：李鼎元寫有13首詩歌分别贈與柳琴、柳得恭、朴齊家、李德懋、李書九、李喜經等人；而柳得恭、洪良浩、李德懋、朴齊家、洪羲俊、蔡濟恭、徐瀅修共寫有12首詩歌贈與李鼎元）、李調元（雙方間贈詩共計19首：李調元有8首詩歌分别贈與柳琴、徐浩修；而柳琴、柳得恭、朴齊家共寫有11首詩歌贈與李調元）、陸飛（雙方間贈詩共計18首：陸飛有10首詩歌分别贈與洪大容、金善行、洪檍、金在行；而洪大容、金善行、朴齊家共寫有8首詩歌贈與陸飛）。

（4）現存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贈詩：五言律詩87首，七言律詩90首；五言絶句79首（其中五言古絶35首），七言絶句247首（其中七言古絶3首）；五言古體92首；七言古體11首；四言詩13首；雜言7首；詞作1首；七言楹聯2首；歌行體5首；騷體1首。可見，兩國文人間的贈詩形式非常豐富，幾乎涵括了所有詩歌體式，而贈詩中又以律絶近體詩的形式爲主，現存數量達465首，占到贈詩總數量的73.2%。同時，其中又以七言絶句的創作數量居多，244首詩占到贈詩總數量的38.4%。顯然，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喜歡選用近體詩的贈詩形式，且尤其青睞於七言絶句的詩體。

（5）此外，據現存中朝文獻，可知的十八世紀兩國文人間最早的贈詩是1701年（辛巳）清人祝愷贈送給朝鮮文人姜鋧的五排十二韻一首。姜世晃《豹庵稿》卷五《題<華人詞翰帖>後》一文載：“康熙四十年辛巳冬，先府君文安公以冬至正使兼告訃使赴燕，江南祝愷呈五排十二韻一首，又呈七律一首。” 姜世晃《豹庵稿》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續）》第80册，第392頁。惜此詩不詳。現存最早的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贈詩也是這裏提及的康熙四十年1701年（辛巳冬）清人祝愷贈送姜鋧的七律，詩題不詳，載於姜鋧《看羊録》。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除了有贈詩外，還有大量的唱和之作，彼此間的唱酬詩詳見本書附録表4：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唱酬詩一覽表。據此表考察，可以得出：

（1）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唱酬詩現存127組：朝鮮文人原唱、清人唱和的有62組；清人原唱、朝鮮文人唱和的有65組。十八世紀早期的唱酬詩僅有9組（金昌業與清人之間的5組唱酬詩，清祝愷、豐潤谷家人、張赤城、楊澄與朝鮮文人的4組唱酬詩）；中後期的唱酬詩歌有118組，可見，當時中朝文人的詩歌唱和行爲主要發生在十八世紀中後期。

（2）十八世紀與清文人唱和詩歌最多的朝鮮文人是朴齊家，他與清文人間的唱和詩現存24組。其次，依次是柳得恭（與清人間的唱酬詩共8組，另有3組創作於1801年以后）、洪良浩（與清人間的唱酬詩共9組）、順義君李烜（與清人間的唱酬詩共7組）、金在行（與清人間的唱酬詩共6組）、姜世晃（與清人間的唱酬詩共6組）。

（3）十八世紀與朝鮮文人唱和詩歌最多的清文人是嚴誠（現存23首唱酬詩歌）、其他依次是李調元（現存22首唱酬詩歌）、德保（有9首唱酬詩歌）、胡少逸（現存8首唱酬詩歌）、鐵保（現存5首唱酬詩歌）、紀昀（現存5首唱酬詩歌）、博明（現存4首唱酬詩歌）等。值得一提的是，現存乾隆皇帝與朝鮮文人的唱酬詩15組（現存8首唱酬詩歌），而十八世紀其他清朝皇帝與朝鮮文士間則没有唱和詩作，可見，乾隆是該世紀最爲熱衷於與朝鮮文人進行詩歌唱和的清皇帝。

（4）在這127組唱酬詩中，以七律形式唱和的有55組；以七絶形式唱和的有32組；以五律形式唱和的有21組；以五絶形式唱和的有9組；以五古形式唱和的有7組；以七古形式唱和的有1組；以歌行體形式唱和的有1組；其他類1組。可見，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唱酬詩歌以律詩、絶句爲主，尤其以七言律詩居多，其數量占唱酬詩總量的43.3%。究其原因：

一是朝鮮文人受當時國内詩風的影響，更擅長於創作近體詩。十七世紀中後期，七律的創作在朝鮮詩壇頗爲流行，金萬重《先伯氏<瑞石先生集>跋》中有云：“今人纔辨平仄，所作七言律動至累千首。……詩有五言而後有七言，有古詩而後有近體，古人於此固亦不無長短，未有如今人之專習七律者。” 金萬重《西浦集》卷九，《韓國文集叢刊》第148册，第93頁。這種專尚近體的風氣延續到十八世紀的朝鮮詩壇。金善行在《與鐵橋、秋》書中指出：“東人詩律近尤多門，比之嘉靖、萬曆唱酬之作不啻倍蓰。”注6洪良浩在《與宋德文論詩書》中亦有云：“獨我東俗，專尚近體。稍知操觚，已習駢偶，開口綴辭，便學律絶，不知古風長句之爲何狀，是可謂詩乎哉？僕嘗西遊中國，見華人詩話云：‘高麗人好作律絶，不識古詩。’使我顔發騂也。夫東方之文，惟詩爲長技。名世之家蔚然相望，而其爲古詩長篇者絶罕焉。間有之，猶趢趚於宋人迹轍。” 洪良浩《耳溪集》卷一五，《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册，第261頁。

注6：金善行《與鐵橋、秋》（僕在弊邦已疏懶……），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宰相》，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二是七言律詩與其他詩體相比尤其适合表現應酬、贈别等的題材。與其他詩體相比，七律以莊重典雅、沉著婉切爲貴，而不流於輕佻，特别適合抒發婉而不盡之情。對此，清人、朝鮮人已經有認識，如有云：“七律齊整諧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應酬，亦是大人事也。” 吴喬《圍爐詩話》卷四，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95頁。 “凡吟咏，如五言律，文意簡潔，才雄力富者不能盡其施展；古風則辭繁局泛，少密緻之嚴，不無出入。妙在七言律，適得其中，可以循範圍而馳騁曲折，盡其才力，著作應酬，無不適用。” 胡以梅輯釋《唐詩貫珠·箋釋凡例》，清康熙五十四年素心堂刻本。朝鮮文人張混也指出，七律的妙處在於“其情切，其體完，粲粲焉錦綉，鏗鏗然金石” 張混《<唐律集英>序》，張混《而已廣集》卷一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70册，第545頁。。今人葉嘉瑩對七律廣泛地運用於應酬場合的原因更是有過精恰的闡述：“七言律詩本身的體式既極爲端整，而格律復極爲謹嚴，……這種體式的嚴整，却又便於一些未能免俗的詩人利用來製造‘僞詩’，因爲七律之爲體，衹要把平仄對偶安排妥適，就很容易支撑起一個看來頗爲堂皇的空架子，所以這種體式最適於作奉和應制贈答等酬應之用。” 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説》“代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13頁。可見，七律由於其在内容和體式上具有“明白條暢而不疏淺，優越含咏而不輕浮” 楊士弘編選，顧璘評點，陶文鵬等點校《唐音評注》“七言律詩序”，河北大學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9頁。的優勢，因而其在十八世紀被兩國文人廣泛地應用於各種交際應酬的場合。

三、中朝文人間的請序題跋

請序題跋也是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用於交往的重要形式。兩國文人請序題跋和贈文的行爲在現存“燕行録”和文人文集中有著一定數量的記載。有清人請求朝鮮文士作序，如朴趾源《熱河日記》中載清人郭執桓向朴趾源求序、清人裴寬替妻文集向其求序之事等，載云：“封圭寄其所著《繪聲園繪聲園，朴趾源《熱河日記》載：“山西人郭執桓，字封圭，又字勤庭（筆者按，當爲“覲廷”諧音之誤），號曰半迂，又號東山，亦稱繪聲園。”第266頁。 [詩]集》刻本一卷，請余序之。”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266頁。 “裴寬，……妻杜氏，十九卒，有《臨湘軒集》一卷，屬余爲序。” 同上，第39頁。也有朝鮮文士向清人求序，這類記載文字在朝鮮文獻中更多，如在十八世紀早期，金昌業請浙士楊澄爲《金氏聯芳集》作序。此後，隨著中朝文人交流的深入發展，朝鮮文士向清人，尤其是向清名人請序求跋越來越頻繁。據文獻考察，當時文壇上的許多著名學者，如紀昀、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翁方綱、徐大榕、陳崇本等都曾應一些朝鮮文士的請求，爲他們的作品寫序或作跋。其中，李調元、潘庭筠爲《韓客巾衍集》（又名《四家詩》）序文評語，更是中朝文人交流史中廣爲流傳的佳話。李德懋稱其爲“真海内之奇緣而終古之勝事也” 李德懋與李調元書（去年冬，友人柳彈素……），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6頁。。現存十八世紀兩國文人爲對方題寫的序跋詳見附録表5：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序跋一覽表。據此表分析，十八世紀兩國文人間的序跋呈現出以下特點：

1．現存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爲對方文集題寫的序文、題跋共計40篇，其中以清人創作的爲主，有34篇，而朝鮮文人撰寫的僅有6篇。而且作者基本上爲清代名士，其中又以潘庭筠、李調元、紀昀爲主，潘庭筠給朝鮮文人題寫序跋9篇，其次爲李調元8篇、紀昀5篇。三人題寫的序跋22篇佔到現存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序跋總數量的55%。可見，十八世紀中，清人、尤其是著名文人替朝鮮文士撰寫序跋的現象比較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1）十八世紀中後期的一些朝鮮文人，尤其是北學派文人一般有著憑藉替自己作序跋的清文士名氣來提高自己在朝鮮乃至於在清朝文壇聲名的意圖。如李德懋仰慕中華，對自己偏生海邦，聲名衹在朝鮮傳播感到極不滿足，因此，他寫信請求李調元爲其撰寫《<青莊館集>序》、《蟬橘堂記》，以使自己聲名能够遠揚而不朽。其信中云：

不佞輩四人，好古讀書，時有著述而不入時眼。性嗜韜晦，名不出里閭，晨夕過從，聊以相晤而已。……如不佞，樗櫟賤品，瓦礫下才，衹是秉性迂直，愛人信古。衹自恨口不飲江河漢洛之水，足不蹈吴蜀齊魯之地，枯死海邦，有誰知之？每誦亭林先生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今即爲先生及潘秋先生所知，畢生之恨，庶可少展。……不佞蟬橘之號，先生既以澹墨圈之，此許之也。幸手寫“蟬橘堂”三字賜之，又製《<青莊館集>序》、《蟬橘堂記》以賜，則當爲茅屋光華，永世至寶，先生不鄙遠人而圖之也。彈素，不佞密友也。先生，彈素之所尊慕，唐突修書，或有可恕之道耶？謹以七絶四篇仰獻，亦賜和，如何？先生所親當世才子，幸托撰不佞序記以賜，則亦足以不朽，伏願憐而謀之也。李德懋與李調元書（去年冬，友人柳彈素……），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6頁。

李德懋還在與潘庭筠書中請托其向袁枚求序，有云：

嘗聞袁子才先生文苑主盟，先生紹介之，則或有序記可得之端耶？先生其圖之。李德懋與潘庭筠書（不佞左海鯫生……），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3頁。

李德懋希望潘庭筠能够把他和他的文集引薦給清朝當時的文苑主盟袁枚，從而得到袁枚的贈文或贈序等。其目的也是想藉袁枚的贈文而使自己聲名得以遠播、不朽。再如，徐瀅修入燕後，聽聞紀昀經術文章爲天下第一流，便積極與紀昀聯繫，以求其序，徐瀅修《紀曉嵐傳》有載：

我正宗己未，余以謝恩副使赴燕。時上欲購朱子書徽閩古本，俾臣訪求於當世之文苑宗工，故自山海關以後，路逢官人、舉人之稍解文字者，輒問經術文章之爲天下第一流者，則無不一辭推曉嵐。余於入燕後，先以書致意，並送抄稿請序。徐瀅修《紀曉嵐傳》，徐瀅修《明皋全集》卷一四，《韓國文集叢刊》第261册，第300頁。

正是有著請清文人寫序作跋的强烈願望，一些朝鮮文人通過他人介紹，如1777年（丁酉），柳琴携帶《韓客巾衍集》來到北京，積極地將此詩歌選集介紹給李調元、潘庭筠等人；或借助親自出使中國與清人面晤的方式；或通過信件往來等途徑主動與李調元、潘庭筠、紀昀等著名清文人取得聯繫，以求文集之序。這可以説是清名人多有贈送朝鮮文士序跋行爲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朝鮮文人非常珍惜清人爲其題寫好的序跋，因而它們得到較好的保存，一直流傳到現在。另外，朝鮮文士請清文士作序題跋的原因，除了藉以提高自己聲名外，還有一種情况是：他們爲了表達對清友人的深厚情誼，有將對方所寫序跋永世寶藏的意願，如程嘉賢《<燕行日記>序》云：“（金正中）既歸，葺而讀之，得詩凡略干首，爲燕行日記二卷，附諸剞劂。明年，以書來告，且屬一言，以冠篇首。其辭謂東人不乏能文，而必徵言於余者，藉此以替萬里顔面，且欲爲永世寶藏。其意纏綿悱惻，一往而深。” 程嘉賢《<燕行日記>序》，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47—48頁。但此種請序跋的意圖不多見。

（2）潘庭筠、李調元、紀昀三人與朝鮮文士交流的機會較其他清文人爲多。他們傳播在洌上的美名，吸引了文人們的無數目光。朝鮮文士把能够得到他們的序跋，視爲文學之奇緣、終古之盛事，故而積極向其求序跋，這是他們三人撰寫序跋最多的主要原因。自1766年（丙戌）首次與朝鮮使團的洪大容、金在行等文士有交流後，潘庭筠與一些朝鮮文士的來往幾乎貫穿了他的後半生，其交往過的文人可考的有洪大容、順義君李烜、金善行、洪檍、金在行、李廷奭、柳琴、沈念祖、李德懋、朴齊家、李書九、蔡濟恭、柳得恭、徐瀅修等人；李調元交流過的有柳得恭、柳琴、徐浩修、李德懋、朴齊家、李書九、徐瀅修等人；紀昀曾三任禮部尚書參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二〇，列傳第一〇七，中華書局，1977年，第10771頁。，因而亦有較多的機會與朝鮮使團的文人見面並作交流，其來往過的文人有徐浩修、柳得恭、朴齊家、金成中、洪良浩、洪羲俊、洪樂遊、徐瀅修等人潘庭筠、李調元、紀昀交流過的朝鮮文士名録，參見本書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部分。。此外，潘庭筠、李調元、紀昀三人在十八世紀朝鮮聲名最盛，因而諸多文人希望得到他們爲其撰寫的序跋。三人名氣在朝鮮很大的原因，除了上一點提及的他們有與朝鮮文士大量的交流行爲外，主要還由於嚴誠、潘庭筠與洪大容、金在行感人至深的交遊事迹在當時朝鮮傳播很廣，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後來出使中國的朝鮮文人，主動找潘庭筠結交與交流。而李調元、紀昀也都是當時海内名士，十八世紀中後期的許多朝鮮文士對他們耳熟能詳，如朴趾源在《熱河日記》“口外異聞”《當今名士》一文中就列出李調元、紀昀，在“避暑録”中亦稱自己對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郭執桓諸人“名芬牙頰，若數鬚眉”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264頁。。

（3）十八世紀，朝鮮文士少有爲清朝文士撰寫序跋的舉動。在當時，清文人一般對朝鮮文壇情况知之甚少，又出於大國觀念的局限、對文字獄的畏懼，加上異國文人所作序跋對擴大清作者聲名並起不到多大作用等原因，絶大多數清文人幾乎没有請朝鮮文士寫序作跋的想法。這也是現存朝鮮文士爲清文士撰寫的序跋特别少的根本原因。現存的6篇朝鮮文士爲清人撰寫的序跋，其受贈者楊澄、郭執桓、齊佩蓮都是當時普通的文人，這就反映出在十八世紀清朝廷文人不向朝鮮文士請序求跋的事實。

2．十八世紀，現存最早的中朝文人間序跋是金昌業爲清人楊澄撰寫的《<鈍庵集>序》。該序創作於1717年（丁酉），在兩人分别後的第五年，楊澄寄來詩文二卷，金昌業爲其寫序。創作動因一方面是楊澄詩文性情之真，感人至深；另一方面，金氏有慨於當年相遇之奇，以爲是文壇佳話，不得不記。金昌業《<鈍庵集>序》有云：

今先生之文之不得華國，如震川詩之奇於人，如文長娱懷叙悲，無往而非真，安得不感人？雖然其詩文非紹興之山川風物，則皆燕冀落魄語也，顧何間於海外一圃翁，而其感若此，豈非以其志同歟？此余之不覺莞爾而喟然者也。余於斯集，既得其真，固宜忘言，而特以相遇之奇，相感之深，不能無語。金信謙《橧巢集》卷八，《韓國文集叢刊（續）》第72册，第267—268頁。

文中，金昌業對楊澄才情的欽佩之情溢於言表。此外需要指出，朝鮮文士爲清文士作序跋，還有一種重要原因，即爲了傳播本國文化或糾謬的需要。如1760年（庚辰），李徽中在閲讀清舉人胡少逸拿來的《廣輿志》一書後，發現其中載録朝鮮風俗的文字有不少訛誤，遂“作小序卞其訛”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載：“家君朝進飯半盂，夕進三之一隅，閲《廣輿志》記載我東風俗曰：‘男女群聚相悦即婚，死經三年而葬，崇釋信鬼。’至於山川亦多訛謬，其所記之名多非見聞者，培塿俗名濫預其中，名山大川全未載焉，人物則南衮、許筠、金誠立輩偎側其中，而鴻儒宿士一未概見。家君作小序卞其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75頁。。

3．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尤其是1777年（丁酉）、1778年（戊戌）出現了清文人爲朝鮮文人寫序作跋的第一次高潮，此時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爲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洪大應的文集寫了20篇序跋，其數量占到現存該世紀中朝文人間互贈序跋總數的50%。這種清文人爲朝鮮文士撰寫序跋的高潮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末期。在此期間，紀昀、戴衢亨、翁方綱、徐大榕、陳崇本、朱文翰、江漣等清名士還替洪良浩、徐浩修、李喜經、徐瀅修、趙秀三等朝鮮文士的著作題寫了15篇序跋。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十八世紀中期以前，無任何一篇現存的清朝文士替朝鮮文士撰寫的序跋。造成此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該世紀前期和中期，由於不願或缺乏對清文化的深入瞭解，此時的朝鮮文士一般視清人爲胡，偏執地認爲，清人占領中原後，傳統的中華文化消失殆盡，因此他們從内心生發出對清文化的鄙夷，自然也就不會有請清文人作序題跋的意願。而到了本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朝鮮北學派文人開始興起，他們以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爲代表，提出向清朝學習的主張。在對清社會有了一定的深入瞭解後，他們逐漸摒除了對其文化的偏見，同時，他們渴望自己的文學聲名不惟在朝鮮得到傳播，也希望能够在清朝得到遠揚，因而，他們通過柳琴携帶《韓客巾衍集》入燕請清名人作序作評，掀起了向清人求序的高潮。

最後需要强調，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序跋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現存的清朝文士替朝鮮文人撰寫的34篇序跋，除去紀昀《<李參奉詩鈔>序》在中國文獻中見載外，其餘均失載。由於序跋是體現撰寫者文學思想的重要文字，且序跋作者大都是乾隆時期的著名學者，因而這些存留在韓國文獻中的序跋不惟是兩國文人深厚學誼的重要見證，而且是研究紀昀、李調元、潘庭筠等文學創作、思想等的新材料，值得重視。

四、中朝文人的書信往來

朝鮮文人與清文士在交往中，多有書信來往。書信在兩國文人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朝文人選用書信作爲往來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主要原因是：

（一）書信來往以接繼面對面的交流，是兩國文人的共同心願，如姜浩溥《桑蓬録》卷一〇載：

伯程曰：“一别之後或有相聞之道？”余曰：“我使歲一來，相聞或有便矣。”曰：“以書札往復，足慰三千里相思之懷，尊其肯爲之耶？”余曰：“勤念至此，厚意豈可忘也？” 姜浩溥《桑蓬録》卷一〇, <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652頁。

雙方在熱烈交流後，清人程向姜浩溥詢問别後聯繫的方法，姜浩溥提出可以通過每年的朝鮮使行來傳遞信件，互通消息。再如洪大容《湛軒燕記·孫蓉洲》載云：

蓉洲曰：“道途猝遇，莫非天緣。今睹光儀，喜出望外。惜來遊之詩方歌，而白駒之什旋咏，其將何以爲情耶？”

季父曰：“别後通信不難，足下其有意否？”

蓉洲喜曰：“既蒙不棄，倘過便鴻，當以寸楮問安。” 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170頁。

清人孫有義與洪檍别離之際，約定好以後以“寸楮問安”。洪大容與鄧師閔筆談更是明確指出信札能够起到替代面晤的作用，載云：

（洪大容）云：“後會無期，惟憑使便時通信札，足替萬里顔面。”鄧生大喜曰：“見書無異見面。” 同上，第165—166頁。

紀昀與洪良浩書中亦有云：

匀昀，朝鮮文獻中多寫作“匀”或“均”，當爲避景宗李昀之諱所致。此後本書中所涉此種情况，均改回本字。書迹之拙聞於天下，故文章多倩人書。此札亦本擬假手，緣後會無期，欲存一手迹於高齋，以當面晤，故竟自塗鴉。希鑒區區之意，勿以爲笑也。昀又附題。紀昀與洪良浩書（昀拜啓耳溪先生閣下：晉人有言……），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第329頁。

書信替代面晤，在當時雙方會見受到某種阻礙而不得實現時，更是發揮了傳遞消息的重要作用，如1766年（丙戌）二月十五日，洪大容在《與鐵橋、秋》中提及自己“以擅作西山之行見罪衙門，數日姑難出頭，恐或虚佇，謹此走告”注7。雖然他此時不得外出朝鮮使館駐地，但是却憑藉著這封書信向嚴、潘二人告知使團離開日期，並成功傳遞了爲他們撰寫的《東國記略》一文參見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45頁。。又如，金善行在給嚴誠、潘庭筠書信中亦有云：“獲承兩度華翰，憑審日來旅榻清珍，慰當對晤。”注8金善行稱收到了書信而瞭解到對方近况，好比會面一樣，寬慰之心油然而生。

注7：洪大容《與鐵橋、秋》（容白：日間僉履安重……），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高士》，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5册。

注8：金善行《與鐵橋、秋》（逢别太遽，不勝惄如……），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宰相》，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二）中朝文人間的書信來往還相對自由和方便，他們可以通過朝鮮每年來往清朝的使者來互通音信。這也是兩國文人喜用這一交流形式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如洪大容云：

貢使每於十二月二十七八入京，二月旬後回程。兄輩寄信，須趁此戒人交付於朗亭也。在昔渼湖之從祖稼齋公，隨兄入京，與關内人程洪一夜定交，幾年書信不絶。此有古例，當無彼此邦禁也。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44頁。

洪大容告訴嚴誠、潘庭筠，兩國文人間書信往來，自古已有先例，金昌業與清人程洪“幾年書信不絶”即爲實例。清朝和朝鮮當無限制寄函的禁令。就現存的十八世紀兩國文人别後信件考察，其信札無一例外都是朝鮮每年派往中國的使團成員傳遞的。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筆談時，也指出了信件遞送的這個特點，有云：

平仲曰：“古云男兒何處不相逢，此後或有更逢之時乎？”力闇曰：“中國有做買賣至貴國者，不識可以通一信乎？如欲寄信，則寄至何處？”余曰：“年年進貢，或憑此便，其外無他路。二兄若在京裏，則年年通信甚易，但於杭則恐難，當彼此更商之。此中拘於衙門，二兄不可再來，弟等乘暇更進。衹於行前，逐日通信可矣。”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33頁。

洪大容告訴嚴誠、潘庭筠，憑朝鮮使者年年進貢之便，可以互通音信，此外别無途徑。

（三）除筆談外，書信是兩國文人進行學術交流的最爲重要的載體。通過書信來討論問題和交换學術觀點等在清代學壇尤爲盛行。其形成原因，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有精闢的分析：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爲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换智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也。後輩之謁見先輩，率以問學書爲贄——有著述者則媵以著述——先輩視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平輩亦然，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撰，其實即著述也。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爲獨盛。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臺灣）,2008年，第70—71頁。

可見，清人的學術交流心態、社會的學術環境、交往習俗等造成了清代以書信討論問題、展示學術的風氣。而這自然而然地影響到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的交流，書信成爲了兩國朋友間進行學術交往的重要形式。如洪大容與嚴誠間的學術觀點的交换，洪良浩與紀昀間的學術問題的研討等，書信在其間發揮了極其顯著的作用。

（四）書信是幫助從未謀面的兩國文人建立朋友關係以及繼續保持聯繫的最好途徑。在十八世紀，有些中朝文人雖未謀面，但通過書信往來成爲了神交知己，如順義君李烜與杭城陸飛開始雖未見面，但通過尺牘往復瞭解了對方，而互引爲知己。李烜有詩云：

不面先見書，精神已相照。咫尺猶天涯，無由開一笑。（其一）

生綃一幅畫，想見其人好。夢裏有别離，作詩詩草草。（其二）李烜《題扇贈篠飲二首》，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順義君》，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陸飛答詩云：

天地猶蓬廬，日月同所照。神交來異域，頓令向東笑。（其一）

不見空相思，負此春日好。何處望行塵？愁心滿芳草。（其二）陸飛《次韻答詩》（天地猶蓬廬），同上。

由二人詩歌内容可見，正是由於書信傳遞信息的重要作用，順義君李烜與陸飛在未見面前就成爲了“精神已相照”的異域神交。這種不見面而主要通過書信來往得以精神相照、異域神交的例子還有一些，如朴齊家與清人郭執桓的交往，朴長馣《<縞紵集>凡例》稱郭執桓是“（朴齊家）折簡往復而未見其人者” 朴長馣《<縞紵集>凡例》，朴長馣《縞紵集》上，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4頁。。又如李德懋與李調元的神交。1777年（丁酉），李德懋通過寄第一封書信與李調元，表達了與李調元“定爲神交，决知無疑”的願望，以後兩人雖未會晤，但繼續通過書信、唱和詩歌等而結下了深摯的學誼。後來，李調元還爲李德懋在中國刊刻了其詩學專著《清脾録》參見本書下編第五章《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流長編》“李德懋與李調元交流”條。。書信往來對於他們兩人結交所起到的關鍵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再如朴齊家與李調元從未謀過面，但却有著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此種情感的建立，主要也是依賴於雙方書札、詩文的頻繁相通同上。。總之，書信由於其内容的直白、容量的自由，便於雙方文人互通消息、傳遞情感，加上别離後的贈詩和唱酬詩多是隨信附上的，因此其是兩國文人在面晤之前或之後，雙方最重要的交流形式。

現存十八世紀兩國文人間的來往信件詳見本書附録表6：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來往書信一覽表。據此表分析，可以知道：

（1）現存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書信至少有344封，其中朝鮮文人寫給清文人的有148封，清文人寫給朝鮮文人的有196封。若按去信和答書一一對應的原則來統計，可以推斷出歷史上該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來往書信至少有約392封，可見亡佚的中朝文人來往書信亦有不少。一些朝鮮文人在編中朝文人來往尺牘集時也指出書信散失的現象，如洪大容《金養虚在行<浙杭尺牘>跋》一文指出：“（金在行）惟醉燕南之酒，携三子之手，嬉笑嫚駡，蕩滌其半生碨礧。養虚之所養，其在斯歟！是行也，余實與之終始焉。其詩札固不止此，歸後多散失。其僅存者，又貧不能爲粧，余挈取而編帖以歸之。” 洪大容《金養虚在行<浙杭尺牘>跋》，洪大容《湛軒書·内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74頁。

（2）現存最早的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來往書信是金昌業在1713年（癸巳）出使中國期間寫給清人趙華的書信。該書信載於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篇幅不長，80餘字。金昌業在信中主要表達自己因病又加上使行日期匆迫而未能與趙華再次會晤的遺憾，並告知趙華若有所問或所求則不必客氣，自己必當盡力而爲的想法。

（3）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書信，五十年代以前的僅有13封，其他的330封書信均撰寫於此世紀的中後期，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該世紀中後期兩國文人交流比較頻繁的事實。

（4）在十八世紀的朝鮮文人中，與清文人書信來往最爲密切的是洪大容，他與清文人間的來往書信現存共計150封。其後依次爲朴齊家（與清人間的來往書信現存42封，其中6封寫於1800年後）、洪良浩（與清人間的來往書信現存26封，其中1封寫於1800年後）、金在行（與清人間的來往書信現存17封）。這四位朝鮮文人與清文人來往書信的數量共計228封（不含非十八世紀書信），佔到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來往書信總數量的三分之二。這四位朝鮮文人與清人書信往來頻繁的重要原因是：他們在政治傾向上均是“北學派”文人，都力主向清朝的多個方面學習，因而他們必然在主觀上積極地與清文人建立聯繫，多與清人進行交流。

（5）在十八世紀的清代文人中，與朝鮮文人書信來往最爲密切的是嚴誠，現存的他與朝鮮文人間的來往書信共計71封（他與潘庭筠共同署名的與朝鮮文人洪大容、李烜、金善行、金在行間的來往書信現存27封其中1封書信嚴誠、潘庭筠與陸飛共同署名接收。，他單獨署名的與朝鮮文人洪大容、李烜、洪檍、金在行間的來往書信現存44封），其後依次爲潘庭筠（現存的他與朝鮮文人間的來往書信共計64封：他與嚴誠共同署名的與朝鮮文人間的來往書信現存27封同上。），他單獨署名的與朝鮮文人洪大容、洪檍、金在行、洪大應、李德懋、朴齊家、李廷奭、柳琴間的來往書信現存37封、紀昀（與朝鮮文人朴齊家、洪良浩、洪羲俊、徐瀅修間的來往書信現存25封）、陸飛（與朝鮮文人洪大容、洪檍、金在行間的來往書信共計22封，其中1封受信由他與嚴誠、潘庭筠共同署名接收）、孫有義（現存的他與朝鮮文人洪大容、洪檍、朴趾源間的來往書信共計20封）、鄧師閔（現存的他與朝鮮文人洪大容間的來往書信共計18封）、齊佩蓮（現存的他與朝鮮文人洪良浩、洪羲俊間的來往書信10封）、李鼎元（現存的他與朝鮮文人李德懋、朴齊家、洪羲俊、徐瀅修、柳琴間的來往書信13封）。現存的這八位清文人與朝鮮文人間的來往書信數量共計214封，佔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來往書信總數量的62.2%，可見，在十八世紀，這八位清文人與朝鮮文人的書信來往最爲頻繁。

（6）現存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書信主要保存在朝鮮文獻中：《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韓國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東華筆話集》（私人藏本）、《薊南尺牘》（韓國翰林大學博物館藏）、洪大容《杭傳尺牘》（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乾净筆譚》（《燕行録全集》第43册）、《乾净衕筆談》（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朴長馣《縞紵集》（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中朝學士書翰》（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藏）、《同文神交》（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民族文化社）、洪羲俊《傳舊》（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徐瀅修《明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61册）。此外，日本近代學者藤塚鄰鈔校《燕杭詩牘》、清人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5册）中也保存有大量尺牘。其餘的書信則散見於十八世紀“燕行録”以及相關文集中。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紀昀撰，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魏元樞《與我周旋集》，其他的清人文集中幾乎不收録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來往書信。究其原因，這應該與當時嚴苛的文字獄不無關係，出於對自己安危的考慮，當時的清人不敢輕易將自己與朝鮮文人間的通信收入文集。

五、中朝文人間的文學批評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在交往中，有著對彼此詩文的大量批評。這是雙方文人交流的重要形式。如1725年（乙巳），趙文命出使中國途中遇到秀才文德馨後，便常與其論詩賞畫。趙文命有詩句云：“君能辦我愁中越，時或評詩品畫來。” 趙文命《書贈文秀才德馨》，趙文命《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64頁。叙述了自己通過與文德馨品鑒詩畫來打發百無聊賴的時光。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詩文的批評，從被評的對象上看，可分爲以下三種類型：

（一）對總集的批評

十八世紀朝鮮有三種文學總集即柳琴編《韓客巾衍集》、編者不詳《洌上周旋集》和洪大容編《海東詩選》曾得到清人的批評。

1.《韓客巾衍集》，又名《四家詩》，收録了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四家之詩。該詩歌總集由柳琴在1777年（丁酉）携帶入燕。柳琴携帶入燕的《韓客巾衍集》爲四卷，收入四家詩歌當爲各100首，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韓客巾衍集》有載：“此集原本各一百首，雨村以青圈選，蘭垞以朱圈選。今取朱青合選者，略有增删，爲各三十首。歌商樓主人之所增删也。” 柳琴編《韓客巾衍集》，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手鈔本。此版本書前有“珍書重覽，一晴記書，吒子孫永保”字。參見柳琴編《韓客巾衍集》書末部分，是書收録李德懋詩歌100首、柳得恭詩歌100首、朴齊家詩歌100首、李書九95首，稱“凡三百九十五首”。在北京期間，柳琴首先將此書介紹給李調元，李調元爲該書撰寫了序言，並進行了評點。李調元《<韓客巾衍集>序》有載：“延談之際，因探懷出其《巾衍集》，爲李懋官、柳冷齋、朴楚亭、李薑山四家之詩，而爲彈素所選訂者。乞余批定，余既細閲之，而乃益嘆詩學之未亡也。……而並爲評騭四家，以重其請。” 李調元《<韓客巾衍集>序》，柳琴編，朴齊永注，白斗鏞校《四家詩》卷首，翰南書林出版，1917年，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藏。後，柳琴雖未與潘庭筠會晤，但又通過李調元將《韓客巾衍集》介紹給潘庭筠。潘庭筠也爲該書撰寫了序言，並作了評點。柳得恭《並世集》卷一載此事云：“家叔父入燕物色之。李雨村曰：‘潘與吾最相好，見在京師。’爲致《巾衍集》。香祖喜而序之。約會未果而歸。” 柳得恭《並世集》卷一，《燕行録全集》第60册，第73頁。

《韓客巾衍集》分别得到了李調元、潘庭筠在序言、評點、跋文三個層面客觀而細緻的批評本書選用的柳琴編《韓客巾衍集》爲韓國翰南書林在1917年出版的由朴齊永注，白斗鏞校勘的《四家詩》整理本，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藏。筆者按，《韓客巾衍集》現存的版本種數無人做出過統計，筆者收藏有：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4種版本複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6種版本複本、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藏3種版本複本等。各版本收録的詩歌數、評點文字有不同。本節之所以選用韓國翰南書林版本，一是因爲該版本收録有四家之詩共計399篇，數量最接近柳琴携帶入燕的《韓客巾衍集》收有詩歌的數量，即400首。二是因爲此本是經過了一定整理的刊本，該版本卷首的尹喜求《<四家詩>序》有云：“彈素柳氏所次《韓客集》得潘李氏序而存之，世稱四家詩。既已膾炙人口矣，顧善本絶少，乃白氏斗鏞校刊之，公諸同好。” 。

首先，李、潘二人在序言中對四家詩作有總體評價，李調元序有云：“今觀四家之詩，沈雄者其才；鏗鏘者其節；渾浩者其氣；鄭重者其詞；有一類於前之所譏者乎？”李調元從詩的才、節、氣、詞四個方面談了對四家之詩的看法。潘庭筠序云“昨於李吏部雨村齋頭，得讀柳君彈素所録海東四家之詩，多刻畫景物，攄寫襟抱，妍妙可喜之作。諷誦數四，不忍釋手。余雖未悉四人之生平，而因詩以想其爲人，大抵皆高曠恬淡之士也” 李調元《<韓客巾衍集>序》，潘庭筠《<韓客巾衍集>序》，柳琴編，朴齊永注，白斗鏞校《四家詩》卷首。，則從詩歌内容方面對四家詩作了總的品評。

其次，李調元、潘庭筠對《韓客巾衍集》中的詩歌作了評點，李調元用青墨書寫評語，而潘庭筠用朱墨書寫評語，以示區别。二人評點語共計159處（對李德懋評語：李29處、潘22處；對柳得恭評語：李24處、潘16處；對朴齊家評語：李19處、潘15處；對李書九評語：李25處、潘9處）。李、潘二人的具體評點有如下三個主要特點：

（1）李、潘二人的評點關涉到四家之詩的諸多方面，如詩歌内容、藝術構思、摹物技法、遣詞造句、形象意境、風韻格調、藝術源流、詩歌韻味、使事用典等等，如李德懋《碧蹄店》，李調元評云：“可備史料。”潘庭筠評曰：“絶唱，何减唐賢。”又如潘庭筠評李德懋《秋燈急雨》有云：“落想不凡。”李調元評朴齊家《排字》“衣紋坐石奇”句有云：“四句五字，未經人道。”等等。可見李、潘二人評點《韓客巾衍集》的細緻，及對四家之詩諸多方面的充分肯定。

（2）李、潘二人對四家詩並非作一味褒揚，他們對部分詩歌的用韻及技法提出了質疑，如潘庭筠評李德懋《花石亭遠眺，渡臨津》有云：“坡韻五歌，體不通。”評柳得恭《歲暮山中客》（其一）有云：“此篇當溯在江韻下。”又如評李德懋《廣州途中》有云：“刻意設色。”李、潘二人甚至對内容中的一些錯誤也進行了辨證，如對李德懋《洪湛軒（大容）園亭》中“磊落陸廣文”句，潘庭筠厘正云：“陸舉孝廉，非廣文。”由此可見，李、潘二人並非出於客套，以褒獎之語敷衍了事，他們品評《韓客巾衍集》較爲認真細緻。

（3）李調元、潘庭筠品評四家之詩時，多舉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詩人與其比擬，此類評點共計35處，佔到總評點數量的五分之一多。這是他們評點四家之詩的一大特色，如下表：

（《韓客巾衍集》評點與評點引用的中國古代詩人對照表）

續表

李、潘二人所舉中國著名詩人都是戰國、晉朝、唐朝、宋朝、元朝和清朝的代表性大詩人，尤以唐宋時期名家爲主，由此可見李、潘二人對四家之詩成就的評價之高，以及四家詩人轉益多師的詩學淵源。

最後，李調元、潘庭筠通過分别撰寫的四家之詩跋文，總結了四家之詩的各自特點：李德懋詩作遣詞煉意老道、不凡，如李調元評：“《青莊館集》造句堅老，立意渾成，隨意排鋪而無俗艷。”柳得恭詩歌才情横溢，如潘庭筠評云：“冷齋才情富有，格律獨高，時露鯨魚碧海之觀。”朴齊家詩歌律協氣盛，如李調元云：“《明農初稿》工於七律，夢得、香山其鼻祖也，而嶔崎歷落之氣則似過之，無不及焉。”李書九詩作長於五古、格品高致，如潘庭筠云：“薑山五古冲澹閑遠，王、韋門庭中人，視王漁洋格詞尤近。” 此節李調元、潘庭筠跋文，參見柳琴編，朴齊永注，白斗鏞校《四家詩》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的各卷末尾頁。

綜上，李調元、潘庭筠從序言、評點、跋尾三個方面比較恰如其分地點出了四家之詩的妙處與不足。二人評點《韓客巾衍集》認真細緻，見解深刻，此特點也正是李德懋看完李、潘二人所有批評後的感覺——“爾雅鄭重”,“真海内之奇緣，而終古之勝事也” 李德懋與李調元書（去年冬，友人柳彈素……）有載：“彈素之歸，自詑遇天下名士，仍出《巾衍集》，使不佞輩讀之，果然朱墨煌煌，大加嘉奬。序文評語爾雅鄭重。真海内之奇緣，而終古之勝事也。”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6頁。。

柳琴編《韓客巾衍集》是現存的十八世紀惟一一本得到清朝文人詳細批評的朝鮮文學總集，也是中朝學術交流史中現存惟一的既載有清人撰寫的序言、跋文，又載有清人詳細評點的詩歌總集。由於被評者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爲朝鮮後期四位極有造詣的詩人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四家詩文在朝鮮漢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們對朝鮮漢文學的發展貢獻很大。崔海鍾《槿域漢文學史》云：“蓋四家者聰悟絶人，博學多聞。詩詞清警，著述豐富，爲藝苑至寶。但四家中除李書九，皆坐地微，幸遇英正之世，得除奎章閣檢書及守令，然亦非所大用者也。且四家之文學非但以風體論之，其奇才逸想，應時而出，其有功於實學亦大矣。”韓國高麗大學華山文庫藏本，第241頁。，他們的詩作代表著當時朝鮮詩壇的新趨勢，而批評者爲乾隆時期聲名甚響的李調元和潘庭筠，因而，李、潘二人對《韓客巾衍集》的批評，是當時兩國新的詩歌創作理念的交流。《韓客巾衍集》批評本也成爲了十八世紀中朝文人詩歌交流深入發展的重要標志。

2.《洌上周旋集》在1778年（戊戌）由朴齊家、李德懋携帶入燕。該集現未見存，具體篇目不詳。但據文獻載，該詩集也收録了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四家之詩。祝德麟《<洌上周旋集>序》有載：“丁酉四月，同年李雨村吏部携柳彈素所纂《韓客巾衍集》示予，既得，盡讀李炯庵、朴楚亭、柳惠風、李薑山四家之詩矣。……逾年，朴、李來京師，因雨村之弟墨莊庶常，復以《洌上周旋集》相質。余受而讀之，則與《巾衍集》爲一家言。” 祝德麟《<洌上周旋集>序》，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213頁。朴齊家、李德懋通過墨莊李鼎元將此詩集介紹給祝德麟。祝德麟發現此集的作者與前見到的《韓客巾衍集》相同。

清人對《洌上周旋集》的批評，主要見存祝德麟《<洌上周旋集>序》和李鼎元《題<洌上周旋集>》。祝德麟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四人詩作，稱他們詩風：“四君者齊盟押主，旗鼓相當。炯庵贍而肆，楚亭蒼而潤，惠風逸而妍，薑山諧而暢。”又論及四家詩歌淵源，有云：“其瓣香遠在山谷、石湖，近在空同、漁洋，性情各異，宗派略同。”指出他們遠學黄庭堅、范成大，近學李夢陽、王士禛。進而又指出他們詩歌都能“放開眼界，雕鏤腎肝，而能各出性靈，以爲陶寫” 祝德麟《<洌上周旋集>序》，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214頁。，强調出他們詩作以抒寫性靈爲主的共同情感特色等。此外，必須指出，祝德麟對四家之詩並不是一味的褒揚，本著公允客觀的原則，他也指出了四家古體詩作鍛煉字句的不足之處，如有云：“古體才氣浩瀚，筆善變化，惟字句偶有未揀净處。” 祝德麟《<洌上周旋集>評》，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216頁。李鼎元《題<洌上周旋集>》則以論詩絶句的形式對《洌上周旋集》作了批評，詩云：“洌水如烟凝一碧，竹林風味無今昔。殷勤寄語集中人，爲我西隅添一席。” 李鼎元《題<洌上周旋集>》，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157頁。李鼎元先在前兩句詩中把朝鮮四家比作中國西晉正始時期的“竹林七賢”，形象地指出了《洌上周旋集》詩作品格高遠的特色，又在後二句詩中充分表達了對他們的傾慕之情。可見，李鼎元對《洌上周旋集》亦持贊賞態度。

3．洪大容編《海東詩選》九卷。北京大學有殘本。應潘庭筠的請求洪大容《<海東詩選>跋》載云：“曩余入燕與杭州高士潘蘭公遊。蘭公請見東國詩，余諾而歸。”洪大容《湛軒書·内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74頁。 ,1766年（丙戌），洪大容寄贈《海東詩選》一部四本與他。洪大容《與秋書》中有云：“外呈《海東詩選》一部四本。此因事力不逮，且臨期匆迫，無暇借手於能者，衹令舍下諸族分卷疾書。皆年少才疏，又夜以繼日，惟務及時，其字畫潦草，考誤粗漏，實不堪誇示大方，殊可愧嘆。”注9北京大學的殘本中所録潘庭筠的批語僅一二條，學術價值不大。由於是殘本，因而無法準確反映出潘庭筠批評的真實情况。而潘庭筠收到《海東詩選》後，曾在給洪大容書信中對《海東詩選》所收録之詩進行了總體品評，有云：“《海東詩選》九卷，持擇甚精，考據頗核，一邦雅製，想已略備，惠然持贈，不數真珠一船、珊瑚一網也。顧遴選劇繁，書抄匪易，良友苦心，深爲銘感。從此，卷中諸家流傳中土，永永不朽。足下不特爲故人廣聞見，並有功於鄉先生不淺也。” 潘庭筠與洪大容書（庭筠再拜，白湛軒先生足下：去歲今春兩得手書……）,《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5，第288—289頁。潘庭筠從選詩之精要、考據之詳核、内容之豐富等方面給予該詩集很高的評價。

注9：洪大容《與秋書》（大容白：去歲七月……），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13頁。

（二）對别集的批評

對别集的批評，如清人對柳得恭《冷齋集》的總體評價，李調元曰：“冷齋詩才氣縱横，富於書卷，如入五都之市，珍奇海錯無物不有。加以天姿勝人，鍛煉成奇，故足令觀者眩目。”又曰：“冷齋諸體，莫不筆酣句健，凌轢古今。味腴褰芳，滌濯滓窳。”潘庭筠曰：“冷齋才情富有，格律獨高，時露鯨魚碧海之觀。至於懷古、登臨，尤多杰作。”紀昀曰：“冷齋詩天骨秀拔，味含書卷，語出性靈，與貞蕤一時之瑜亮。” 李調元等《<冷齋集>評》，柳得恭《冷齋集》卷首，《韓國文集叢刊》第260册，第3頁。他們三人分别從才氣、格調、語言等方面對《冷齋集》作了品評。

在十八世紀，兩國文士主要通過序跋、評點和論詩詩的形式對别集作出批評。得到清人序跋批評的朝鮮文人别集和論著有李書九《薑山初集》，洪大應《大東風雅》，徐瀅修《學道關》、《明皋文集》、《徐五如軒主人詩文》，洪良浩《燕雲紀行》、《洪尚書詩卷》、《耳溪詩集》、《耳溪文集》、《六書經緯》，趙秀三《秋齋集》，徐浩修《渾蓋通憲圖説集箋》，金正中《燕行録》，著者不詳《李參奉詩鈔》，朴齊家《貞蕤稿略》，李德懋《清脾録》注10等，清文人李調元、祝德麟、陳崇本、戴心亨、徐大榕、朱文翰、江漣、翁方綱、紀昀、陳鱣等分别爲這些别集作了序跋，從不同方面對它們進行了總體評價。得到批評的清人别集有楊澄《楊鈍庵文集》、郭執桓《繪聲園詩集》、齊佩蓮《黄厓詩稿》等，李器之、洪大容、朴趾源、洪良浩分别爲這些文集寫了序跋中朝文士别集得到對方友人撰寫序跋的具體情况，參見本書附録表5：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序跋一覽表。。除了李器之爲楊澄《楊鈍庵文集》撰序的行爲發生在十八世紀早期，上文提及的其他中朝文人對友人别集的批評行爲都發生在世紀後期，可以説這是彼此間交流在此時得到深入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現存的所有這些序跋和評點是考察十八世紀兩國文學交流的寶貴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注10：李德懋與李調元書（前年修尺牘付桂同……）有云：“鄙人携來自著《清脾録》，皆古今詩話，頗多異聞，但其隨腕漫筆，編次乖當，已經秋删訂，芷塘弁卷，因囑墨莊，遥寄先生。先生亦爲之序之，因便東寄，有足不朽。”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9頁。可見，祝德麟（號芷塘）曾給《清脾録》作過序，惜此序文未見存。

在十八世紀，除得到序跋以外，被詳細評點的中朝文人别集有郭執桓《繪聲園詩集》、李書九《薑山初集》。

1．郭執桓《繪聲園詩集》在1773年（癸巳）由鄧師閔寄贈與洪大容，以求朝鮮名士的批評。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郭東山執桓》載其事云：“歲癸巳，因其同邑人鄧師閔，使之寄書湛軒，兼致《繪聲園詩集》一册，願得朝鮮名士評騭。湛軒托李德懋點定爲弁文，朴仲美作跋尾。” 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朴趾源《<繪聲園集>跋》、洪大容《繪聲園詩跋》現都見存，惜李德懋序文亡佚，僅部分文字見載洪大容《繪聲園詩跋》一文中。而據李光葵回憶，他的父親李德懋不僅爲《繪聲園詩集》撰寫了序文，而且評點文字“凡一百六十餘段” 李光葵《先考積城縣監府君年譜》（上），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七〇, 韓國文集叢刊》第259册，第283頁。。李德懋《清脾録》卷四亦有云：“其同邑汶軒鄧師閔乃洪湛軒遊燕時所交也。嘗寄封圭《繪聲園詩集》，余嘗評批：蓋清虚灑脱，學李供奉者也。” 李德懋《清脾録》卷四《郭封圭》，洪大容、李德懋撰，鄺健行點校《乾净衕筆談·清脾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6頁。這也是李德懋曾評點過《繪聲園詩集》的重要證據。惜李德懋評點文字亦不詳。

總體考察朴趾源、洪大容二人跋文，朴文主要從形式、内容雅正的角度，給予郭執桓創作極高的評價，有云：“其大篇發《韶頀》，短章鳴璁珩，其窈窕温雅也。”强調其詩作繼承了儒家古樂、《詩經》的優良傳統。因而，他感慨道：“嗟乎，言語雖殊，書軌攸同。惟其歡笑悲啼，不譯而通，何則？情不外假，聲出由衷。” 朴趾源《<繪聲園集>跋》，朴趾源《燕岩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册，第70頁。而洪文則在肯定其詩感情真實的基礎上，又從勉學的角度指出其文辭華美掩蓋儒家詩旨的弊病，而規勸云：“愛之勉以身心，重之進以周孔。惟日斂華而就實，捨文藻以明道術，吾所願於澹園澹園，郭執桓亦號澹園。參見朴長馣《縞紵集》卷首，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9頁。者，庶在於此矣。” 洪大容《<繪聲園詩>跋》，洪大容《湛軒書·内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74頁。雖然品評角度不同，朴洪二人對郭執桓創作的肯定程度有所不同，但從評價可見，儒家詩學“温雅”是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他們對清人詩文創作成就的期待。

2．李書九《薑山初集》，四卷，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等均有藏本。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部在2005年出版的《薑山全書》中也收録有《薑山初集》四卷。此集是載録李書九詩作得到清人批評的整理本，且經過了李書九的閲定。由於保存完整，其文獻價值較大，可與《韓客巾衍集》相媲美。1778年（戊戌）李德懋入燕，携帶去《薑山初集》，將其介紹給潘庭筠、李調元等人。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等人認真批評了此集。李書九在《<薑山初集>自序》中記載了此事，稱自己屏居永平席帽山時，創作了許多“頗異前日”之作，並有云：“詩已累百篇，遂取舊作稍爾雅者，合爲此集。會鄰人李懋官隨使入燕，引農岩、三淵兩先生及近世槎川李公故事，力請鈔去。余辭以不可，後亦不能牢拒，卒許焉。李君行遇浙人潘庭筠、蜀人李調元輩，出示之，皆謬加推詡，爲作序。以寄意甚勤厚，因令諸弟並録之卷中，抑余於此，别有感焉。” 李書九《<薑山初集>自序》，李書九《薑山初集》卷首，卷末有“己酉五月裝于駱西之希籛堂”語。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本書選用此版本的重要理由是此版本成於1789年（己酉），距離原本出現的1778年（戊戌）時間較近，而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所藏本刊行於1934年（癸酉）。

需要指出，戊戌年李德懋携帶入燕的《薑山初集》與早一年傳入中國的《韓客巾衍集》的内容既有重複，又有不同。兩集相比對，《薑山初集》收録詩歌194篇（以詩題計），其數量要遠遠超過《韓客巾衍集》中的《薑山集》所收篇數。《薑山集》僅收録詩歌77篇。《薑山初集》收録有清人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對李書九43篇此處統計含有《雜畫》一詩。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薑山初集》中未載有李調元對此詩的評點，而首爾大學奎章閣藏《薑山初集》和《薑山全書》（韓國成立館大學出版部，2005）中，均載録李調元對此詩的評點，故將其納入統計數量中。（以詩題計）詩作的評點，共計58處（李評41處、潘評13處、祝評4處），所載李、潘二人評語數量超過《韓客巾衍集》中所載20處（李評25處、潘評9處）。此外，《薑山初集》收録的關於《雨後，從西岡口步至白雲溪作》、《晚自白雲溪，復至西岡口，少卧松陰下作，三首》、《送葛川金君歸關西三首》、《春日題伯皋山居七首》的4處祝德麟評點語，《韓客巾衍集》亦未載録。而《韓客巾衍集》中得到李、潘二人批評的25篇詩歌及其34處評點語，《薑山初集》在卷一、卷二中均載録，内容大致相同。《韓客巾衍集》中未載的李、潘二人的評點，除去潘庭筠對《江夕》一詩的評點見載於《薑山初集》卷二外，其餘都見存於《薑山初集》的卷三、卷四，未載録的祝德麟評語，兩處見存於《薑山初集》卷二，兩處見載於《薑山初集》卷四。未見載於《韓客巾衍集》而受到李、潘、祝三人批評的詩作及其評點語如下表：

（《薑山初集》獨有的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評點一覽表）

續表

由上述比對可以推斷，《薑山初集》卷一、卷二中的李調元、潘庭筠評點是在1777年（丁酉）柳琴入燕時完成，而卷三、卷四中的李調元、潘庭筠評點則應該在1778年（戊戌）李德懋入燕時完成。

總體考察戊戌年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爲《薑山初集》撰寫的序文、題文以及對19篇詩歌的評點，李鼎元、沈心醇撰寫的跋尾。批評的主要特點如下：

其一，與《韓客巾衍集》中的《薑山集》一樣，《薑山初集》同樣得到了清人的高度評價，他們總結出李書九詩歌的總體成就：（1）情之正、情之深而自然流露。李調元認爲“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爲難”，指出李書九詩歌“以其不事雕㻲（鏤）而得乎情之正也”，而贊云：“大羹不和，大音聲希，此之謂也，所謂正始之音也。” 李調元《<薑山集>序》，李書九《薑山初集》卷首。潘庭筠在《<薑山初集>題文》中有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别深寄托。”强調出其詩作情感自然與深遠的特點。（2）五古成就尤高，冲澹閑遠，近逼古人。如李調元稱“薑山五古冲澹，字字唐音，王孟之遺也”。祝德麟《<薑山初集>題文》亦有云：“五古清曠夷澹，直可造魏晉人之室。” 潘庭筠《<薑山初集>題文》、祝德麟《<薑山初集>題文》，李書九《薑山初集》卷一。而李鼎元在跋文中贊李書九詩風有“澹遠陶彭澤”之稱。沈心醇直接指出李書九詩歌“好句清於百和薰”，並將它們收入《匏尊詩話》李鼎元詩句參見李鼎元《題<薑山詩集>後》，沈心醇詩句參見沈心醇《集中名句余已采入<匏尊詩話>，因題》，李書九《薑山初集》卷末。。清朝的每位批評者都指出了李書九詩歌冲澹的風格特點。而和平澹遠也正與李調元所標榜的最高美學風格——“陶靖節和平澹遠，爲千古詩學之宗” 李調元《<薑山集>序》，李書九《薑山初集》卷首。相一致。正是冲澹風格在詩歌中的鮮明顯示，清人批評者給予了李書九很高的評價。李調元對其詩作情有獨鍾而有云：“吾獨於《薑山集》而竊嘆靖節之去人未遠也。” 同上。一“獨”字充分體現出李調元對李書九創作的高度肯定。潘庭筠《<薑山集>序》更將其比作“獨角麟”，有贊云：“余觀其詩惟妙惟肖，雖目爲平壤之獨角麟，亦未爲過。” 潘庭筠《<薑山集>序》，李書九《薑山初集》卷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講，於四家之詩，李書九的詩作最爲李調元、潘庭筠等人所欣賞。

其二，從上面李、潘、祝三人對《薑山初集》評點的表格可見，李、潘、祝三人的詩歌評點，同《韓客巾衍集》中的一樣，也是從内容、風格、結構、句法、用字、用韻等不同角度對李書九的具體詩篇作了品評。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祝德麟對李書九詩韻誤用的問題，除了一方面提出商榷，另一方面還對其産生原因作了深刻的思考，這在《韓客巾衍集》的批評中則没有。如對《晚自白雲溪，復至西岡口，少卧松陰下作，三首》“讀書松根上，卷中松子落。支筇欲歸去，半嶺雲氣白”，祝德麟指出：“詩好而韻不可通。”並有按語云：“白叶旁各切，音薄。《詩·小雅》:‘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此詩既是古體，當證此叶落。”對於李書九詩韻的誤用，祝德麟認爲根源在於“韻有今古，東國詩人多不知古韻”，並非李書九一己問題。因而，他撰寫了《論韻學序》以代《<薑山初集>序》，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韻書的流變和詩韻的用例，推薦邵長蘅輯《古今韻略》與其參看，並提醒創作時當參照古詩，以避免用韻方面的差錯。有云：“邵書，坊間易購，按圖尋譜，了了可觀。即又不可得守是説。以讀古人之詩，可知子湘之不余欺，而余之於唾餘者，亦非無見也。” 祝德麟《論韻學序》，李書九《薑山初集》卷首。顯然，祝德麟在向朝鮮文士介紹中國詩韻方面作出了獨特貢獻，其具體性和深刻性是李調元、潘庭筠等其他清文人所没有的。

（三）對單篇詩文的品評

對單篇詩文的品評，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文學批評中最爲常見，多發生在對方題寫詩作後，當面評鑒或在隨後的書信往來中指出詩歌的妙處。如，1701年（辛巳）出使中國的姜鋧，其詩作得到了豐潤谷姓文士的品評，姜鋧在贈谷姓文士詩中有云：“異域無人堪與語，新篇非子更誰評？” 姜鋧《次豐潤谷一枝韻》，姜鋧《看羊録》,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39頁。這是可知的十八世紀最早的中朝文人間的詩文批評事件。又如，1720年（庚子），趙榮福評價錢生所製時文有云：“文辭富贍，高捷可期。” 趙榮福《燕行日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98頁。同年，清人陳法當面評李器之書《燕京雜詩》（寒鴉落木燕丹村）一絶有云“丰神藴籍，絶句本調”等等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329頁。。總體上考察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當面評價詩文之語，會發現：出於人之常情、客套式應酬的需要，兩國文人對彼此詩文的品評之語絶大多數是贊美之言，深入鑒賞之語少，而多泛泛之論。如清人李元英當面評金昌業詩云“似唐人語”,“尊作佩服之極，直與唐人並立”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燕行録全集》第33册，第56頁、第98頁。。李元英衹是把唐朝看作是中國詩歌的高峰階段，而以唐人比稱金昌業詩歌創作的優秀，並未具體言明金昌業詩歌佳處。再如，1786年（丙午）在栅門，沈樂洙在看了清秀才白琇寫作的詩歌後，雖内心認爲“其詩甚劣下，句尤没意”，但出於禮貌，還是强曰：“把筆成章，才調贍敏。”後在交流過程中，白琇又作一詩，沈樂洙仍簡要評曰：“詩思甚敏。” 白琇詩云：“奉差跋涉抵邊陲，幾歷山巔共水涯。越些寂寞蕭然境，鈎得鰲頭日午歸。”白琇後作一詩云：“萍水相逢幸有緣，忽而覿面話臨泉。今將詩句殷勤寄，争奈巫山别一天？”沈樂洙《燕行日乘》, 燕行録全集》第57册，第19頁、第20頁。顯然，沈樂洙的品評言不由衷，因此，從學術上看，這些批評語價值不大。

從品評文字的形式上來看，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批評，有散體、韻體兩種。

散體如上面所舉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對柳得恭《冷齋集》的評價文字。中朝文士爲對方撰寫的序跋都是散體文字，李調元、潘庭筠對《韓客巾衍集》和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對《薑山初集》的評點文字都是散體，以及兩國文人當面作出的大量品評語也都是采用散體的文字形式。用序跋、評點的散體文字對友人作品進行品評，是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

韻體主要是指用詩歌的形式對作品作出批評。以論詩詩的形式對友人别集進行題評，這在十八世紀前期、中期的中朝文士交遊過程中未曾發生，而在後期的兩國文人交往中則有，如李德懋評李調元《粤東皇華集》，其論詩絶句云：

梅花嶺外五羊天，到處珠娘樂府傳。珍重星橋評隲好，詩情清麗斷霞妍。李德懋《讀李雨村<粤東皇華集>》，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189頁。

稱李調元《粤東皇華集》所焕發出的詩情、詩語的清麗色彩掩盡了雲霞的妍美光華。十八世紀後期，清人在與朝鮮友人交往中，創作了一定數量的論詩詩，如李調元《題<青莊館集>》參見柳得恭《並世集》卷一，《燕行録全集》第60册，第87頁。，李鼎元《題<清脾録>》、《題<二十一都懷古詩>》、《題薑山詩》、《題<洌上周旋集>》同上，第95—96頁。，沈心醇《題柳惠風<歌商樓集>》、《集中名句余已采入<匏尊詩話>，因題》柳得恭《並世集》卷一，《燕行録全集》第60册，第107頁；李書九《薑山初集》卷末。，鐵保《題朝鮮貢使詩册，並寄貞蕤居士》參見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二，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225頁。等。這些論詩詩中除了李鼎元《題薑山詩》、鐵保《題朝鮮貢使詩册，並寄貞蕤居士》是用五律詩體外，其餘均是七絶詩體。可見，當時的清詩人主要還是繼承了杜甫所開創的以七絶論詩的傳統來對友人的詩作進行批評。

當時朝鮮文士在與清文人交往中，所寫的論詩詩不多見。筆者僅見李晚秀在清人海州單生的請求下，爲其逝去的友人而創作的《題<梅軒集>》李晚秀《屐園遺稿》卷一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68册，第527頁。，詩云：

始因潘清遠，結識萬泉老。今與萬泉歡，重惜梅軒稿。秋回霞天，夢斷池塘草。鷄林有詩徒，歸示袖中寶。

從嚴格意義上看，此詩還不能算是論詩詩，詩歌内容並未涉及對詩歌本身的評價，主要是表達對詩歌作者潘梅軒英年早逝的嘆惋之情。

清文人除了主要用七絶對朝鮮文士的詩歌進行品評外，還有用古體詩形式對他們著作進行批評的，但數量很少，筆者僅見戴衢亨《朝鮮洪副使示<六書經緯>，理解精到，不讓古人。謹作長句一首題後，並以贈行》一詩。該詩以42句的七言古體長篇對洪良浩的學術專著《六書經緯》作了評價並兼以送别，如其品評該書價值有云：“偏傍點畫具心得，奥字奇語令人驚。書體從來首篆籀，岷峨積石源流清。上考冰斯溯倉頡，貴從山下窮滄瀛。……洪公讀書究源委，欲以新意超前英。强尋波磔欣創獲，細與注釋誇研精。有如園客獻獨繭，音徽一一符天成。” 戴衢亨《朝鮮洪副使示<六書經緯>，理解精到，不讓古人。謹作長句一首題後，並以贈行》，洪良浩《耳溪集·外集》卷一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2册，第338頁。

由上所述可見，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文學批評活動比較頻繁，是雙方文人間重要的交往形式之一。文學批評在兩國文人關係的建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文學批評活動，尤其是發生在中後期的大量請序題跋、評點在兩國文人交往中意義重大。它一方面促進了雙方互相瞭解文學創作，加深學誼；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推動了雙方詩人的揚名天下。如《韓客巾衍集》得到了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等一批清文人的評騭，在當時和後來的朝鮮和清朝廣爲人稱道。無論對詩歌的創作者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李書九而言，還是對詩歌的品評者李調元、潘庭筠等而言，都進一步提高了他們在兩國文壇的聲名。一些清文人在聽聞此事後，向朝鮮文人索求《韓客巾衍集》，如朴齊家與李鼎元筆談時曾向其云：“如王偉人中堂向在庚戌，苦向東使覓《四家詩》，我實在旁，不敢如毛遂自薦，恐是葉公好龍。” 朴長馣《縞紵集》上，卷一，朴齊家撰，李佑成編《楚亭全書》下册，第27頁。而後來，隨著李調元將李德懋《清脾録》及柳得恭詩歌作品等收入《函海》而刊刻，四家詩人詩名更盛，《韓客巾衍集》成爲了清人尋求的暢銷詩集。柳得恭《灤陽録》卷二《李墨莊、鳧塘二太史》載云：“是年春，自燕還者藉藉言彼中學士多求《四家集》，集中之人即某也，某也。” 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第57頁。而韓國現存《韓客巾衍集》（其内容包括李調元、潘庭筠的評點）十餘種版本，也反映出四家之詩在當時和後來的朝鮮文壇受到歡迎的程度之高。顯然這對擴大四家詩人以及清人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等人的聲名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2．中朝文人間發生的文學批評，有時直接促成了彼此學誼關係的建立。有些朝鮮文人渴望與清學者結交的情感，就緣於先前清人對其詩文深有見地的品評，如柳得恭、李德懋、朴齊家、李書九雖都未與李調元謀過一面，但他們的文學交誼就始自1777年（丁酉），柳琴携帶《韓客巾衍集》入燕，請李調元爲其作序品評之時。之後柳得恭、李德懋、朴齊家、李書九與李調元纔有了書信、詩歌、贈物等的往復，從而雙方建立了較爲密切的文學聯繫。要之，文學批評在十八世紀兩國文人結交過程中有時發揮了橋梁般的關鍵性作用。

六、中朝文人間的贈物行爲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中的贈物行爲很常見，贈物名目繁多。按常例，朝鮮使團在出使中國時，携帶有一定的贈物。徐榮輔、沈象奎等撰《萬機要覽》載：“贈給物種，銀子用地銀外，亦有紙扇、丸藥、皮物、綿紬、烟竹等種。” 徐榮輔、沈象奎等撰《萬機要覽》財用編五“燕使”, 支敕》。其目的，一是爲了應付清朝各種官吏的索取，以求得使團行事的便利。1732年（壬子）出使中國的韓德厚在《承旨公燕行日録》中憤慨寫道：“蓋彼中貪風大振，上下相徇，唯利是饕，以故賂門日廣，騙黷無厭。自栅門、鳳城、瀋陽、山海關以至禮部各衙門皆有應行之賄。入栅時，胡人先數銀馱，隨其多寡索徵增加。迎送官、通官輩亦有厚贈而猶且不足。路次，例致之廪犧，輒復攘歸私橐，略不爲愧。接伴、提督公肆求索，少不滿意，則從中操切沮撓使事。外國之人既無與彼較卞之勢，衹以順適其心，早竣遄歸爲務，則不惜重賂，屈意陪奉亦其勢然也。” 韓德厚《承旨公燕行日録》, 燕行録全集》第50册，第274—275頁。二是爲了贈送給與之有交流的清文人，這是出於一般禮節的需要，或表達對對方的感謝或情誼。此在十八世紀“燕行録”和中朝文人來往尺牘中多有記載。如李器之《一庵燕記》卷四載：“戊午，晴。朝作書付王四送楊澄。次前來韻，且送各色扇子、紙十丈、烟草二匣、烟竹火鐵筆三、墨三以答前來之物。” 李器之《一庵燕記》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364頁。又如，姜浩溥在《桑蓬録》卷一〇中有云：“然吾既與（程）情厚，故復以篋中所餘一箑、一墨、二丸贈别。以一毛冠贐余矣。” 姜浩溥《桑蓬録》卷一〇, <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655頁。姜浩溥清晰指出自己贈物與程正是出於對他的深厚情誼。再如，金正中《燕行録》載：“松園出各色詩箋紙二十幅、色筆二枝、别墨二笏，勸余謝胡、程二人之厚誼。余修一書送之。” 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182頁。松園金履度出詩箋紙、筆墨，正是爲了讓金正中感謝程嘉賢、胡寶書。三是向對方介紹本國的文化或自己的創作。此意圖主要通過贈文或贈書等來實現。而清文士贈物與朝鮮文士，主要是爲了表達情誼或推介本國文化等。

中朝文人贈物大體上有丸藥、書籍、贈文、墨寶、文房用具、紙扇等類别：

（一）丸藥：主要是清心丸（元）。一般來説，朝鮮使者出使中國時，都會携帶清心丸，它是使團文人最經常贈與清文人的禮物，其用處如李器之所云：“心痛、霍亂、面熱，磨服。” 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一，《<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256頁。由於當時流行於世的清心丸贋品也很多，如洪大容所云：“清心丸頗有奇效而品亦多等，假者過半，其真者則衹出於宫劑。”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52頁。因此，對於朝鮮使團携帶的清心丸清人很是喜歡，洪大容就曾指出：“北京人甚珍此物，雖明知其假而求之不已，似亦略有效耳。” 同上。幾乎在十八世紀散文體的“燕行録”中都有朝鮮文人饋贈清心丸或清人向其索求藥丸的記録。

（二）書籍和贈文：用於贈送的書籍，既有本國古籍，也有自己或友人著作等。書籍是傳遞文學、學術等重要的載體。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向對方贈送書籍，主要出於三種意圖：一是爲了求得對方給自己的著作寫序作跋，所以將創作的文集贈送與對方；二是爲了向對方推介自己的學説、介紹本國的杰出文化或相關信息，所以將己著或本國文人所撰寫的學術專著遺贈對方；三是對方對有關書籍有索求，所以將這些書籍贈與對方。十八世紀雙方文人互贈對方的書籍較多，據現存相關文獻，可知的贈書行爲如下：

其一，清文人贈書與朝鮮文士：

1.1712年（壬辰）五月二十六日，周仲章贈范承謨《范忠貞集》與閔鎮遠。（閔鎮遠《燕行録》）

2.1712年（壬辰）十二月十五日，王寧潘請托金昌業轉贈《春秋》與宋相琦。（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

3.1713年（癸巳）二月初三日，李元英送己著一卷詩賦與金昌業。（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

4.1713年（癸巳）二月初六，清康熙帝贈送《淵鑒類函》二十套、《全唐詩》二十套、《佩文韻府》十二套、《古文淵鑒》四套與朝鮮使團。（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

5.1720年（庚子）前，楊澄有己著詩歌二卷贈送金昌業。（金信謙《橧巢集》卷二）

6.1720年（庚子）九月十四日，鄭愉將清人登科時試卷謄印本五卷册贈與李器之。（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二）

7.1723年（癸卯）二月二十日，清雍正帝贈送《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朱子全書》給朝鮮國王李昀。（朝鮮史編修會編《通文館志》卷九）

8.1729年（己酉），清雍正皇帝賜《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説彙纂》、《音韻闡微》等書籍四種與朝鮮國王李昑。（朝鮮史編修會編《通文館志》卷九）

9.1732年（壬子）清乾隆皇帝將重新修訂過的《明史·朝鮮列傳》稿本贈與朝鮮國王李昑。（《英祖實録》卷三一）

10.1738年（戊午）九月二十四日，清乾隆皇帝將定本《明史·朝鮮列傳》贈與朝鮮國王李昑。（《英祖實録》卷一一七）

11.1760年（庚辰）十二月二十二日，李斐將清人應制詩四卷贈與李徽中、李商鳳父子。（李商鳳《北轅録》卷三）

12.1760年（庚辰）二月初十日，薛文儒將《達生編》一書贈送給李商鳳。（李商鳳《北轅録》卷五）

13.1766年（丙戌）二月初三日，嚴誠贈王士禛《感舊集》與洪大容。（洪大容《乾净衕筆談》）

14.1766年（丙戌）二月初七日，潘庭筠送洪大容《漢隸字源》一部。（洪大容《乾净衕筆談》）

15.1766年（丙戌）八月二十一日，潘庭筠贈《湖山便覽》兩册十二本與洪大容、金在行。（《中士寄洪洪容手札帖》5）

16.1766年（丙戌）二月二十三日，陸飛贈送詩稿給朝鮮三使（李烜、金善行、洪檍）以及洪大容、金在行。（洪大容《乾净衕筆談續》）

17.1769年（己丑），潘庭筠有《國朝詩》一種計六册，寄贈洪大應。（《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5）

18.1769年（己丑），鄧師閔將友人所著《繪聲園八咏》、《唐詩法》及友人所書《子白論書》各三本寄贈洪大容。（《薊南尺牘》）

19.1773年（癸巳），鄧師閔給洪大容捎去郭執桓《繪聲園詩集》。（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郭東山執桓》）

20.1774年（甲午）夏至，嚴果有鐵橋詩文並《日下題襟集》寄贈洪大容。（《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6）

21.1774年（甲午），孫有義有《詩韻》一本贈送洪大容。（藤塚鄰鈔校《燕杭詩牘》）

22.1776年（丙申），嵩貴贈送《陶詩本義》與蔡濟恭。（蔡濟恭《樊岩集》卷五六）

23.1777年（丁酉），李調元有己著《看雲樓集》以及《鄉試録》請柳琴轉贈徐浩修。（《同文神交》）

24.1777年（丁酉），李調元有《粤東皇華集》贈送與柳琴。（李德懋《清脾録》卷四《李雨村》）

25.1777年（丁酉），李美以所著詩稿一册贈送柳琴。（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李布衣美》、柳得恭《並世集》卷二）

26.1777年（丁酉），祝德麟以所著《悦親樓集》、《看雲樓集》二册贈送柳琴。（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祝德麟編修》）

27.1778年（戊戌），沙窩堡賈姓老人贈《椒山集》與李德懋。（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一）

28.1783年（癸卯）九月初三日，張又齡向李田秀贈送《經義考》、《楞嚴經》、《錦囊録》和《潘梅軒遺稿》。（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29.1785年（乙巳），清乾隆皇帝有《仿宋板五經》全部十二套贈送朝鮮國王李祘。（《正祖實録》卷一九）

30.1785年（乙巳），金簡有《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全函、《欽定快雪堂法帖》全部贈與李徽之。（藤塚鄰撰，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

31.1786年（丙午）閏七月初九日，虞友光父將自己創作的七律八首印刻本贈送與沈樂洙。（沈樂洙《燕行日乘》）

32.1790年（庚戌），祝德麟檢己著詩歌古今體録成一册，贈送朴齊家。（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

33.1790年（庚戌），紀昀贈金日追《儀禮正訛》十七卷與柳得恭。（柳得恭《冷齋集》卷四）

34.1790年（庚戌），孔憲培贈趙汸《春秋金鎖匙》一卷，戴震《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四卷與柳得恭。（柳得恭《灤陽録》卷二《衍聖公》）

35.1790年（庚戌），吴照贈《説文偏旁考》一書與柳得恭。（柳得恭《灤陽録》卷二《吴白庵》）

36.1790年（庚戌），紀昀贈《史記考異》與朴齊家。（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紀曉嵐大宗伯》）

37.1792年（壬子）正月二十五日，龔協寄贈《嵇中郎集》一册與朴齊家。（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二）

38.1792年（壬子），伊秉綬寄贈《朱梅崖文集》與朴齊家、尹仁泰。（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二）

39.1790年（庚戌），孫星衍贈送朴齊家唐刻《石經》。（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卷上）

40.1790年（庚戌）七月十七日，鐵保送《熱河詩》一卷與徐浩修求評。（徐浩修《燕行記》卷二）

41．約1790年（約庚戌），宋葆淳贈送其父著《尚書考辨》一部、《秦漢分韻》一部，己注《陰符經》一卷與朴齊家。（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二）

42.1799年（己未），劉大觀有詩集一卷相贈與徐瀅修。（柳得恭《恩暉堂筆記》卷六）

43．時間未詳，李鼎元曾有《牡丹亭記》贈與李書九。（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

44.1801年（辛酉），錢東垣有家刻《後漢書補表》等數種書籍贈與朴齊家。（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三）

45.1801年（辛酉），紀昀有《朱子語類》建安合刻本及《全集》閩刻本寄給徐瀅修。（徐瀅修《明皋全集》卷六）

46．辛酉年（1801），陳鱣將己著《論語古訓》贈送給朴齊家。（朴齊家《貞蕤閣集》卷首）

47．辛酉年（1801），李鼎元贈送李調元《雨村詩話》四卷給柳得恭。（柳得恭《燕臺再遊録》）

其二，朝鮮文士贈書與清文人：

1.1766年（丙戌），洪大容贈《聖學輯要》與嚴誠。（洪大容《杭傳尺牘》）

2.1766年（丙戌）七月，洪大容贈《海東詩選》一部四本與潘庭筠。（洪大容《杭傳尺牘》）

3.1768年（戊子），洪大容有《農岩雜識》、《三淵雜録》各一册，鐵橋詩札謄本一册寄贈嚴果。（洪大容《杭傳尺牘》）

4.1768年（約戊子），洪大容有《東事總要》、《卜居論》二册贈送潘庭筠。（藤塚鄰鈔校《燕杭詩牘》）

5.1769年（己丑），李廷奭贈李德懋《蟬橘堂濃笑》一卷與潘庭筠。（藤塚鄰鈔校《燕杭詩牘》）

6.1777年（丁酉），柳琴贈《韓客巾衍集》與李調元。（柳琴編，朴齊永注，白斗鏞校《四家詩》卷首）

7.1777年（丁酉），柳琴通過李調元贈送潘庭筠《韓客巾衍集》一部。（柳得恭《並世集》卷一）

8.1777年（丁酉），柳琴有所著詩一卷贈送李美。（柳得恭《並世集》卷一）

9.1777年（丁酉），朴齊家有己著《明農初稿》寄贈李調元，李調元爲其作序。（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

10.1777年（丁酉），李德懋請李鼎元將己著《清脾録》轉贈給李調元。（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

11.1778年（約戊戌）前不久，洪大應將己著《大東風雅》二卷贈與潘庭筠。（《藤塚鄰寄贈的秋史資料展Ⅲ——藤塚鄰的秋史研究資料》注11）

注11：韓文書名《》，韓國果川文化院，2008年。

12.1778年（戊戌），洪大容贈《乾净筆譚》三本與孫有義。（洪大容《杭傳尺牘》）

13.1778年（戊戌），朴齊家、李德懋通過李鼎元贈《洌上周旋集》給祝德麟。（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一）

14.1778年（戊戌），朴齊家、李德懋贈柳得恭《二十一都懷古詩》與潘庭筠。（柳得恭《冷齋集》卷八）

15.1782年（壬寅），洪良浩將己著《六書妙契》贈送給戴衢亨。（洪良浩《耳溪集》卷一〇）

16.1783年（癸卯），李喜經轉贈徐瀅修《學道關》與陳崇本，求其序。（徐瀅修《明皋全集》卷首）

17.1786年（丙午），李喜經携洪良浩詩一卷贈徐大榕，並屬其爲序。（《同文神交》）

18.1790年（庚戌）之前，柳得恭曾向李鼎元介紹或贈送過《歲時記》。（柳得恭《灤陽録》卷二《李墨莊、鳧塘二太史》）

19.1790年（庚戌）七月十七日，徐浩修以《渾蓋通憲圖説集箋》二卷送與鐵保。（徐浩修《燕行記》卷二）

20.1790年（庚戌），朴齊家有作品集贈送鐵保，集名不詳。（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二）

21.1790年（庚戌），柳得恭云：“《冷齋集》，曉嵐云姑留欲録存副本，竟不還也。”（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紀曉嵐大宗伯》）

22.1790年（庚戌），柳得恭贈《<二十一都懷古詩>注》與紀昀。（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紀曉嵐大宗伯》）

23.1790年（庚戌），柳得恭將自己的詩集贈送與熊方受。（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熊、蔣二庶常》）

24.1790年（庚戌），趙秀三録詩若干首贈與朱文翰，求其序。（趙秀三《秋齋集》卷首）

25.1791年（辛亥），朴齊家有書册贈與龔協，書册名不詳。（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二）

26.1792年（約壬子）正月十一日，金正中寄贈己著諸詩與程嘉賢。（金正中《燕行録》）

27.1795年（乙卯），洪良浩贈送己著《耳溪集》與紀昀。（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八）

28.1797年（丁巳），洪良浩贈《六書經緯》一書與戴衢亨。（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

29.1797年（丁巳），洪良浩寄贈《六書經緯》與紀昀。（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

30．時間未詳，徐瀅修有己著詩文稿由他人轉贈徐大榕，求其序。（徐瀅修《明皋全集》卷首）

31.1799年（己未），徐瀅修將詩文若干篇，所撰《學道關》一書贈與紀昀，求其序。（徐瀅修《明皋全集》卷六）

32.1801年（辛酉），朴齊家有文稿贈與夏文燾。（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三）

33.1801年（辛酉），朴齊家把《貞蕤稿略》贈送給黄丕烈。（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三）

34.1801年（辛酉），朴齊家贈己著《貞蕤稿略》與陳鱣。（朴長馣《縞紵集》下，卷三）

此外，現存文獻僅記載或僅可知有出示著作行爲，未明確記載有贈書行爲的尚有：1778年（戊戌），李德懋携帶李書九的《薑山初集》入燕，將其出示與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等人，求其序。1790年（庚戌），趙秀三録己著詩歌出示與江漣，求其序。1792年（壬子），齊佩蓮向洪良浩出示文集《黄厓詩稿》，洪良浩爲其作跋文。1794年（甲寅），通文館教授金成中將《李參奉詩鈔》出示與紀昀，求其序等。

由以上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贈書行爲，可以知道：

1．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在相互交往中都有一定數量的贈書行爲。已知清文人的贈書行爲多發生在1766年（丙戌）後，而朝鮮文士的贈書行爲則全部發生在1766年（丙戌）後，已知十八世紀中最早的清人贈送朝鮮文人書籍的行爲在1712年（壬辰）發生於北京，序班周仲章贈《范忠貞集》一匣予閔鎮遠。而已知十八世紀中最早的朝鮮人士贈送清文人書籍的行爲則比清人贈書晚了將近55年，在1766年（丙戌），洪大容寄贈《聖學輯要》與嚴誠，寄贈《海東詩選》與潘庭筠。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766年（丙戌）前朝鮮文士主動與清文士進行深入交流的意識還不强烈，而在1766年（丙戌）後朝鮮文士推揚自己和本國文化的意識明顯加强。同時，兩國文人贈書行爲次數的大量增加表明了雙方文人的交往在1766年（丙戌）後越來越頻繁深入。

2．據雙方贈送的書籍名考察，贈書涉及經、史、子、集四大類目。清人贈送朝鮮文士的書以集部書爲主，其次爲經部的圖書，史部、子部的圖書不多。而朝鮮文人贈送清人的書籍亦多爲自己創作的文集或學術專著等，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雙方文人在交往時側重於文學、學術交流的特徵。

3．由於財力的原因，大型的圖書，諸如《淵鑒類函》、《佩文韻府》、《全唐詩》等都是由清皇帝贈與朝鮮國王，而一般文人贈送大型圖書的行爲則未有。

4．清朝的贈書者上至皇帝、朝廷官員、學壇名人，下至普通文士，涉及的對象較廣，可知的有30人，而朝鮮的贈書者人數不多，贈書行爲主要集中在洪大容、朴齊家、柳得恭、洪良浩、柳琴5人身上。兩國文人中，與對方發生書籍往來最多的文人是朴齊家（16次），其次依次爲洪大容（13次）、柳得恭（10次）、潘庭筠（9次）、紀昀（7次）等，這就反映出他們與對方國度文人頻繁且深入交流的事實。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除了相互贈送書籍外，還互有贈文。這些贈文多爲即時創作而相贈的散體文章。見下表：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贈文一覽表）

①洪大容《乾净筆譚》載洪大容贈陸飛文曰：“丙戌之春，余隨貢使入中國，得與鐵橋、秋兩公遊甚驩（歡）。……吾將以先生之隱見而卜天下之事焉。”此贈文，洪大容《湛軒書·内集》卷三題作“忠天廟畫壁記”。《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225—228頁。

續表

①此文當是張又齡贈送給李晚秀。理由如下：張又齡《書巢記》有云：“海東進士李君好蓄書，常取陸放翁舊號名其室曰‘書巢’，索余爲記。”《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454頁。李晚秀的書齋名爲“書巢”。李晚秀《書巢記》有云：“余藏書：經有《易》、《書》、《詩》、《語》、《孟》、《庸》、《學》、《大全》五十册，史有三《漢書》八十八册，子有《朱子大全》六十册，集有《全唐詩集》百二十册、《古文淵鑒》□册，而扁其壁曰‘書巢’。”李晚秀《屐園遺稿》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68册，第66頁。

由以上表格可見，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贈文主要有兩個特點：

1．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贈文（即時創作而相贈的散體文章）現存16篇，其中朝鮮文人寫給清人的有9篇，清人創作的有7篇。其數量要遠遠少於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贈詩、唱和詩、來往書信和筆談等的數量。可見，贈文並不是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主要交流形式，而是兩國文士交往過程中的小插曲。與其他形式相比，贈文的創作顯然要比贈詩繁瑣、困難許多，且又不如尺牘來往、筆談等便利，因此，此種形式不爲中朝文人所常用。

2．在所有中朝文人贈文中，洪大容、金在行與清浙杭三士（嚴誠、潘庭筠、陸飛）間的贈文最多，有10篇，占到贈文總數三分之二。就這些贈文内容考察，或期勉對方，或相互共勉，或表達對友人去世的哀悼之情，或記寫對方的住所環境等，多是用來表達對友人的深厚情誼。也正是由於他們雙方間的真摯情意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中最爲突出，所以他們會不嫌繁雜而盡心爲對方撰文並相贈。

（三）墨寶：主要包括繪畫、書法作品以及古代碑刻拓本等。中朝文人在交往中，也常以書畫作品的饋贈來表達情誼。互贈的墨寶中有自己的作品，也有前人和近代人手迹。自己親自書寫以贈對方的，如俞拓基《燕行録》有載：“渠袖來銀面紙一張，余與副使（筆者按，尹陽來）割半，各書杜詩五言律一首以贈之。余書《岳陽樓》詩，下書‘壬寅三月海東歸人書奉彭坦秀才’。” 俞拓基《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8册，第124頁。又如，朴趾源在瀋陽商樓與裴寬、李龜蒙、費穉、田仕可等筆談時，書潘庭筠《送金養虚》七絶一首，畫古松、怪石、墨龍等贈予諸位友人朴趾源《熱河日記》，第46頁。。爲朝鮮文士書寫堂號，在十八世紀的中朝文人交流過程中也時有發生，如1777年（丁酉），博明書贈柳琴“幾何室”堂號，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中江榷使博明》載云：“丁酉春，家叔父自燕因訪之，……家叔父堂號‘幾何室’，明以八分書贈，頗遒峻。” 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贈送前人或近代人的書畫作品，如洪大容曾寄贈宋文欽隸體黄太史語八頁、李麟祥篆體二頁、尹淳書長幅一頁、李匡師草書四頁等與潘庭筠注12。又如，清人胡迥恒曾贈《松下仙人圖》與朴趾源朴趾源《熱河日記》，第95頁。。

注12：洪大容《與秋書》（大容白：去歲七月……），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13頁。

（四）文房用具和紙扇等：包括筆、墨、硯、紙張、水注等等。此類物品一般多爲文人所喜愛，故成爲兩國文人贈品中的常見之物。如金善行給嚴誠、潘庭筠書信的禮單中就含有雪花紙二卷、倭菱花紙二卷、簡紙二十幅、各色扇三柄、筆二枝、墨二笏等注13。又如1797年（丁巳）春，紀昀寄贈洪羲俊招文袋鑲墨一件、舊田黄引首一件紀昀與洪羲俊書（丁巳春）（紀昀頓首頓首，致書薰谷世講侍史……）外附禮單，洪羲俊《傳舊》卷四。。1798年（戊午），紀昀在給洪良浩答書的同時，贈送洪良浩端硯、丹砂研山、程君房墨、威斗、葫蘆茶注等參見洪良浩《與紀尚書書（戊午）》（前冬憲書之便……），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第333頁。。

注13：金善行《與鐵橋、秋》（雖未能更承清誨……）書後附禮單，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宰相》，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需要指出，除了上述幾種中朝文人常用的贈物以外，還有其他諸多物品被用作贈物，如金善行贈送海産品、烟袋與嚴誠和潘庭筠注14。又如，李調元曾通過柳琴轉贈落花生與李德懋，李德懋爲此寫有《柳彈素（琴）饋李雨村所贈落花生》一詩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189頁。。又如，在1774年（甲午），郭執桓有印章二方寄贈洪大容柳得恭《郭東山執桓》，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詩選》。。再如，在1778年（戊戌），沙窩堡賈姓老人有藥材白芥子贈與李德懋，李德懋有詩句云：“貽予一匊白芥子，托種青丘憶老身”等李德懋《沙窩堡賈老人歌》，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198頁。。綜上，中朝文人間的贈物雖然多種多樣，但大多是爲了傳達對友人的情意，這是中朝文人間互有贈物的最重要特徵。

注14：參見金善行《與鐵橋、秋》（雖未能更承清誨……），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宰相》，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最後需要指出，雖然中朝文人的交往形式可以分爲六大類：筆談與口談、詩歌唱和、請序題跋、書信往來、文學批評、贈送物品等，但是一般説來，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在交流時並不是單獨使用某一種形式，而是視相關情形的不同而綜合采用多種方式，這就使得兩國文人間的文學與學術交往精彩紛呈，其内容也由此而變得更加引人入勝。

第五節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内容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的形式非常豐富，有暢叙筆談、詩歌贈酬、書信往復、請序求跋、文學批評、贈書貽物等，這就使得當時中朝文人的交流内容也顯得非常龐雜。特别是在筆談和來往書信中，兩國文人傳遞的信息量非常之大，這在以往的中朝文士往來中未曾出現，可以説，豐富性是當時兩國文士交流内容的最大特徵。就現存十八世紀筆談資料、往復尺牘考察，其内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宗教、制度、風俗等諸多方面，分别闡述如下：

一、禮制風俗

朝鮮自古以禮儀治邦，以“小中華”自居，十八世紀時仍是把儒學作爲國家主導思想，非常重視文教儀禮。出於這樣的文化傳統，朝鮮文人在與清文士筆談、書信往復時，對中國的禮儀、風俗等有著濃厚的興趣，談禮問樂，詢問衣冠是中朝文人交流時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李商鳳《北轅録》卷四載副使趙榮進與清舉人胡少逸的一段筆談：

副使問喪婚之禮。曰：“禮從俗，竟無一定之禮。喪禮，大概從文公家禮。至婚禮，則從俗居多，各家不同不能畫一。”曰：“婚禮，親迎否？”曰：“親迎之禮，北方尚有行之者，我南方不行久矣。晝行禮者甚多，本京旗人有昏而行禮者。”曰：“三年之制，如何？”曰：“成服擇日，大概不出三日。至於三年之制，則一也。”曰：“祭服用《朱子家禮》否？”曰：“各家用各人祖先自定者，大概四時之祭一如也。祭時之禮，則各有不同。”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54頁。

在這段文字中，趙榮進向清人胡少逸詢問清朝當時婚喪之禮的執行情况，胡少逸據實以告。又如，洪大容通過書信向清人孫有義詢問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禮俗的具體問題：中國的椅凳踞坐之禮、中國之不用匙始自何代、牛之穿鼻的風俗、直隸以東女紅止於鞋底而他不與的原因等等。孫有義對洪大容提出的這些問題一一作了詳細解答洪大容《與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6頁。。

這些關於清朝禮俗的筆談記録在十八世紀的燕行録中俯拾皆是：如1712年（壬辰），閔鎮遠與清貢生丁含章的筆談；同年，柳述與山海關井姓教授；同年，金昌業與高陞，與張奇謨，與寓所劉姓主人，與漢人榮琮，與秀才康田等的筆談；1713年（癸巳），崔德中與沙河驛三皇寺老僧；1720年（庚子），趙榮福與錢兆豫；同年，李宜顯與秀才馬倬；1727年（丁未），姜浩溥與秀才程;1731年（辛亥），趙尚絅與徐姓文人；1732年（壬子），李宜顯與生員王天壽；1752年（壬申），南泰齊與訓長扈湘；1755年（乙亥），李基敬與盛堯章；1761年（辛巳），李商鳳、李鳳焕與舉人胡少逸；1766年（丙戌），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與鄧師閔；同年，洪檍及金善行與嚴誠、潘庭筠；1780年（庚子），朴趾源與王民皞，與郝成；1783年（癸卯），李田秀與胡姓人，與張又齡；1791年（辛亥），金正中與程嘉賢；1799年（己未），徐有聞與清户部王郎中的筆談等等，都大量涉及明清衣冠、朝鮮衣冠的話題。這些禮俗話題在筆談中大量出現的原因在於：清朝入主中原後，改變了明朝原有的一些風俗習慣，比如清人的衣著打扮、男人髮式等方面確實與明朝人有很大差異，因而，出於對儒家傳統禮儀的尊崇，對明朝“事大”的思想，朝鮮文人與清文人交流時往往會談及男子的衣冠、剃髮等，主要意圖一方面是想知道其具體情况，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瞭解對方對明朝和清朝的態度。

朝鮮文士除對衣冠的話題感興趣外，他們對於清朝的其他風俗也有一定的關注。如女子裹脚是中國古代長期以來所特有的畸形風俗，它的獨特性、畸形性也吸引了一些朝鮮文人的注意。如1761年（辛巳），李商鳳、趙榮進與清舉人胡少逸筆談時，就問及中國女子纏足的源起，有云：“漢女繭足昉於何世？其爲説又不同，或以爲出自商末，或以爲肇自漢季，將何適從？”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54頁。 1766年（丙戌），洪大容向嚴誠、潘庭筠詢問：“婦女小鞋始於何代？” 洪大容《乾净筆譚》, 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76頁。 1783年（癸卯），張又齡與李田秀筆談時，李田秀也問及女子纏足最早始於何代，是出於何因等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34頁。。又如，朝鮮文士有時也向清人打聽婚禮的習俗。1766年（丙戌），洪大容向嚴誠、潘庭筠問及中國婚禮的拜法，嚴、潘告訴其杭州漢人四拜：同拜天地祖先、見舅姑行八拜禮、夫婦同拜各再拜。並有云：“《家禮》遵行者少，此皆俗禮。” 洪大容《乾净筆譚》, 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26頁。

二、科舉時文

對兩國科舉規制的關注，包括對時文即八股文的看法、滿人和漢人不同的科舉政策等，是筆談、來往書信的重要内容之一。無論是在清朝，還是在朝鮮，科舉都受到文人們的高度重視關於古代中國文士對科舉的重視，中國有諸多文獻、著作、論文等可參考，兹不贅述。關於古代朝鮮文士對科舉的重視，可參見韓國李成茂撰，張璉瑰譯《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因爲科舉爲中下層的士人進入仕途提供了一條最爲穩健、相對寬闊的道路，所以，當時兩國有不少文人爲了贏得科舉而耗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將其視爲畢生事業者也大有人在。科舉作爲古代中朝文人極爲重要的人生大事，自然會成爲他們交流時的重點話題之一。

圍繞科舉這一個話題，中朝文人間的筆談、書信内容極其豐富，涉及兩國科舉的諸多方面。其中，談論清朝或者朝鮮科舉考試科目、場次等基本情况的交流最多，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載録有1712年（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金昌業在薊州與秀才康田就清朝與朝鮮科舉的考試科目、場次、設考年份、録取名額等所作的筆談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532—533頁。。盧以漸《隨槎録》載録的盧以漸與博明間的筆談也涉及科舉基本情况的交流等參見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96頁。。又如，洪大容在書信中向孫有義詳細詢問中國科舉的基本情况，有云：“貢舉法，有童生、貢生、秀才、舉人之别，願聞其制。省府州縣每年選士幾人？選之之法，各用幾日？所試詩文，其體幾何？時文號以八股，是何義也？”孫有義對這些問題詳細作了解答，其字數有千餘字之多洪大容《與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5頁。。

此外，圍繞科舉這一話題而交流的其他内容還有很多。有談及清朝科舉之弊的，如閔鎮遠《燕行録》載1712年（壬辰）三月二十五日，住家侄子（王姓）言中國科舉“近年來大段淆雜，勿論文武科，才雖入格，無賂則拔去矣” 閔鎮遠《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218頁。。有對清朝學子所學科文的談論，如1737年（丁巳）九月十三日，李喆輔在十里堡李家莊，與清年輕學子李成璧、李成玉交换對二人所學科文的看法，有云：“科文之誤人到底如此，可嘆。” 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445頁。有談論清科舉主考官是否公正的，如1737年（丁巳）九月十四日，在白塔堡，李喆輔向符姓、王姓兩秀才詢問：“試主之取之也果能一於公而無私乎？”答云：“何可私也？雖欲私，畏法不敢耳。”李喆輔又問：“法如何？”答云：“試主，殺之，學者，則斥戍邊地矣。” 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446頁。有談論在中國參加科舉考試費用情况的，如1752年（壬申）十二月三日在鳳城，南泰齊向扈湘詢問：“（赴舉）一科之費爲幾何？”答曰：“君門遠，往來費用約五十金。” 南泰齊《椒蔗録》,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42頁。有談及清朝科舉中的恩科的，如1774年（甲午），清庶吉士邱庭漋、許兆椿告訴嚴璹“康熙癸巳特開萬壽恩科，爲古今曠典，已後相因，遇萬壽則皆有恩科”等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4頁。。還有談及八股文程式及其代表作家的，如1727年（丁未），姜浩溥向程詢問：“何謂八股，願聞之。”程曰：“八股即科文規矩也。先爲破題，次承題，再復論題，次小喻，又中喻，篇終又有終條之節，一篇大勢定矣。”當姜浩溥云：“此六股，非八股也。”程又有云：“末又有篇終、譬喻。此喻甚少，故不舉也。”後，程還向姜浩溥介紹了中國寫作八股文的高手，如王世貞、唐順之、歸有光等姜浩溥《桑蓬録》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15頁。。又如，清文人孫有義與洪大容書中也較爲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八股文的起源和結構特徵參見孫有義與洪大容書（郡王、親王、輔國公之秩……）, 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3，第174頁。。

在筆談時，一些清文士對朝鮮的科舉頗感興趣，也向朝鮮文士詢問相關情况。有問朝鮮取士之法的，如1720年（庚子），李器之告訴清人鄭愉朝鮮的科舉開科名目，有云：“有明經科，背誦《四書》、《三經》，没注也。有詩賦、《四書》疑問、《三經》義、表、策、論、箴、銘、頌等制述科，名目甚繁，不可倉卒説盡。” 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二，《<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280頁。有談及朝鮮科舉試題的，如1780年（庚子），博明向盧以漸詢問他參加的進士科考試中的初試題和復試題情况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97頁。。

總之，無論是在十八世紀早期，還是在中後期，科舉以及相關問題一直是中朝文士筆談時的焦點話題。

三、經義文學

對學術、文學等的研討，包括對古今經學、文壇學者、文章著述等發表評論，指陳得失，以及爲人、治學之道的相互切磋等也是中朝文人筆談和書信的主要内容。隨著朝鮮文人與清文人的交往越來越深入，十八世紀中後期，一大批朝鮮文士在與清文士交流時，開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古今學壇的相關情况，同時也對清代文壇給予了高度關注。如1760年（庚辰）出使到中國的李商鳳、李徽中、李鳳焕與國子監琉球官學教習潘相的一段筆談記録，顯示出朝鮮文人對清代學術、文壇狀况的關注：

家君曰：“在京經學文章，以誰爲最？”相曰：“以經學文章名者甚多，不能悉數。爲國子監觀保、全魁、陸宗楷三人亦是。”問：“徐健庵有文集否？”曰：“徐文近日不甚作，故亦不顯也。近日方望溪諱苞之文甚好。”聖章聞其來而來，問：“舉子、秀才中能文能詩者，一一明告我。”曰：“能詩文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聖章曰：“沈歸愚年今八十九云，老境詩律亦能如牧齋諸人否？”潘君無所答。……聖章曰：“牧齋之文，近日不之尊尚麽？”曰：“亦不甚見的尊尚。”曰：“侯朝宗、魏叔子、汪琬之文，優劣何居？願聞賞鑒。”曰：“當以侯爲第一，魏次之，汪又次之。”曰：“楚中近日詩文之士煞有名稱者，誰也？”曰：“近日詩文士頗多，但自熊、劉後，亦少見其卓然成大家者，且現在之人未嘗論定，不敢以聞。”曰：“熊、劉名號，可聞歟？”曰：“劉子壯號克猷，熊伯龍號次侯。” 李商鳳《北轅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48—849頁。

由這段文字可見，李商鳳、李徽中、李鳳焕對以經學、文章稱名於世的清文士非常感興趣，希望潘相能够明明白白地加以告知。雙方圍繞清著名詩文作家作品評，人數多達11人。涉及的作家有徐乾學、錢謙益、侯方域、魏禧、汪琬、劉子壯、熊伯龍、觀保、全魁、陸宗楷、方苞等。

綜觀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筆談和書信内容，雙方圍繞儒學的研討是兩國文人交流學術心得之時的核心内容。究其原因，儒學在中朝都有著優良的傳統、深厚的根基，朝鮮文士俞拓基就指出：“本國儒士讀《四書》、《五經》，尊尚晦庵夫子，經史子集、百家書都有，絀佛法，擯巫覡。” 俞拓基《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8册，第123—124頁。而當時的清朝雖有所謂的漢學、宋學之争，但其本質都是儒學内部治學的分歧，儒學同樣是清朝社會的主體思想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册）第十五章《清代道學之繼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02—343頁。。因而，在兩國都崇尚儒學的大背景下，對儒學中一些重要問題的辨析自然成爲了雙方文人學術交流的重點。兩國文士圍繞儒學這個大話題，進行了諸多方面的辯論和研討。如1780年（庚子），盧以漸多次與博明筆談時，他向博明問到了一系列關於儒學的問題。試看盧以漸的問語：“曾聞□□道學分爲二，朱陸並行，今則折或歸一耶？”“當今之學者以陸、王爲正耶，以程、朱爲正耶？”“今之學者有能得程、朱之嫡傳者耶？”“大朝所尚三教之中，誰爲最崇耶？”“程、朱之孫有聞顯人耶？”“《大學》首章明德指性而言耶，指心而言耶？”“格物之格字，象山翁謂之捍也，未知何如耶？”“《春秋》夫子爲治之書也，傳之者有四家，未知何説爲最長耶”等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94—97頁、第106—109頁。。這些問題就涉及朱陸之學的發展變化及地位高低、程朱之學的傳承、儒釋道三家區别、儒家名物概念、經典學説的理解等方方面面。需要指出，盧以漸所詢問的這些儒學問題，絶大多數内心早已有答案，他向博明提問，其真正意圖是爲了加以確認或辯證。又如，“性”一直是儒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歷代大儒都有自己的見解，洪大容爲了向嚴誠表明朝鮮學者的看法，特意在給他的書信中附上渼湖金元行的《論性書》全文注15。

注15：洪大容《與鐵橋、秋》（夜來僉履萬安。昨覆承慰……），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高士》，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5册。

此外，朝鮮文士與清人就儒學問題研討時，有探討朱熹與陸九淵之學異同、評論歷代著名儒家學者學説的，如《日下題襟集》有載：“二月初三日，金、洪二君訪余及蘭公於寓舍，蓋有感於李公之言也。命紙作書，落筆如飛，辨論朱陸異同及白沙、陽明之學至數千言。” 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秀才》，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又如，洪大容不完全贊同嚴誠對《詩小序》的看法，因此在1766年（丙戌）二月初十日《與鐵橋、秋》書中，他詳細談論了自己對《詩小序》内容的看法，認爲其“點綴爲説”、“强意立言”，並指出《<四書>集注》中《詩經》注就是朱熹的真實見解而非門人之見，稱“則乃其深得乎詩學之本色，而發前人所未發也”注16。有雙方論及儒商之辨、貧富之辨、兩國大儒學術高低之辨的，如程與姜浩溥就這些問題進行過徹夜筆談參見姜浩溥《桑蓬録》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17—519頁。。有談及佛、儒區别這個傳統話題的，如洪大容與嚴誠筆談。也有涉及古代經書真僞話題，如盧以漸向博明詢問：“《書經》，通政事者也。而大道之首載者，即欽之一字，爲萬世心學之本也。其文灝噩而盤誥，不類於前，不類於後，抑或後人之所述耶？” 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108頁。可見，中朝文人圍繞儒學的交流涉及衆多方面的内容。

注16：洪大容《與鐵橋、秋》（夜來僉履萬安。昨覆承慰……），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高士》，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5册。

由於中朝都崇尚儒學，修身、爲學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而關係篤厚的兩國文人在筆談、尺牘往復中也會時常涉及爲人、治學之道的探討，以達到相互期勉的作用。如洪大容在《九月十日與鐵橋》書後專門附有别紙，列出六種古今人品、五種世俗之心，並加以詳細品評，其寫作意圖如其所云：“古今人品概有六等，今排定位次，以爲勸懲之準。” 洪大容《九月十日與鐵橋》（大容頓首白：初秋一書，已關崇聽否……），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高士》，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5册。嚴誠在答書中也提出自己的爲人治學之法，有云：“湛軒與弟皆年近四十，進德修業，宜及此時。弟以爲，且先理會變化氣質，弟亦知聖賢可學而至。……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則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其於盡性，至命之説，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虚之論，如是而已矣。” 嚴誠與洪大容書（去秋承惠書，即於本年接閲……）, 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5，第273—274頁。又如，洪大容在給清人趙煜宗的書信中，向其介紹了讀書、誦書、看書之法，提出“專心體究”、“參之古人”而“反之吾身”,“以意逆志”等治學原則洪大容《與梅軒書》（客秋有書……），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0頁。。

十八世紀中朝文士圍繞文學所進行的交流内容也極其豐富，他們一方面有著大量的詩歌唱酬、撰序題跋等的創作行爲，另一方面他們在筆談、書信中還圍繞兩國古今作家、書籍、作品等話題進行了大量研討。這在十八世紀中後期的中朝文人交流中表現得尤爲明顯。以洪良浩、朴趾源、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等爲代表的北學派文人就曾與一大批清文士就文學創作、作家作品等進行過深入的觀點交换。如，洪良浩與紀昀通過書信圍繞文學的創作目的、創作動因、門户之争等有過比較詳細的探討參見本書上編第三章第三節《洪良浩與紀昀交遊考述》。。又如李德懋在與潘庭筠書中，向其詢問張中丞訂集、汪琬詩文、邵長蘅與毛奇齡等人的有關情况，及向其介紹了朝鮮著名儒士李珥的概况等參見李德懋與李調元書（去年冬，友人柳彈素……）、李德懋與潘庭筠書（初夏修書以後……），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7頁、第265頁。。再如，柳得恭和朴齊家在出使到北京後，經常與熊方受、蔣祥墀等清友人品詩論文，柳得恭自云：“玉河館西壁爲庶常館。余與次修屢往談詩。” 柳得恭《灤陽録》卷二，第66頁。綜上，在十八世紀中後期，一些相交好的中朝文士在筆談和尺牘中，不同程度地都會涉及文學話題的交流。

四、清朝宗教

自古以來，宗教一直與中國的政治、時局等有著密切的關聯，在清朝康熙、乾隆時期也不例外。清朝廷、清文人一般都對宗教問題有一定的關注，而出使中國的一些朝鮮文人對關涉時局的宗教同樣也很感興趣，因此它也成爲了中朝文人筆談、尺牘交流的重點内容之一。

有涉及佛教的筆談，十八世紀談論佛教的焦點在儒釋之辨上，如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李田秀、李晚秀與張又齡等的筆談參見洪大容《乾净筆譚》, 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53—57頁。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32—233頁。都就此話題進行過詳細的探討。又如朴趾源與蒙古人破老回回圖曾就因果與輪回之異展開過激烈論辯參見朴趾源《熱河日記》，第173頁。。再如，洪大容在給嚴誠的書信中請他談論對儒、道、佛三教的見解等，有云：“凡此其同中之異，似是而非者，願聞其説。” 洪大容《九月十日與鐵橋》（大容頓首白：初秋一書，已關崇聽否……），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洪高士》，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5册。後，1767年（丁亥），嚴誠與洪大容書中對提出的問題一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參見嚴誠與洪大容書（去秋承惠書，即於本年接閲……）, 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5，第275—278頁。。

有涉及道教話題的交流，如1720年（庚子）十月初三日，在北京白雲觀，李器之與道士李元堈進行了詳細的筆談。李器之向其詢問“此觀聞有張天師，今在否”、“龍虎山在貴溪否”、“此中有讀經修道的道士否”、“全真教是修養之術，法家作用是符咒術否”、“道法高明當處深山中，怎隨皇上奔走風塵中”、“此有何等道書”、“讀敕賜書豈可爲仙”、“既以丹房爲名而不見鼎爐之屬，何也”等等有關於道教的問題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325頁。。又如，洪大容通過書信向孫有義詢問道教的符章祈禳之術是否有益於生民。孫有義在答書中有云：“張天師後裔藉符咒而祈雨除妖，頗有神驗，固非無裨於民生者也。” 洪大容《與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6頁。

有涉及西藏宗教的筆談，如朴趾源在出使期間就曾與一批清文士有過這方面的詳細交流。翰林庶吉士王晟曾詳細告知朴趾源班禪始末朴趾源《熱河日記》，第179—180頁。。朴趾源亦自云：“明日，（王晟）訪余天仙廟，語番僧事甚詳。” 同上，第180頁。郝成也曾向朴趾源談論過活佛照膽鏡、活佛來歷等同上，第166—167頁。。尹嘉銓也詳細回答過朴趾源所問“法王投胎何異輪回”、“黄教乃黄老之道耶，抑亦黄白飛升之術耶”等問題同上，第174—175頁。。敬旬彌也曾詳細告訴朴趾源黄教的來歷和發展同上，第182頁。，朴趾源自云：“仰漏者，蒙古人，敬旬彌字。與余言，有僧名道實之論。” 同上，第168頁。又如，1760年（庚辰）出使中國的趙、趙鼎説與太學助教張元觀亦談論過西藏宗教。張元觀有云：“喇嘛别有經説，善醫事，不戒殺，與天竺教不同。其法行於蒙古回部，最靈，故奉事惟謹利。” 徐命臣《庚辰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62册，第149—150頁。十八世紀中朝文士在書信來往時，也有就西藏宗教問題交流的，如洪大容在書信中向孫有義詢及西藏喇嘛，孫有義在答書中有云：“喇嘛之號起於本朝，在前則曰胡僧，曰西藩僧。來中國者，皆有道行，非若今之驕悍全無山人氣者比也。今則皆邊外之蒙古人爲之，亦有四方無賴之徒充之者，然其間有大喇嘛號爲活佛，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則又不可以尋常論也。” 洪大容《與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6頁。

此外，還有涉及西方天主教話題的交流。隨著西方宗教的傳入，十八世紀北京出現了一些教堂。作爲一種新現象、新學説，它自然會引起來到北京的朝鮮文人的關注。天主教堂成爲了他們經常觀覽的場所。在中朝文人筆談中，朝鮮文士有時也會向清文士詢及天主教的有關情况。如張元觀與趙鼎説筆談答問之書載：“泰西所著論説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從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無祭饗。” 徐命臣《庚辰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62册，第150頁。又如，清人王民皞向朴趾源介紹天主教有云：

耶蘇（穌）者，如中國之語賢爲君子、番俗之稱僧爲喇嘛。耶蘇（穌）一心敬天，立教八方，年三十遭極刑而國人哀慕，設爲耶蘇（穌）之會，敬其神爲天主。入其會者必涕泣悲痛，不忘天主，自幼立四條信誓，斷色念，絶宦欲，有敷教八方願，無更還故土戀。名雖闢佛，篤信輪回。明萬曆中，西土沙方濟者，至粤東而死，繼有利瑪竇諸人。其所爲教，以昭事爲宗，修身爲要，忠孝慈愛爲工，務遷善改過爲入門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西方諸國奉教已來千餘年，大安長治。其言多誇誕，中國人無信之者。朴趾源《熱河日記》，第225頁。

王民皞談及了耶穌性質、天主教信條教義、中國人對天主教的態度等。後當朴趾源問及佛教、天主教孰優時，他又明確表明態度，有云：

西學安得詆釋氏？釋氏儘爲高妙，但許多譬説終無歸宿，纔得悟時，竟是一幻字。彼耶蘇（穌）教，本依稀得釋氏糟粕。既入中國，學中國文書，始見中國斥佛，乃反效中國斥佛，於中國文書中，討出上帝、主宰等語，以自附吾儒。然其本領，元不出名物度數，已落在吾儒第二義。朴趾源《熱河日記》，第226頁。

由此可見，王民皞對天主教是持冷眼旁觀的否定態度，認爲其還不如佛教高妙，衹“依稀得釋氏糟粕”而已。

一些中朝文士在來往尺牘中也就天主教的有關問題進行過交流。如，洪大容在書信中請孫有義談談對天主教的看法，有云：“近聞中國多崇其學，害甚異端。若其算術、儀象之巧，實是中國之所未發，大方評議云何？”孫有義在答書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有云：“泰西之學，以邪教論，其爲例禁也久矣。間有無知之輩崇其教者，地方官察出，即置重法，故不特未見其書，抑且不聞其人。至於算術、儀象，一切製作之巧，實中國之所不廢。” 洪大容《與孫蓉洲書》（前歲十一月書、詩……），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26頁。孫有義指出，雖清朝地方官嚴禁百姓從信天主教，但其算術儀象的長處還是得到了清廷的認可和采納。又如洪良浩《與紀尚書書（丁巳）》中專門用别幅詳細談了自己對天主教的看法，認爲“其周天之度不出羲和之範圍，推步之術全用黄帝之句股，乃是吾儒之緒餘也。所謂奉天之説，亦本於昭事上帝之語，則未可謂無理，而稱以造物之主，裁成萬物，乃以耶穌當之，甚矣。其僭越不經也，况又滅絶人道，輕捨性命，斁倫悖理，非直釋氏之比，實異端之尤者也”。在强烈地對天主教質疑後，洪良浩請紀昀通過書信來談談對天主教的看法洪良浩《與紀尚書書（丁巳）》（昨年貢使之回……），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第331頁。。後來，紀昀在答書中也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觀點，指出天主教“其志必欲行其教於中國，而究之，萬萬無行理”。其原因在於“中國則聖賢之教素明，誰肯毁父母之神主，絶祖宗之祭祀，以天主爲父母祖宗哉”。因而，紀昀認爲“彼法第一義，即是彼法第一礙”,“其謀所必不成，真一大愚而已矣” 紀昀與洪良浩書（紀昀頓首頓首，敬啓耳溪先生閣下：闊别久矣……），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書》卷一六，第332頁。。由此可見，紀昀對當時清朝的儒學根基充滿信心，因而他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不以爲然。

五、明朝史事

在絶大多數時期内，朝鮮與明朝一直保持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朝鮮長期以來對明朝奉行“事大”的政策，在外交關係上，兩國使行文人來往不斷，其中有些文人間還建立了深厚的異國情誼，成爲了後世流傳的佳話。明朝在“壬辰倭亂”時，積極派兵援助朝鮮，抗擊倭寇，更是使得其國一大批文士對明朝懷有特殊的親密情感。當明朝滅亡後，明朝史事自然得到了出使中國的文士們的特别關注，成爲了彼此交流時的重要内容。如李喆輔向清人林本裕打聽載録明朝末年史事的書籍，云：“明季事終未詳，或有野史可觀否？”林本裕云：“書坊中有一部《綱鑒直解》。明末事雖不甚詳，却有載於中者。野史，自史事一案，久矣盡絶。” 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450頁。

關於明朝史事，雙方文人筆談交流最多的是有關明亡以及吴三桂的史事。因爲吴三桂與明朝的滅亡有著直接關係，而他在清朝起兵叛亂又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朝鮮文人在與一些清人接觸時，也特别關注吴三桂其人其事。如李田秀、李晚秀與張又齡筆談時，李氏兄弟有問：“永曆皇帝不知究竟。或云後在安南云，然否？其亡果在何時？”“三桂之叛本朝，爲明朝地耶，抑自圖割據耶？”“吴之國名云何？初在雲南，後封何地？傳聞其子爲駙馬，則何故反耶？或云三桂之侄多勇善戰而中丸死，兵遂不振云，然否？” 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35—236頁。從這一系列關於吴三桂的問題，可見李氏兄弟對吴三桂其人其事的高度關注。此外，像金昌業與儒生王寧潘筆談時，也問及明末寧遠守將祖大壽及吴三桂諸事參見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55—456頁。。

吴三桂在清朝的勢力較大，他起兵失敗後，一部分部下流落到北方。朝鮮使者在使行路上與他們相逢，在知道他們的本來身份後，自然也會問及關於吴三桂的諸多事情。如十八世紀初期的使團多向吴三桂舊部郭朝瑞詢問事情，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有載云：“過新民屯，副使、書狀見郭朝瑞，有問答。朝瑞以吴三桂部下人，三桂敗後，配於此。前後使行多招見，問事情。南相九萬、崔相錫鼎特親厚，問遺久不替。” 同上，第418頁。又如，1725年（乙巳），趙文命與吴三桂舊將田生畸相識，兩人筆談之語亦多涉明末以及吴三桂諸事。趙文命用詩句記下了田生畸動情叙説吴三桂事情時的情形：“少時曾隸雲南幕，老去來爲關外氓。七十二年頭似雪，尚能揮涕説吴王。” 趙文命《贈田生畸》，趙文命《鶴岩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92册，第444頁。再如，1731年（辛亥），朝鮮使團書狀官李日躋與吴三桂幕賓林本裕有筆談，主要語及吴三桂起兵之事以及對吴三桂的評價等參見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83—284頁。。1737年（丁巳），海興君李橿與清人林本裕相逢後，同樣也談及吴三桂之事。姜世晃《題<華人詞翰帖>後》一文載：“又有林本裕（號辱翁）七絶一首，贈余姊兄海興君者。海興於丁巳冬，亦以正使赴燕，林乃贈此詩。林曾爲吴三桂從事，……與之語，多感慨激烈之意云。” 姜世晃《豹庵稿》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續）》第80册，第327—328頁。

與上述相關聯，出於對滿族的不滿和對明朝的懷念，一些使團文人對發生抗清事件的遺迹也非常感興趣，他們在與清人筆談時，也往往會問及相關情况。如宋家莊作爲朝鮮文士心目中曾經抗清的重要堡壘，一直爲衆多文士所關注，洪大容就曾説過“宋家城有名東國” 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183頁。。它的相關情况時常在朝鮮文士與宋家莊清人筆談時被提及。例如，李喆輔使行途經宋家莊時，向宋之四代孫詢問：“當時莊客幾何？而能防守乎？”“城與壇高且堅，如彼私力，何得辦此？”“歲入幾何？”“城内一村皆姓宋否？”等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466—467頁。。又如，李器之與宋家城文士宋重藩筆談時，向其詢問宋家城築城歷史、抗清的史實、上交税銀情况等參見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二，《<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281—282頁。。洪大容途經宋家城時，也向宋家一文士詢問過宋家仕籍、城池毁壞、先輩情况、納租情况等參見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183—187頁。。朝鮮文士所問詢的這一系列問題，無不體現出對明朝的深深懷念之情。

六、政治時局

筆談時，一些朝鮮文士對當前清朝政治狀况、社會發展、農業收成、税收情况等比較關注，主要是出於刺探情報的需要。這是十八世紀中期以前中朝文人筆談交流的重點内容之一。

在十八世紀，出使中國的朝鮮使團或多或少都有打探清朝當前政治、社會狀况等的職責，從而回國向國王禀奏。1745年（乙丑）正使趙觀彬有詩句云：“探得形情思自效，幾時前席奏吾王？” 趙觀彬《早發燕館，出朝陽門》，趙觀彬《燕行詩》,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617頁。因此，出使中國的一些使團成員有時也通過與清人筆談來探聽清朝的情報與信息。如1712年（壬辰）六月初八日，謝恩副使閔鎮遠在薊州與貢生丁含章相逢，知其爲皇明後裔後，便向他打聽目前清朝的政治形勢：

又問：“即今天下形勢或有陽復之望否？”對曰：“何敢望？提起來，珠泪自落。”又問：“嘗聞南方有兵釁，此事虚實如何？”對曰：“廣東有海賊，非海賊，乃真人也。魁首姓朱，自稱皇明王。張萬鍾、張飛虎兄弟即其將也。忽然而去，忽然而來，往來莫測。起兵三年，其勢漸大，清將四人敗戰投降，福建已失其半云。” 閔鎮遠《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325—326頁。

六月十四日，書狀官柳述在山海關與教授井姓人相逢，在得知其對明朝懷有深深情意後，也向他詢問了當前社會情况：

又問：“歷路城池無不頽圮而一無修葺處。豈東土偶如此，而南方諸處皆修城池否？”井曰：“天下皆然，一任頽圮矣。”柳曰：“近聞築城熱河云，此城何以設築耶？”井曰：“熱河即口外地也。皇帝以口外爲本土，視中國爲逆旅，故如此矣。”柳曰：“聞南方有警，果非虚傳否？”井曰：“南方距此絶遠，不得知之。而雖無外警，不久必有内變矣。”問其故，對曰：“皇太子、皇長子皆極不良之人也，而兩人嫌隙至深，决無相容之理，以此知其必有内變矣。” 同上，第333—334頁。

在與井姓人筆談後的次日，柳述便將所探聽的消息傳送給閔鎮遠。閔鎮遠在這次出使回到國内後，便將瞭解到的清南方形勢以及與其他清文人交流而得知的社會狀况一並向國王肅宗作了禀告。《肅宗實録》卷五一載録了閔鎮遠的禀告：

丁未，謝恩使朴弼成、閔鎮遠、柳述入來，上引見慰諭。……鎮遠曰：“臣到薊州，有一老人動止異於他胡。臣招來問其姓名，則答以朱言。又問姓貫，則以‘不敢言’三字書掌以示，曰：‘俺是皇親。’概問之，則以爲神皇第四子名毅然爲其曾祖……又問南方有警云，信否？答以廣東海賊實則皇明之孫。張飛虎、張萬鍾皆其將也。出没海中，軍聲大振，清將四人敗降，而福建地已有其半云。胡人一言，便索其價，而此人不爲索價，其所愴感似出誠心。且問於主人，則以爲‘其人乃丁含章’云。變姓名之説，亦似可信。……且在北京時，聞序班所傳張萬鍾之子作梗山東，又有鄭元軍率海上軍以‘定胡扶明’四字揭旗，所向無敵，略與朱言所傳相同矣。還到山海關，又聞教授井姓者言，以爲‘外患不足憂，而皇長子與太子仇隙轉深，蕭墻之患，可憂也’。” 《肅宗實録》卷五一“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條。

其禀告内容正是自己與清人丁含章、書狀官柳述與井姓人筆談時所得到的政治、軍事等信息。這也清楚表明三使與清人談政治、社會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探聽當時清朝的有關情報。將此作爲與清人交流話題的例子還有很多，尤其以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常見，如1723年（癸卯）出使中國的書狀官黄晸《癸卯燕行録》載他與一清秀才的筆談：

（黄晸）又問曰：“即今國中無征伐之事而一向太平耶？”答云：“新君登位，天下寧静矣。”又問年事，則答以“雨澤及時，農形大熟”云。黄晸《癸卯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7册，第275頁。

又如，農業是古代社會的根本，關係著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朝鮮使臣對清人田地耕種、收成、税收等情况也頗爲關注，把其作爲瞭解清朝的重要内容。如李心源《丁亥燕槎録》中載録了聖岩通過筆談向姚哥詢問農業的有關情况：

聖岩與主人之異姓四寸姚哥有文筆人，作筆談。問：“一日所耕之地爲幾畝，收穀幾許，官地之税亦幾許？”答曰：“一日可耕五畝，一畝可收石餘穀。五畝納税銀二或五分，此其大略也。”問：“一畝之大小爲幾許？”則曰：“周回爲一百四十步云。” 李心源《丁亥燕槎録》，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第1册，第310頁。

此外，像1701年（辛巳），書狀官孟萬澤向清人徐振明；1712年（壬辰），金昌業向清人榮琮；1719年（己亥），副使趙榮福向清人郭如柏；1722年（壬寅），書狀官俞拓基向清人彭坦與彭城；1727年（丁未），姜浩溥向清人程;1752年（壬申），副使南泰齊向清人李成仁；都曾詢問過清朝政治、軍事上關乎國家安定統一的隱秘問題，諸如，“錦州地方海賊今在何處，兵衆幾何？”“皇太子廢之，因何有此？”“近來西邊勝負如何？”“皇帝尚不建儲何也？”“此地去年豐歉如何？”“見今天下太平無有盗賊否？”“近京地方（盗賊）無有否？”“皇帝年老尚能勤政否？”“大要今日治耶，不治耶？”“仄聞年前有發兵西征之役云。西方今則已平歟？又聞蒙古或侵擾至奪據城邑云，果然而不至有深慮耶？”“西方緣何事聚兵？”“㺚子居何地方？兵力何如？”等等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32册，第489頁、490頁。趙榮福《燕行日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59頁。俞拓基《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8册，第120頁、第121頁。姜浩溥《桑蓬録》卷四，《<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545頁。南泰齊《椒蔗録》,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44頁。。這些朝鮮文士所提問題均涉及清朝重要的政治、軍事等事項。

七、圖書編纂

一些朝鮮使臣非常關注中國大型圖書的編纂情况，他們與清人圍繞《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大清會典》等話題的交流，也是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筆談的重要内容。清康熙、乾隆時期大興大型書籍的編纂，如康熙、雍正年間官修的《古今圖書集成》共有一萬卷，是繼明代《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大型類書；乾隆年間，國家又組織編纂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等。這些編纂活動在當時的影響很大，各種編纂信息在清朝社會、甚至同時期的朝鮮流傳，故而，一些朝鮮文士對《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給予了高度關注。如嚴璹就曾向邱庭漋、許兆椿打聽《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的基本情况，有云：“《古今圖書集成》，未知何等書？卷帙幾何？”邱庭漋、許兆椿答云：“亦以經史子集成類分編，共一萬數千卷，板藏内府，外間不可得見。或奉恩賞，間有流傳。” 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4—245頁。而就《四庫全書》的編纂情况，嚴璹向邱庭漋、許兆椿的詢問，則更爲仔細：

（嚴璹）先書曰：“昔年我使在館，與諸翰林日夕過從，今年則僉尊今日始來。前後院規或異而然歟？”邱執筆書曰：“向日庶常皆在院居住，近以修書皆在外住，因有公事，方一到館，非院規之異也。”問：“所修書即近來奉敕所修《四書》之役耶？”答：“即《四庫全書》。”問：“《四庫全書》修於闕中耶，在於外處耶？”答：“有在翰林院衙門者，有在内廷武英殿者，職司不同。”問：“外國人不見永樂書，今聞據此書改正云，大抵書例何如？”答：“書例周詳，難以枚舉。大抵收古今之遺書，搜名山之秘藏，爲曠代未有之盛典。”問：“收聚私藏文字之説亦得聞之，且聞《永樂大典》以韻次第集成，故《易》之蒙卦居先云。即今所修書，亦合經史子集而成之耶？”答：“《永樂大典》以韻統書，多繁瑣之處。今分經史子集四部，各自爲書，凡有關於民生政治及考證古今囗囗囗類，皆得以次編入。”問：“必是好書，何時可以卒功？卷帙當爲幾何？”忽有一人從外至，兩人起，囗囗亦起相揖。其人來坐余傍一椅，許指桌上所置座目中平恕之名，又指新到人。其人回顧余輩，略作詩，面人耳。仍奪許筆，以書曰：“《四庫全書》奉旨十年，《永樂大典》今年卒功。”問：“以十年爲期云耶？《永樂大典》不入《四庫全書》耶？”答：“入《四庫全書》者，不止《永樂大典》一種，此種今年可畢。” 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2—243頁。

這段筆談傳達出的《四庫全書》信息有：因編修《四庫全書》的需要，原先住在翰林院的庶吉士均在院外居住。因職司不同，《四庫全書》館分設於翰林院與武英殿兩處，分别辦理不同事務。《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既有聯繫又有區别。辦理《永樂大典》輯佚書在乾隆三十八年就可完成。《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存留下來的《永樂大典》衹是其中一種，其完成期限爲十年等。通過詢問和清友人的解答，朝鮮文士必然對《四庫全書》的撰修有更爲真實而客觀的認識。

此外，又如徐浩修、李德懋等人也與清友人有過關於《四庫全書》信息的詳細交流。徐浩修曾在信中向李調元打聽《四庫全書》的刊刻情况，李調元通過書信，詳細答云：“至我皇上修《四庫全書》，共抄寫四部：一部留大内，一部留圓明園，一部留文淵閣，一部留熱河。除四部外，並無抄本。間有刻者，不過聚珍板一二部，在武英殿，然不能購也，皇上賜人，則人有之。《四庫全書》四部皆抄本，無印本。《薈要》係皇上手邊披覽之書，亦抄本，無印本。大半爲部頭大，所以不能刻也。不過天府之藏，無書不有，以備文獻而已，非以流行天下也。《薈要》亦然。” 李調元與徐浩修書（貴幕下柳公來……）, 同文神交》，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李德懋在與清人交流時，對《四庫全書》也進行了詳細瞭解。其專門寫有《四庫全書》一文就是一個重要證據李德懋《四庫全書》一文，參見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五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册，第540—542頁。。李德懋在與潘庭筠面晤時，向其詢問《四庫全書》聚珍版書目，“潘庭筠出示小紙，列書書目二十餘種” 李德懋《四庫全書》，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五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册，第541頁。。其在給潘庭筠的書信中也詳細打聽《四庫全書》的有關情况，有云：“先生充編輯《四庫全書》之官云。四庫之名，如唐所定經史子集、甲乙丙丁之次序耶？大抵編次，如叢書《稗海》收其全書耶？幾部而幾卷耶？既包羅天下之書，則海外之書如朝鮮、安南、日本、琉球之書亦爲收入耶？若然，則略示其目録，如何？” 李德懋與潘庭筠書（不佞左海鯫生……），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册，第263頁。

南泰齊《椒蔗録》中還記載了李君則對《大清會典》的編纂情况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李君則以此書爲中心與清人博明交流數日之多。南泰齊《椒蔗録》載博明語：“李君則，奇士也。自入關以來，購《大清會典》一部。廣加詢訪，蓋欲得中原文獻之全。僕與談此書者屢日，乃定交焉。”南泰齊在與博明交流時，也問及此書，有云：“《大清會典》爲幾册，而何人撰成耶？” 南泰齊《椒蔗録》,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103頁。由上述可見，《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大清會典》等的編纂，不惟在清朝有影響，它們也引起了一些朝鮮文士的極大關注。

朝鮮文士對清朝編纂圖書的强烈關注意識，還表現在他們對中國書籍中記載的朝鮮事主動地進行糾錯，這也是他們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洪大容在給潘庭筠的書信中專門就朱璘《明紀輯略》中記載的“朝鮮王諱沉湎於酒”、“聽嬖臣李德馨言”、“統制使李舜”、“朝鮮國王李琿爲其侄李諱所簒”、“琿仁柔”、“李諱走馬試劍云，掌官誥令”、“密約琿繼祖母王大妃，三月初九日在宫中舉火”、“登萊巡撫袁可立疏言，如果不道，當聽大妃具奏，静候朝廷處分”、“念昔年禦倭之恩，思報中國，致罹今日之變”等諸事條，一一作了詳細辨證和糾謬，並將此文題作“《明記（紀）輯略》辨説”，以突出其糾錯的寫作意圖注17。洪大容的辯駁有理有據，博得了潘庭筠的充分肯定，其有云：“示憲文王事辨，從王阮亭《池北偶談》中見載一疏，亦辨此事，與尊辨同。阮亭詩名品望爲國朝第一，學者多宗之。其言足以徵信，亦可破青岩訛謬之説矣。”注18指出其辯解觀點與清朝大學者王士禛相同，值得徵信。朝鮮文人向清文士糾謬書籍中所載朝鮮人、事的典型例子還有：筆談時，朴趾源向尹嘉銓、王民皞指出《詩綜》中載録朝鮮人和事的有關錯誤；又向奇豐額、尹嘉銓指出尤侗著《外國竹枝詞》中記録朝鮮文字的錯誤等參見本書上編第五章第一節《朴趾源與清文人的交遊》。。

注17：洪大容《與秋書》（大容白：去歲七月……），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09—111頁。

注18：洪大容《與秋書》（大容白：去歲七月……）附潘庭筠答語，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杭傳尺牘》,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13頁。

八、清朝禁書

清代爲了杜絶不利於統治的思想傳遞，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書籍的刊印和流傳控制極其嚴格，一大批有或疑似有反清思想的書籍都遭到了禁毁。一批文人對於清朝禁書以及作者等的打聽，也是中朝文士筆談的重要内容。

清朝對於那些有反清言論的書籍查禁很嚴，《四庫全書》在編纂之時，一大批書籍也被列在禁毁、删訂之目。由於絶大多數朝鮮文人本身對明朝懷有“事大”、感恩的情愫，因此對於禁書，他們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如1778年（戊戌），李德懋來到北京後，就見到朝廷查禁書籍的詔書，他在《四庫全書》一文中云：

戊戌遊燕時，見坊曲揭黄紙詔書，嚴禁錢謙益、屈大均、金堡三人遺集。毁板焚燒，勿遺片言，藏者抵罪。蓋謙益則以明朝宰相，投降清朝，而其述詩文，侵斥不已。大均、堡革世後，托迹編流，亦斥清朝故也。至若已死於明朝者，如黄道周、劉宗周輩，其於疏章間，或有凌侮清人之語，此係爲其本朝，衹可抹去侵斥之句語，亦爲謄寫《四庫全書》中。其大略如此。問琉璃廠書四（肆）陶生，則以爲塗抹句語之書，如《亭林集》、《三魏集》之類，可至三百餘種云。李德懋《四庫全書》，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五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册，第540頁。

在看到朝廷查禁錢謙益、屈大均、金堡三人書籍的詔書後，李德懋主動思考了它們被嚴禁的原因，並向書商五柳居主人陶正祥詢問《四庫全書》中禁書的種類，陶生告訴其有三百餘種。又如，朴趾源《熱河日記》載：

鵠汀曰：“比歲禁書，該有三百餘種，並是他君公顧厨子。”余曰：“禁書何若是夥耶？總是崔浩謗史否？”鵠汀曰：“皆迂儒曲學。”余問禁書題目，鵠汀書亭林、西河、牧齋等集數十種，隨即裂之。余曰：“永樂時，搜訪天下群書爲《永樂大全（典）》等書，賺人頭白無暇間筆。今《集成》等書，並是此意否？”鵠汀忙手塗抹曰：“本朝右文度越百王，不入《四庫》，顧爲無用。”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226—227頁。

朴趾源向王民皞（號鵠汀）打聽當時禁書衆多的原因，並引《永樂大典》編纂目的“賺人頭白無暇間筆”詢問王民皞，《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的編纂是否也有此意。出於對時諱問題的畏懼，王民皞委婉隱晦地進行了回答。再如，徐浩修與鐵保圍繞禁書的交流，徐浩修《燕行記》卷二載：

（徐浩修）:“《牧齋集》方爲禁書，閣下何從得見？”鐵（保）曰：“凡禁書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盡去？牧齋大質已虧，人固無足觀，而詩文則必不泯於後也。” 徐浩修《燕行記》卷二，《燕行録全集》第51册，第59頁。

鐵保指出朝廷的禁書之法衹是對官府起效，而民間私藏的禁書不可能全部毁燼。此清楚表明朝廷禁書在當時的實效。

一些朝鮮文士在關注清朝禁書的同時，相關聯地對禁書的作者以及與此有關的文字獄等也給予了較大的關注。像吕留良有著强烈的排滿思想，關於他的文集的話題，朝鮮使臣經常向清文士提起。其目的，是借此瞭解交流方是否有思漢的情結、反滿的情緒。實際上，出於對清的鄙夷，他們内心期待著對方能够與自己一樣對前明懷有深厚的情感。如1746年（丙寅），尹汲出使中國途經撫寧縣與徐升立子交流時，便向其打聽是否收藏有吕留良的文集。當對方回答無後，尹汲便直接詢問：“爾是漢人有思漢之心否？”對方云：“去古已遠，今天子仁聖，豈有此心乎？”面對如此的回答，尹汲内心仍然不願相信當時像徐升立子一樣的漢人闕失了懷漢之心，而自云：“此或出於忌諱之意否乎而無可言矣。” 尹汲《燕行日記》，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第1册，第230頁。此筆談内容和心理描繪極其鮮明地展現出尹汲强烈的反滿情緒。同年，朝鮮一譯官向薊州秀才張昕打聽吕留良的文集，有云：“《吕晚村文集》有之乎？”張昕告訴其流傳情况，有云：“爲一人所累，雍正幾年皆收而付丙。與其子葆光皆戮屍，豈有存者乎？” 同上，第232頁。

另外，1760年（庚辰），李商鳳也向三河縣教諭薛文儒詢問過吕留良，有云：“吕留良何如？” 李商鳳《北轅録》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809頁。 1799年（己未），徐瀅修向劉大觀打聽吕留良，有云“吕晩村學術較諸近日諸儒，最爲醇正，最似親切。下工得其淵源者，今有何人？而所著書亦有幾種”等等徐瀅修《劉松嵐傳》，徐瀅修《明皋全集》卷一四，《韓國文集叢刊》第261册，第305頁。。這些都反映出一些朝鮮文士對清朝禁書和文字獄的關注。

九、地理名勝

中華山川地理、歷史名勝古迹也是筆談的内容之一。十八世紀中朝文士交流時，朝鮮文人多有關於中國地理、歷史方面的問詢。究其原因，一方面，當時朝鮮使者，尤其是十八世紀後期的使者，一般多認爲自己國家偏於一隅，土窄地狹，極大地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因此，他們對於中國的山川、名勝古迹興趣很濃。如1713年（癸巳），於薊州，崔德中向一秀才打聽漁陽聖景之意，安禄山所居之基在於何處，翠屏山下二石人爲何人，翠屏山名之由來等等崔德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92—93頁。。1766年（丙戌），洪大容向八里鋪孫進士詢問長城所築年代，有云：“長城見在者，即秦皇所築乎？” 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188頁。 1780年（庚子），盧以漸向博明詢問燕昭王黄金臺遺址在何處、《禹貢》所載碣石在何處等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97—98頁。。另一方面，由於朝鮮文士結交了心目中的中土才子佳士，因此他們對那些孕育過這些才士的自然、人文環境等也非常關注。如《日下題襟集·金宰相》載云：

金宰相……，遍問中華山川名勝，往復殆數萬言。繭紙亘丈者，盡十餘幅，而尤詳於江浙等處。聞西湖之勝，嘆羡不置，自恨不得生其地。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金宰相》，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册。

於此，嚴誠指出他與金在行往復的關於中華山川名勝的筆談文字有數萬言。其中，又以關於江浙山川的最爲詳細。從這裏可以看出，由於江浙是嚴誠生活的主要地點，所以金在行對此詢問的最多。

從現存的筆談、來往尺牘可以發現，十八世紀中朝文士交流時，朝鮮文士確實對中國南方表現出比較濃厚的興趣。其原因，主要在於使團的使行路綫在當時清朝版圖的東北部，北方的瀋陽、山海關、北京等處他們在途經時得以遊覽，而江浙等南方之地，則是燕行使者無法到達的場所，故而他們對當時的中國南方有著新奇和向往，加上當時參與交流的清朝人中有很多南方人氏，所以他們的交流内容時常也會涉及中國南方的地理、山川、形勢等。如1774年（甲午），清庶吉士許兆椿向嚴璹介紹了自己故鄉雲夢澤的地理方位、範圍，有云：“雲夢跨江南北，今縣虚有其名”,“（雲夢澤）今在襄陽、荆州、武昌、岳州四府地” 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4頁。。又如，1792年（壬子），金正中向江南人程嘉賢詢問：“蘇杭聞名久矣。民物之富庶、樓臺之美麗，與燕京孰多？”程嘉賢答云：“燕京係是天險關防，至於山川風光，不可與蘇杭較勝。唐人詩云：‘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此一句，足想其梗概矣。”之後，程嘉賢還向金正中介紹了自己家鄉歙州的物産、地理方位、文化底藴等金正中《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75册，第159頁。。

十、朝鮮情形

十八世紀期間，一般清文人對朝鮮的情况茫然無知，在筆談中，清文人常向朝鮮文士詢問一些情况。而到了十八世紀中後期，北學派文人爲了推揚本國的文化，積極地在筆談或尺牘中介紹關於朝鮮的一些概况。如1766年（丙戌）二月十五日，洪大容在《東國記略》一文中，向嚴誠、潘庭筠詳細介紹了朝鮮的地理形勢、歷史沿革、文章學術、風俗科制、山川故迹、家舍之制、官職服制等參見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二《乾净衕筆談》,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45頁。。

清朝文人與朝鮮文士圍繞朝鮮情况的交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内容：

（一）國家概况，諸如山川形勢、地理風貌、行政區劃等。如彭坦向俞拓基問及朝鮮與清朝之間的距離，有云：“老爺到此多少路？”俞拓基答：“三千七百里。” 俞拓基《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8册，第124頁。又如，王民皞向朴趾源打聽“朝鮮地方幾何”，朴趾源答云：“傳記所載稱五千里，然有檀君朝鮮，與堯並世；有箕子朝鮮，武王時封國也；有衛滿朝鮮，秦時率燕衆東來，皆偏據一方，其地方似未滿五千里。勝國時，並高句麗、百濟、新羅爲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三千里。”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126—127頁。朴趾源向王民皞介紹了書上所載和歷史上朝鮮半島諸國的實際地域範圍。再如，錢兆豫曾向趙榮福詢問朝鮮行政區劃，有云：“大國有八路云，然否？”趙榮福答：“然矣。” 趙榮福《燕行日録》, 燕行録全集》第36册，第99頁。明確告訴錢兆豫朝鮮在區域上有八道之分。

（二）古代作家、書籍等的情况。如1720年（庚子），陳法向李器之詢問：“東國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代史》、漢唐宋詩文乎？此外書籍幾何？”“東國崔致遠是何時人，有文集乎？”“曾見高麗板杜詩與中國板字有異者，未知何時刊出？”等，李器之對此都一一作了回答李器之《一庵燕記》卷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册，第328—329頁。。又如，1722年（壬寅），彭坦向俞拓基問及朝鮮是否保存有《樂經》、朝鮮書籍與中國書籍的同異情况，有云：“老爺那邊有一種異書叫作《樂經》，未知有否？”“老爺那邊文章書籍與我們此處同否？”等，俞拓基答云：“《樂記》編在《禮記》書中，有何别樣《樂經》也？”又答云：“本國儒士讀《四書》、《五經》，尊尚晦庵夫子，經史子集、百家書都有，絀佛法，擯巫覡。” 俞拓基《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38册，第123—124頁。此外，像1766年（丙戌），陸飛向洪大容詢問朝鮮藏書有云：“東國藏書，前朝實録以及野史頗備否？”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三《乾净衕筆談續》, 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册，第159頁。 1790年（庚戌），清軍機大臣王杰向徐浩修詢問《東國秘史》、《東國聲詩》二書情况以及朝鮮可觀書籍參見徐浩修《燕行記》卷三，《燕行録全集》第51册，第141—142頁。。都顯示出一些清人對朝鮮書籍、藏書等的關注。

（三）歷史、禮儀、風俗、教育等，包括姓氏、衣冠、國名、年號、語言等。

談及禮儀、風俗，如1783年（癸卯），李田秀向清人張又齡詳細介紹了朝鮮的歷史本末，並自豪地表示：“我東有他國所無之兩個事，得箕子之聖而爲之王，一也。新羅立國於漢宣帝時，至後梁時纔亡，享國九百九十餘年，即外國勿論，雖中華亦未之前聞，二也。”又書曰：“我朝政教風俗又有他國所無者三焉：深山窮谷、三尺童子皆知孔子之爲大聖，尊其道而讀其書；皂隸下賤莫不服喪三年；國朝三百餘年，士大夫之女無一人再醮者，此亦漢唐以後所未有也。” 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96—297頁。於此，李田秀又指出了朝鮮尊孔、崇禮、重節的風俗特點。

談及姓氏，如博明在得知書狀官金文行姓氏後，便向其詢問朝鮮金姓的來源，有云：“余聞古無金姓也。漢獲休屠王太子及金人，故賜日磾爲金姓。而貴國金姓最多，豈皆漢爲郡縣時之遺耶，抑金時之遺民耶，抑他有故耶？足下文學之儒，必諳典故，願明告我。” 南泰齊《椒蔗録》, 燕行録續集》第116册，第104頁。又如，1766年（丙戌），清栅門税官希員外向洪大容詢問朝鮮國王姓氏，有云：“國王何姓？”“（洪大容）對以實”後，他又問：“在先有姓金、姓王，今何姓李？”後數日，洪大容再次拜訪之時，希員外又向其詢問朝鮮科制及俗尚、書畫所尚等洪大容《湛軒燕記》, 燕行録全集》第42册，第207—208頁。。

談及國名，如1783年（癸卯），劉克柔向李田秀詢問朝鮮國名之涵義，有云：“貴邦朝鮮之稱，或以爲潮顯，或以爲昭宣，未知孰是？”李田秀答云：“朝鮮二字是朝日光鮮之義，或以爲因朝水、鮮水二水而有是名。潮顯、昭宣未知誰説，而似是訛傳矣。” 李田秀《農隱入瀋記》, 燕行録全集》第30册，第209—210頁。

談及教育，如1766年（丙戌），嚴誠向洪大容詢問：“貴處小兒始讀何書？”洪大容答：“始讀《千字文》，次讀《史略》，次讀《小學》而及於經書。惟《禮記》、《春秋》罕有讀之者。”並且，嚴洪二人還對小兒讀的這些書作了評價洪大容《乾净筆譚》, 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87—88頁。。

談及語言，如1774年（甲午），嚴璹向許兆椿、邱庭漋等介紹朝鮮語音有云：“東國人初學字音於中國，而東國則文字、言語自别，故言語雖屢變而字音則於方册上相傳，至今能傳初學之音。中國則字音與言語同變，故人稱字音則東國音爲古音。” 嚴璹《燕行録》, 燕行録全集》第40册，第248頁。於此，嚴璹指出朝鮮語音仍保持著中國古音的狀態。

除上述中朝文人間筆談、書信十個方面的交流内容外，中朝文士往復書信的内容還多有對彼此或親朋近况的叙寫以及相互傾慕之情、思念之情的表達等，這在中朝文士往復書柬中很常見，兹不贅述。

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無論筆談的内容多麽豐富，但其一般都與朝鮮文人出使中國時的思想關注點以及自己的治學特點等有關。如朴趾源《熱河日記》有載：“盧君以漸，在國以經行稱，素嚴於《春秋》尊攘之義。在道逢人，無論滿漢，一例稱胡；所過山川樓臺，以其爲腥膻之鄉而不視也。古迹之如黄金臺、射虎石、太子河，則不計道里之迂曲、號名之繆訛，必窮搜乃已。” 朴趾源《熱河日記》，第327頁。 1780年（庚子），盧以漸出使中國時，寫有《隨槎録》。其中載録了盧以漸與清人的兩次詳細筆談，即他與兵部員外郎蒙古人博明之間的兩次筆談。八月初十日第一次筆談時，盧以漸爲了瞭解中國儒學的發展變化情况，向博明發問了一系列問題：“海外溲學欲聞大道未由，逢大方家，願大人幸教之。”“曾聞□□道學分而爲二，朱陸並行，今則折或歸一耶？”“當今之學者以陸、王爲正耶，以程、朱爲正耶？”“今之學者有能得程、朱之嫡傳者耶？”“程、朱之孫有聞顯人耶？”等等盧以漸《隨槎録》, 燕行録全集》第41册，第94頁、第95頁。。顯然，這些問題都與盧以漸“在國以經行稱”，精於儒學的治學特點有關。盧以漸問及的中國古迹的諸多問題：“燕昭王黄金臺遺址在何處耶？”“《禹貢》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皇都後，龍似太行，而碣石在何處耶？”“樂毅封昌國君是何縣耶？”“或云撫寧縣乃昌黎韓子所生之地，然否？”“京師戰國時與趙接界，距邯鄲幾里耶？”等等同上，第97頁、第98頁。，很明顯又與朴趾源所云盧以漸來到中國後厭惡清朝，衹重視歷史遺迹的思想關注點一致。又如，1765年（乙酉）出使中國的洪大容的治學特點是對理學特别感興趣，清人嚴誠稱其“喜談理學，具儒者氣象” 嚴誠《養虚堂記》, 中朝學士書翰》。。因而，他與清人嚴誠、潘庭筠、陸飛筆談時，有大量的交流内容涉及理學，如第一次筆談内容就有朱陸之學的異同之争；第三次筆談的主要内容有就佛儒之辨，嚴誠與洪大容展開“心性之學”的辯論；第六次筆談記録中則有大量的篇幅是洪大容與陸飛、嚴誠、潘庭筠圍繞朱子《詩》注展開的激烈辯駁；第七次筆談，洪大容與諸人又就朱注《小序》展開詳細辯論參見洪大容《乾净筆譚》, 燕行録全集》第43册，第201—204頁。。很明顯，這些筆談内容與洪大容的治學傾向關係密切。

第六節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階段性特徵

十八世紀是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時期。依據時間先後，兩國文人來往大致可以分爲早期（1701—1730）、中期（1731—1770）和後期（1771—1800）。從交往情况看，它們分别是萌芽時期、發展時期和高潮時期。三個時期，雙方文人間的來往各有鮮明的特點。任何一階段相互間的交往都不容忽視。它們對十九世紀以金正喜、洪義浩、洪敬謨、洪顯周、金永爵等爲代表的朝鮮文人與以翁方綱、紀樹蕤、吴嵩梁、劉喜海、汪喜孫等爲代表的清文士之間學誼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説，没有這三個階段的中朝文人交往，也不可能出現十九世紀中朝文化、學術等交流的持續繁榮。

一、十八世紀早期是中朝文士交流的萌芽時期

此時期，中朝文人剛剛開始交往。無論是從參與交往的清人人數和其學養素質上看，還是從交流頻度、深度、形式等方面看，都無法與後來的中朝文人往來相比。這個時期交往清文士人數最多的朝鮮文士是金昌業。1712年（壬辰），他作爲其兄金昌集的隨行子弟出使中國。在整個出使期間，他通過詩歌贈酬、筆談、尺牘往復等形式與22位清文士進行了交流。他是這個時期朝鮮文士與清文人交遊的典型。他與清文士的交流極其鮮明地反映出十八世紀早期中朝文士的交往特點。總體看，這個時期的兩國文人來往關係還處於萌芽狀態，具體表現在：

1．朝鮮文士没有與清文士結交並交流的主動意識。當時朝鮮文士仍然懷有對整個清朝的厭惡和鄙夷，而不願意主動與清文士接觸並作深入的文學、學術等的研討。與絶大多數清文士的相識，緣於路途上的偶然相逢或清人出於對他們的好奇而主動來見等。

2．朝鮮文士所來往的清文士基本上都是當時極爲普通的知識分子。他們間的關係多停留在一面之緣上。分别後，就不再有繼續的聯繫。因而，這時期中朝文人的交往就缺乏進一步深入的途徑，兩國文化之間的互動作用也不明顯，雙方文人對彼此文化的認識仍然是“陌生的”，有時甚至可以説是“誤解的”。

3．十八世紀早期幾乎没有頻繁與朝鮮使行文人進行交流的清文人。當時參與交往次數稍多的郭如柏純粹是從經營生意的角度，爲了推銷字畫、書籍、朝報印本等而與朝鮮文士接觸 1712年（壬辰），郭如柏與金昌業相會。1719年（己亥），郭如柏與趙榮福相會。1727年（丁未），郭如柏與姜浩溥相會。相會地點均在山海關。。其他絶大多數清文人與朝鮮文士的往來衹是曇花一現，很快就湮没在歷史洪流之中。僅有金昌業與清士楊澄、姜浩溥與清士程及白受采等寥寥數人在别後有少量的尺牘往復。這也印證了前文觀點：此時中朝文人的交往還處於萌芽狀態，兩國文人對彼此的學術、文學等信息的認識仍然處於閉塞狀態，甚至還存在著一些誤解。

二、十八世紀中期是中朝文士交流的發展時期

十八世紀中期是中朝文人交往的大發展時期。此階段與清文士聯繫最爲緊密的朝鮮文人是洪大容，先後與37名清人來往，並且與嚴誠結下兩國學壇傳爲美談的生死之誼。廣泛與清文士交往的還有李商鳳，先後會晤過的清文士有26名。此時兩國文士的交往有了很大發展，具體表現爲：

1．這個時期，朝鮮文士與清文士的交往心態在微妙地起著變化，並且雙方文士的總體素質，與前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朝鮮文士開始不滿足與路上偶然相逢的清文士進行簡單會晤，逐漸開始與心儀的清文士進行深入交往，不再僅僅停留在客套的應酬來往上。總體上看，他們所會晤的清文士社會地位、學識涵養等明顯比早期所接觸的清文士要高許多，如洪大容所結識的滿洲人拉永壽是瀋陽府學助教，王渭、宋舉人、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人都是舉人，蔣本、周應文是監生，吴湘、彭冠是翰林出身，兩渾是宗親愉郡王之少子、康煕皇帝之曾孫，張經是欽天監官，賈煕是河南某縣知縣，希姓人是瀋陽户部員外郎。其他朝鮮文人在十八世紀中期所結交的清文人對象情况也是如此，像分别與李喆輔、海興君李橿、柳約、李日躋有過交流的清人林本裕，曾是吴三桂幕賓。與李匡德有往來的江南人凌春是進士出身。與趙顯命有交往的秀才孔毓貴是孔聖人之後嗣，高晅是瀋陽文廟教授。後來在清朝廷擔任較高職務的翰林庶吉士博明與李彝章、南泰齊有過深入的學術研討。與南泰齊會晤過的龍煜岷是翰林庶吉士、黄啚是舉人出身。徐命臣結識的金德瑛是禮部侍郎，與趙有往來的張元觀是太學助教。與李商鳳、李徽中父子有交往的潘相是國子監琉球官學教習，胡少逸是舉人出身等等。可見，這些清文士與十八世紀早期參與交流的清人相比，其學識涵養的總體水平要遠遠高於他們。因而，這就爲兩國文人在知識學養大致相當的層面上進行各種深入交流提供了可能。

2．與十八世紀早期相比，中期兩國文人筆談的深入性明顯增强。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的七次筆談就極具代表性，筆談内容涉及政治、哲學、文化、科技、文學、宗教、道德、風俗等諸多方面，它是該世紀中朝文人交流史上兩國文人間首次深入的學術接觸，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外李商鳳與清舉人胡少逸之間的五次筆談也較爲深刻，内容也涉及民俗、文學、科舉、政治等方面。

3．在十八世紀中期，開始出現了願意與朝鮮文士作深入交往的清文士。這個時期，與朝鮮文人有較多交流的清文士有嚴誠、潘庭筠、陸飛等。在1766年（丙戌），他們通過詩歌唱和、筆談、書信往復等形式，與洪大容、順義君李烜、金善行、洪檍、金在行等人進行了較爲深入的文學交流。在他們别離後的較長時間内，雖然相隔數千里，嚴誠、潘庭筠、陸飛仍然通過書信與洪大容、洪檍、金在行等保持著密切聯繫。像嚴誠在1767年（丁亥）去世前，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内，他與洪大容的來往書信就多達6封。而潘庭筠在1769年（己丑）前，一直與洪大容保持著較爲頻繁的書信往來，後來中間雖有將近十餘年的音信阻絶，但在1777年（丁酉）潘庭筠又再次寫書信與洪大容參見本書附録表9：洪大容與清文人來往書信一覽表中“洪大容歸國後與清文人的來往信件”部分。。他們與朝鮮文士的交往，與十八世紀早期相比，在交往時間上，他們持續的時間明顯更長。從交流内容上看，他們討論的問題更加廣泛深刻。他們書信大量地談到中朝歷史人物、性理之學、儒道佛三教、學術門派之别、學術觀點之争等等。雙方在交往中，隨書信的往復，還伴隨著一大批書籍的饋贈，如《聖學輯要》、《海東詩選》、《農岩雜識》、《三淵雜録》、《東事總要》、《卜居論》、《國朝詩》等參見本書上編第一章第四節《中朝文人交流的形式》文中“中朝文人間的贈物行爲”部分。，這是十八世紀早期兩國文人在别離後從未發生過的交往行爲。

要之，十八世紀中期是中朝文人交往的發展時期。此時，以洪大容爲代表的一批朝鮮文士和以嚴誠、潘庭筠、陸飛等爲代表的一批清文人都以較爲開放的心態參與到學術、文學等的交流活動中，通過彼此間不斷增强的聯繫，加深了相互的瞭解，促進了相互間的學術研討，建立起真摯友誼，甚至是生死之交，從而爲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往高潮的到來奠定了良好基礎。這個時期的兩國文人交流既是對以前中朝文人交往的跨越，又深深地影響到後來一大批文人的交往心態與行爲，爲兩國的文化、學術互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三、十八世紀後期是中朝文士交流的高潮時期

隨著十八世紀早期、中期中朝文人交往的不斷深入發展，十八世紀後期迎來了兩國文人來往的高潮時期。此時期，與清文人來往最爲頻繁的朝鮮文士有朴齊家、柳得恭、朴趾源、李德懋、洪良浩等人。據文獻可考的，朴齊家四次出使中國結識的清文士多達168名。他是十八世紀結交清文人數量最多的朝鮮文人。柳得恭三次出使中國，與之交往過的清文人共計99名；朴趾源所交流過的清文士多達49名；李德懋所結交的文人也有18名；洪良浩所交往過的文人13名。他們通過各種途徑與一大批清文人展開了學術、文學、書籍、藝術等的全面交流，使得十八世紀的中朝文人交往出現了高潮。他們四人分别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十八世紀，朴趾源是第一個與清朝舉人以及朝廷文人大量結識並交流的朝鮮文人。他也是第一個積極且大量地向清文人推介朝鮮學術、文人等，並指出一批中國文獻中所録有關朝鮮文人信息錯誤的朝鮮文人。李德懋是十八世紀第一個向清人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朝鮮古代詩壇情况的朝鮮文人，也是當時朝鮮文人中第一個向清文人介紹日本詩學成就的詩人。朴齊家、柳得恭則是十八世紀中與清文人進行詩歌唱酬最爲廣泛的朝鮮文士。此外，洪良浩與紀昀的交往意義極爲重大，兩人分别作爲兩國學壇的泰斗級學者，他們之間的往來已經超越了個體交流的意義，是十八世紀中朝官方學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切磋與碰撞。在紀昀與洪良浩建立了深厚學誼的基礎上，兩人子孫繼續展開了雙方家族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廣泛而深入的接觸。這種密切的中朝文人家族交往，在整個中朝文人交流史中極爲罕見，爲中朝文化、學術等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綜上，朴齊家、柳得恭、朴趾源、李德懋、洪良浩在十八世紀中朝文士交往中的諸多開創行爲，無疑是這個時期中朝文人交往深入，兩國文學、學術交流高潮到來的重要標志，其意義重大。正是在這批朝鮮北學派文士的帶領和影響下，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文士所來往的清人數量，與前期、中期相比，形成一個“井噴”現象。他們與清文人的交往，無論是在時間的長度上，還是在内容的廣度上及思想的深度上，都遠遠地超越了十八世紀早期和中期的中朝文人交流。因而，朴齊家、柳得恭、朴趾源、李德懋、洪良浩等北學派文人與清文士的交往是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在十八世紀後期，與朝鮮文士來往最爲密切的清文人有紀昀、李鼎元、潘庭筠、李調元、博明、鐵保等人。紀昀先後與徐浩修、金成中、洪良浩、洪羲俊、鄭思賢、洪樂遊、徐瀅修、朴齊家、柳得恭等有過深入的交往。李鼎元交遊的朝鮮文士有柳琴、沈念祖、蔡濟恭、李書九、李喜經、洪羲俊、趙寬達、趙學謙、徐瀅修、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潘庭筠結交的朝鮮文士有柳琴、李書九、沈念祖、蔡濟恭、洪大應、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李調元交流過的朝鮮文士有柳琴、徐浩修、李書九、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博明交往過的朝鮮文士有柳琴、羅杰、盧以漸、洪良浩、姜世晃、洪慎猷、李瀷、朴齊家、朴趾源等。鐵保交流過的朝鮮文士有徐浩修、朴齊家、洪良浩、金勉柱、徐有聞、柳得恭等人參見本書下編第五章《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流長編》。。他們與朝鮮文士大量而深入的交往也清楚地顯示出十八世紀後期確實進入了一個中朝文人交往的高潮期。其主要表現爲：

1．與十八世紀前期、中期相比，此階段不惟越來越多的清朝廷文士與一批朝鮮文士有大量交往，而且他們與朝鮮文士的相識交往常常不是集中在某一年，他們結交朝鮮文士的行爲保持著一種持續性。换句話説，他們在不同的年份與不同的朝鮮文人相交，又與曾經相識的朝鮮文士多保持著詩歌贈酬、尺牘往復的聯繫。因而，他們結識的朝鮮文士的數量在不斷地擴大，與朝鮮文士保持聯繫的時間也在不斷地延長，而他們的名聲在朝鮮文壇上也不斷地傳揚。以李鼎元爲例，早在1777年（丁酉），他就與朝鮮文士柳琴有過酣暢淋漓的交往，並結下了深厚友誼。其《贈幾何主人》云：“春正有客來東國，頭戴笠子衣淺白。酒酣長歌出門去，咫尺之間千里隔。” 柳得恭《並世集》卷一，《燕行録全集》第60册，第94—95頁。在1778年（戊戌），他又與朝鮮使團書狀官沈念祖交遊甚契沈象奎《次韻李墨莊鼎元（癸酉）》云：“昔在戊戌，先大夫以行臺書狀官赴京，與李墨莊、祝芷塘、潘蘭垞諸公朋遊甚契，家藏《緑波送遠》一帖，即其所爲詩文送别先大夫者。”沈象奎《斗室存稿》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90册，第19頁。。其後，在不同的年份又與出使中國的洪羲俊、朴齊家、柳得恭等文士結爲好友。

2．與十八世紀前期、中期相比，後期中朝文人間的筆談、贈酬詩歌、序跋等數量有了大幅度增加。現存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間較爲詳細的筆談共85次，佔到總筆談數206次的41.3%。中朝文人間的贈詩有435首，佔到總贈詩數635首的68.5%。中朝文人間唱和詩作共計82組，佔到唱和詩總組數127組的65.4%。中朝文人間序跋有37篇，佔到總序跋數40篇的92.5%。中朝文人來往尺牘121封，佔到尺牘總數343封的35.3%（十八世紀中期洪大容與清朝文士的來往尺牘有150封，而其中的32封書信寫於1770年（庚寅）以後。顯然，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間筆談、贈詩、和答詩、序跋總數遠遠超過了在本世紀前期、中期所發生的數量。其尺牘的數量亦略高於中期數量。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十八世紀後期確實是中朝文人交流的高潮階段。

3．一批未曾會晤過的中朝文人，在兩國友朋親密交往的感召和影響下，也加入了相互交流的行列中，他們以詩歌唱酬、尺牘往復爲主要形式進行著神交。如朝鮮文士李書九雖然從未出使過中國，但是他在友人的幫助下，也積極借助於尺牘與清人郭執桓、潘庭筠、祝德麟、李鼎元、沈心醇等進行著各種交流，文學成爲了溝通和加强雙方關係的重要紐帶，他們間發生的文學批評是此時兩國文學交流深入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又如，李調元真正通過會晤而相識的朝鮮文士僅有柳琴一人，像他與徐浩修、李書九、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一批朝鮮文士的大量深入交往，則完全是緣於彼此的心心相印以及相互的傾慕之情，通過詩歌的寄贈、尺牘的往復等得以實現。此外，像朴齊家與郭執桓、嚴翼、王學浩，柳得恭與郭執桓、祝德麟，朴趾源與孫有義，徐瀅修與李鼎元、陳崇本等雖未見面，但以心相通的神交現象大量地出現在十八世紀後期，其數量遠遠超過了世紀早期、中期發生的中朝文人神交次數。試想，如果没有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流高潮的背景，這一系列中朝文人雖未面晤但以心相通的神交恐怕也很難出現。因此，這些神交是中朝文人交往發展到高潮時期的重要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