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

緒論

一、解題與問題的提出

域外漢籍研究是本世紀以來興起的國際顯學，從中國文學的角度切入該課題可有若干重要面向，文人學士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本書的研究對象爲十八世紀發生在中朝文人間的學術和文學交流現象。研究主旨是以域外漢籍和中國典籍爲文獻基礎，厘清兩國文人間交往的基本脉絡，同時采用綜合和比較等手段，探尋交流現象間的内在聯繫及本質、特徵和意義等。

本書以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作爲研究的重點，主要基於兩點原因：

第一，作爲中朝學術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兩國文人間的交往雖説在東亞學術界已開始被一定關注，但仍值得去全面審視和深入研究。其原因：一是明清時期的大量中朝文人來往資料有待進一步去發掘。在韓國古文獻中，尤其是燕行録、詩牘帖和文人文集中存留有對兩國文人交流的大量記録。而目前狀况則是，一方面這些資料本身具有重大價值，另一方面是許多學者對這些域外漢籍資源的陌生，甚至由於陌生而導致對其學術價值的漠視和貶低。由此，曾被忽視的學術“富礦”——中朝文人交流域外資料，值得系統地去開采和研究。二是“中國中心”、“人臣無外交”觀念使得一大批曾與異域人有來往的清文士不屑或不敢在自己著作中大量載録交往情形，因而有關交往的第一手材料在中國文獻中較爲闕失，作爲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的材料，在國内學術界仍然没有被大量揭示或引起足够重視。三是現有研究存在總體性和深入性把握的不足。文章或論著多著眼於個體文人交流現象，少有將其置於整個交流史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因而，很難對交往特點、地位和意義等作出較爲客觀而深入的評價，且結論多停留在學誼深厚的表象層面。

第二，十八世紀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關鍵時期，研究清楚交往情况是正確理解整個清代中朝學術交流史的基礎，這是本書以此時段爲切入點的原因。目前來看，對交往現象做全面研究的工作還未展開，還存有大量不容忽略的研究空白。要真實瞭解清時期中朝學術關係，必須要研究透這一階段雙方文人間的交流，否則將無法理解此之後兩國愈走愈近的文化來往。大量域外漢籍的載録表明，此時雙方文人來往，既開創了清時期兩國文化往來的新局面，又爲以後學術、文學交流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梳理清楚此時期交流現象，研究透徹交流本質，是客觀把握清代中朝文人學術交流特點和規律的基石。隨著大量域外新材料不斷涌現，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探析，既是研究清時期中朝學術關係最重要的切入點，又是重新建構兩國古代學術交流史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本書將立足於筆者所收集的104種十八世紀燕行録、來往詩牘帖、中朝古代文人别集、中朝古代歷史文獻等，力圖解答的主要問題有：

1．十八世紀中朝有哪些文人參與了學術和文學交流？此時期每一次交流發生時間、地點和具體内容是什麽？

2．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形式有哪些？筆談、詩歌酬贈、往復尺牘、贈序題跋、詩文批評、贈書贈文等存世情况和數量？爲何要采用這些形式，交往中的作用是什麽，所反映的兩國文人交流的特徵及意義又是什麽？

3．中朝文人文學和學術交流的主要内容，其隱藏在重點交流内容、話題背後的發生原因是什麽？

4．在解决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探尋中朝文人在十八世紀進行交往的總體原因，分析在整個一世紀中，兩國學術和文學交往的階段性特徵。

5．十八世紀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中朝文士間的文學和學術交往有哪些？通過對當時清朝、朝鮮顯要家族間的交往，兩國著名學者間交流的把握，分析其交往内容、特徵等，以分别揭示它們在學術交流史上的地位、意義和影響等。

6．反映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的重要文獻有哪些？最新交流資料又有哪些？

綜上，本書將以整個漢文化圈爲背景，充分利用域外漢籍、中國典籍，在對交往現象作長編的基礎上，既對兩國文人交往作出總體分析和評價，又對其中重要或特殊的文學、學術交流作出理論性闡釋。其目的就是爲了客觀反映出文人文學、學術交往的歷史真實，從而更好地去理解當時兩國的文人關係及學術聯繫等，並爲以後中朝學術交流史的重新構建和研究的深入，進行大膽嘗試。

二、選題的意義和價值

中朝文人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夏朝，檀君時期的朝鮮已與中國相交通，檀君派子扶婁朝覲夏朝一事，是傳説裏中朝間的最早接觸。至唐時，朝鮮文學之祖崔致遠真正開創了兩國文學交流的先河。後歷經宋、元、明、清時期，其交流總體上看一直没有中斷過。毫無疑問，歷史上彼此間的文化有著緊密關聯。無論是從哲學層面普遍聯繫的原則出發，還是從將漢文化圈作爲研究背景文學研究來考慮，都要求我們在考察中國文學、學術時不得漠視朝鮮半島的漢文化以及兩國文人間曾有過的大量交往。它們不惟是嶄新材料，還可與中國傳統文獻相補充、相印證等。在更爲重要的意義上説，研究由域外漢籍和中國典籍所構成的漢文獻整體是一種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

縱觀整個交流史，清時期中朝文人來往具有重要地位，其既繼承了明朝時“詩賦外交”的傳統，又在交往過程中增添了豐富的學術對話内容，對當時國與國關係的日益發展以及整個漢文化圈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動作用。而十八世紀雙方文人的往來現象又在兩國關係史中尤顯突出，值得深入研究。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特别繁盛。

十八世紀是清朝、朝鮮文學學術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時期，也是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臻於强盛的時期。其彼此間來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雙方文人交往極其頻繁，自1701年（辛巳）至1800年（庚申）百年間，參與交流的清朝文士、朝鮮文士在638人次以上。每年都有交流發生。十八世紀中後期，更是出現了交流高潮。參與對象極其廣泛，上至享譽一時的名士，清朝如紀昀、翁方綱、李調元、羅聘、阮元等，朝鮮如金昌業、洪大容、洪良浩、朴趾源、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等，下至普通文士，如頻繁與朝鮮文人接觸的清秀才齊佩蓮、李美等。其交流内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宗教等諸多方面。其形式也日臻完備，有暢叙筆談、詩文贈酬、尺牘往復、請序求跋、評詩論文、饋物贈書等。筆者統計，現存十八世紀較爲詳細的筆談記録至少有206次，贈詩635首、唱酬詩127組，序文、題跋40篇，來往書信344封以上，贈書行爲至少有81次。這一時期，兩國文士交往在時間的長度、對象的廣泛性、内容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等方面與清前期相比，都有了很大超越。

第二，十八世紀涌現出一批中朝文人交流的典型事件。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重要事件，在兩國學術交流史中有著不可忽略的地位。如金昌業與一批清文士的交往是清時期最早發生的朝鮮文士與清人進行大量交流的事件。金昌業在朝鮮文壇有較高聲名，隨著其著《老稼齋燕行日記》的廣爲傳播，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關注清朝的歷史與當時的狀况，這無疑就爲以後中朝文士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礎。又如，洪大容與“浙杭三士”的七次筆談和大量詩牘鮮明呈現出兩國民間文人第一次深入而細緻的學術、文學交流狀况。洪大容與清友人交往頻繁深入，僅存世的往來尺牘多達150封，書信聯繫約15年，而他與嚴誠在1766年（丙戌）就建立起的生死之誼，一方面對朝鮮國内形成了巨大的衝擊，有人將其視爲難以想象和容忍的行爲；另一方面也在兩國文壇間被傳爲佳話，影響到後來一大批文士如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與清人的交往。站在整個東亞漢文化圈的背景下考察，洪大容與清文人的交流是朝鮮學術與清文化日益接近的標志，而此時的日本則逐漸在輕視朝鮮乃至中國文學。同是對清朝的看法，兩國却有著極大反差，洪大容異域交遊的現象愈發顯得重要。再如，洪良浩與紀昀之交是清時期兩國官方學者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深入交流。兩人曾就創作目的、動因、旨歸等做過有益的研討，體現出對詩文之道的共同取向和高度契合。此外，十八世紀後期，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等爲代表的“北學派”文人也與衆多清文人進行了深入的學術、文學交往，其交流多有開創之功。朴趾源是當時較早與清舉人、朝廷文人大量結識並交流的朝鮮文人，也是第一個反省兩國文人交友之道的異域文人。李德懋是較早與清文人有著大量文學、學術交流的朝鮮文人，也是當時第一個較爲全面而客觀地向清文壇介紹朝鮮、日本詩學的異域文人。朴齊家的清友人數量在中朝文人交流史上爲最多，彼此間唱和詩歌數量也最多。其詩名在清朝廣爲流傳，與此交友特點密不可分。柳得恭也通過與清文士的頻繁交往使得其聲名在清朝很盛，光緒、民國時期，其著《二十一都懷古詩》、《灤陽録》在中國刊行，顯示了他杰出的文學成就。要之，燕岩師門與清文士的密切聯繫極大地影響到十九世紀以金正喜、洪敬謨、李尚迪、金永爵等人爲代表的朝鮮學者與清文士的交流内容和理念。

第三，十八世紀出現了兩國學術世家長期交往的新現象。

在十八世紀出現了兩國著名家族間在學術、文學等方面長期深入交往的現象。這在清前期，甚至在整個中朝文人交流史上極爲罕見。如十八世紀朝鮮安東金氏家族成員繼承了其祖清陰金尚憲與明朝文士相交好的傳統，後裔金昌業、金益謙、金善行、金在行、金履素、金履度、金祖淳等先後出使中國，分别與嚴誠、潘庭筠、翁樹培、伊秉綬、羅聘、辛從益、張道渥等二十餘位清文士進行了筆談、詩歌唱和等。金氏家族成爲了明清時期最早與中國文壇發生緊密聯繫的朝鮮族群，由於其家族顯要地位與影響，家族成員與清文士的交往必然在朝鮮有較大反響，也必然會促進和加强兩國文士之間的聯繫。又如，豐山洪良浩家族與紀昀及其子孫在學術、文學上的交往更是中朝文人交流史上的佳話。十八世紀後期，洪良浩與紀昀建立了“傾蓋如故，同氣相求”的深厚學誼。其後，洪氏後裔洪羲俊、洪錫謨、洪敬謨等與紀昀之孫紀樹蕤、重孫紀瑛璜等展開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深入學術交往，同樣由於雙方家族的顯要地位，其對當時和後來的兩國文人交流都産生了較大影響。

綜上，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的交往由於其本身豐富性、獨特性以及在兩國文化交流衆多方面的開創之功，使得它在整個中朝學術交流史中尤顯突出，因此研究它有著重要的學術和歷史價值。概而言之，其意義如下：

（一）理論價值

其一，本書是第一次在域外文獻和中國文獻基礎上對十八世紀整個中朝文人交往現象作系統、深入研究的嘗試，可以填補中朝學術交流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空白。目前研究成果就一些基本問題，諸如有多少文士參與了交流，其時間、地點、形式、内容等具體情况，都未有觸及，更談不上對整個交流現象作系統而深入的分析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交流材料散落於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大量文獻中，不容易收集。如以朝鮮使行日記（“朝天日記”、“燕行録”）爲例，林基中編《燕行録全集》100册，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3册，成均館大學出版有《<燕行録選集>補遺》上中下3册，林基中編《燕行録續集》50册。林基中編《增補燕行録叢刊》，收録了566種不同版本的燕行録。另外還有一些現代未出版的使行日記和詩牘集。十八世紀中朝文士間的詩牘集，如《同文神交》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藏韓國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朱文藻編《日下題襟集》（嚴誠撰、朱文藻編《鐵橋全集》第4、5册）藏韓國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等，《中朝學士書翰》藏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薊南尺牘》藏韓國翰林大學博物館，佚名編《搢紳赤牘》藏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東華筆話集》爲私人藏本，藤塚鄰鈔校《燕杭詩牘》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等。收藏地分散，且諸多詩牘集爲孤本、善本，造成了收集工作的極大困難。筆者經過不懈努力，收藏此類詩牘集複本70餘種。此外，還有大量資料散落於兩國文人别集、清人使行日記、中朝歷史文獻以及相關資料彙編中。除去現代出版的“燕行録”，諸多交流材料都是未曾公諸於世的域外文獻資料。以上諸多因素造成了目前東亞學術界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闕失，一些研究還僅停留在對個别文人學術、文學交往現象的考察。材料不完整，研究方法陳舊，僅僅關注於朴齊家、柳得恭若干人與清人的文學來往等，導致了一些結論流於膚淺或偏頗。這種現狀對全面深入瞭解清時期的兩國學術交流史極爲不利。本書將在整個兩國文人交往的大視域下，多角度、多層面地分析隱藏在交流現象背後的原因、特徵、影響、意義等，以期通過這樣的嘗試，來更好地解釋當時和以後兩國間的文化關聯，爲補充和重新認識中朝學術交流史作出貢獻。

其二，用新材料、新視野、新方法來對新問題進行學術嘗試，爲以後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一個較新思路。本書將充分發掘域外漢籍、中國典籍中兩國文人學術和文學交往的新材料，以漢文化圈爲背景，深入探析十八世紀兩國文人交流内容、特徵等，總結其規律，從對文人的互動交流研究中，形成重新審視、詮釋兩國文化的新視角，從而爲深入探究兩國間的學術交流史提供可借鑒的新思路。應該説，域外漢籍中的交流資料彌足珍貴。它們既載録著兩國文人的具體交往經過和交流内容等，還顯示出朝鮮文人以外來者、後學者的視角對中國學術、文學等的審視，透露著中朝文學同中有異的信息，傳達出他們的學術觀、文學觀等。這些材料雖可極大補充或印證中國典籍的記載，但是在近二十年的論文、論著或相關研究中，它們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筆者將充分發掘和收集這些資料，從一個完全嶄新的資料領域對文人交流作出考釋，並由此來研究和闡釋由交流現象所引發出的一系列學術新問題。

（二）應用價值

其一，現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中韓學者的來往也日趨頻繁。本書通過系列新材料所揭示出的中朝文人交流典範，對於現代中韓文人在文化方面的交往具有借鑒意義。

其二，本書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如附録圖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筆談記録一覽表”、“贈詩一覽表”、“唱酬詩一覽表”、“序跋一覽表”、“來往書信一覽表”、“十八世紀清朝使者出使朝鮮一覽表”、“十八世紀朝鮮燕行使圑及燕行日記一覽表”、下編《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以及本書附録部分對詩牘帖《同文神交》、《中朝學士書翰》的整理校正等，是建立在對大量域外漢籍充分掌握的基礎上，並結合對相關中國古代文獻的考察，所作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考證工作。其研究目的在於“衹有重建文獻基礎，纔能最終達成對研究現狀的改善”。同時，它們可以爲中朝文化交流、中朝關係、國際文化、中國近現代史、亞洲史等學術研究提供大量新材料、新綫索，促進其相關研究的深入，也爲域外漢籍這門新興學科在文獻整理方面的快速發展和深入研究起到推動作用。

其三，本書在較爲全面地掌握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交流現象進行探究，力求以客觀、公允的研究，揭示出當時兩國文人交往的事實真相、内容、特徵等，以擯除目前中韓部分國民對歷史上彼此間文化聯繫方面的一些誤解或偏見。這在中韓兩國建交二十七周年之際，對進一步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瞭解，推動雙方真摯友誼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國内外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清代中朝文人交流的研究，是一個較新的研究課題，也是日益受到東亞學術界關注的研究領域。但是由於尋找、全面掌握清朝時期兩國文人交往資料的困難，世界範圍内現在從事該項研究的學者在二十名左右，中韓各占其半。他們撰寫的論文多爲古代兩國文人來往的個案研究或某一時期文化互動影響的研究，全面、系統地對某一時期總體的文人交流現象作探索，仍是一片空白。

中朝文人交流研究的奠基之作是日本學者藤塚鄰撰，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日本國書刊行會，1975）注1。藤塚鄰是金正喜研究專家，多年來，他一直潜心於收集金正喜作品以及他與清文士的來往文章、詩歌、尺牘、物品等原件，其中不乏幾十件國寶級文物。此書主要基於這些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實物證據而寫成，論述了金正喜與清儒之間的學術、文化交往關係。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爲總説，主要闡述了十八世紀朝鮮的代表學人洪大容、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李徽之、姜世晃與清儒間的學術交往關係。第二部分爲《燕行篇》，共有十一章，分别論述了金正喜出使中國時與清人曹江、徐松、翁方綱、阮元、朱鶴年、李林松、洪占詮、李鼎元、金嘉金勇兄弟、法式善等之間的學術、文學關聯。第三部分爲《歸東篇》，共十八章，重點探尋了金正喜歸國後與清儒翁方綱、翁樹崐、吴嵩梁、曹江、周達、陳用光陳蘭滋父子、葉志詵葉名琛葉名澧父子、李璋煜、鄧傳密、劉喜海、阮常生阮福兄弟、汪喜孫、張深、朱爲弼、吴鼐、徐有壬、張穆、張曜孫、趙振祚等人之間的交遊關係以及學術關聯。由此，藤塚鄰以十九世紀金正喜與清儒的交往爲切入點，真切地反映出當時清代文化東傳的途徑、内容、特徵等，而此書也成爲了利用新材料解决新問題的典範之作。

注1：此書亦有兩種韓文譯本，一種是朴熙永譯本,1994年。另一種是尹哲圭、李忠九、金奎璇譯本《秋史金正喜研究——清朝文化東傳研究》，韓國果川文化院，2009年。

近年來，隨著以燕行録、來往尺牘帖等爲主體的中朝文人交往資料不斷被挖掘和揭示，韓國學者也開始注意清代兩國文人交流的個案研究，代表學者有許敬震、金榮鎮、朴現圭等教授以及他們培養的劉婧、郭美善、千金梅等博士，他們發表的論文有《晚清時期的朝中詩社——龍喜社小考》、《通過<燕槎録>看鄭元容與清朝文士們的文化交流》、《洪大容家族編撰的<燕杭詩牘>》、《通過<中朝學士書翰>看金在行與杭州學士的交流》、《金永爵與韓中尺牘交流新資料<中朝學士書翰録>》、《柳得恭<並世集>研究》、《金命喜與清朝文士的尺牘交流》（這些文章均是在韓國學術期刊上用韓語發表）等，這些論文厘清了一批十八、十九世紀朝鮮文人與清文人來往的綫索，探討了個體文人間學術、文學交流的内容、特點等，爲深入研究古代中朝學術、文學的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研究現狀來看，關於相互間的個體關係研究，仍是目前兩國文人交遊研究的主流。

雖然對清朝時期中朝文人交往的研究纔剛剛起步，相關的論著和論文不多。但是，關於古代中朝兩國文化、文學關聯的研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在中韓兩國興起，各類優秀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由於這些研究與本書有著較爲密切的關係，所以下文就中朝文化、文學交流的研究成果作調查和分析。

（一）中朝文化、文學關係研究的主要專著

較早出現的研究成果，有韋旭升的《中國文學在朝鮮》（花城出版社，1990），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在朝鮮傳播與影響的學術專著，先後被譯成韓文、日文出版。全書共分四章，論述了四個基本問題：一、中國文學得以傳播並作用於朝鮮文學的基礎；二、朝鮮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吸收和利用，這是全書的核心部分；三、中國文學作用於朝鮮文學的途徑和結果；四、中國文學在朝鮮的餘波和功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韓國漢籍中關於文學交流的新材料不斷被發掘，我國在中朝文學的比較研究領域有了較大發展，代表著作有：（1）金柄珉《朝鮮中世紀北學派文學研究——兼論與清代文學之關係》（延邊大學出版社，1990），該書將北學派作爲一個獨立的文學流派，並對該流派的文學活動、文學觀念、創作意識、審美表現、與我國清代文學的關聯、在文學史上的性質與地位等問題，進行了細緻梳理和研究。（2）金柄珉、金寬雄合著的《朝鮮文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學》（延邊大學出版社，1994），這部著作以時間先後爲序，系統地描述了中國文學從上古時期一直到近現代，在朝鮮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影響與作用。（3）金寬雄《韓國古小説史稿》上卷（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梳理韓國古小説的發展及其與中國文學關係的論著。全書分兩部分，“通論”論述了韓國古小説中一系列基本的理論問題。“漢文小説史”部分先介紹了漢文小説概况，然後將韓國漢文小説劃分爲“孕育期”、“誕生期”、“發展期”、“成熟期”四期分别加以論述。（4）陳蒲清《古代中朝文學關係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此書主要依據中國文獻，以神話傳説、漢文詩、朝鮮民族詩歌等文體爲綫索，對中朝文學關係作了梳理。在朝鮮神話傳説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研究上，材料相對豐富。

2000年以來，中朝文學、文化關係研究的專著主要有：（1）李岩的《中韓文學關係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全書共八章，前七章描述朝鮮時期以前中朝文學的關係，第八章論述朝鮮時期朝鮮小説與中國文化的關係。（2）有兩篇博士論文也涉及兩國文學關係的研究：徐東日《李德懋文學研究——兼與中國文學相比較》（延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論文，2002），論文從思想體系、詩學觀、詩歌創作、文學特徵等四個方面論述李德懋文學的整體面貌；韓衛星《洪大容文學研究——兼與中國文化之關聯》（延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論文，2006），論文從洪大容的思想體系、詩學理論、文學形象内涵、其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雙向回饋四個方面論述了洪大容文學的整體面貌。這兩篇博士論文已經把朝鮮詩人置於漢文學大背景下研究，能够較充分地利用韓國漢籍和中國典籍資料，研究視野有了開拓。（3）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該書以朝鮮使者的使行日記爲文獻基礎，探尋了明清時期中朝朝貢關係的發展、變化以及兩國文化交流的軌迹，並闡述出朝貢關係背後的文化因素。該書在韓國漢籍資料的運用上，較爲周詳。此外，（日本）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杜月慧《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人民出版社，2010）等都是研究古代中朝文化聯繫的重要著作。

二十一世紀初，在中朝文學關係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的專著是張伯偉先生的《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中華書局，2007）。該書秉承顧炎武先生“采銅於山”的學術原則，以整個漢文化圈爲研究方法，自朝鮮和日本的書目、史書、日記、文集、詩話、筆記、序跋、書信、印章和實物等原始文獻中鈎輯史料，全面展現了清代詩話東傳的數量、時間、途徑，並比較其傳入朝鮮、日本的反響和結果之異同。作者研究視野的闊大、切入點的獨特、方法的新穎、内容的深厚等，使得該書成爲兩國文學關係專題研究中的“里程碑式”力作。

（二）中朝文化、文學關係研究的單篇論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關中朝文學交流研究的漢文論文也陸續見諸報刊。其中，楊昭全的《中國古代文學對朝鮮文學的影響與交流》（《文學研究動態》1982.6）是中國學界對古代中朝文學關係進行研究的發端。總體看，關於兩國文學交流研究的論文主要涉及兩方面内容：

1．中國文化、文學對古代朝鮮影響的研究，這方面的論文較多。

有涉及概觀性的研究，如楊昭全《明清時期中朝文學的交流》（《國外文學》1984.2）、尹虎彬《清代的中朝文學交流》（《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3）、金柄珉《影響、接受與互補——十九世紀中朝詩人的文學交往》（《延邊大學學報》1994.2）等。

有作家影響研究，如吴紹氿、寧海《李白對高麗時期漢詩發展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1994.2）、柳基榮《蘇軾與韓國詞文學的關係》（《復旦大學學報》1997.6）、金柄珉《北學派文學與清代詩人王士禛》（《文學評論》2002.4）等。

有文體影響研究，如許輝勛《試談明清小説對朝鮮小説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1987.1）、李野《朝鮮傳奇文學接受中國傳奇文學影響的客觀效果》（《延邊大學學報》1991.4）、陳蒲清《論古朝鮮漢文詩與中國古典詩歌的相似性》（《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8. 1）等。

有對傳統文論，特别是對古代詩論的關係研究，如張伯偉《朝鮮古代漢詩總説》（《文學評論》1996.2）、牛林杰《韓國古代的杜甫研究》（《山東師大學報》2000.6）、徐東日《朝鮮詩人李德懋的詩學觀：情感論》（《延邊大學學報》1995.3）等。

有對文化思潮的影響研究，如《<熱河日記>的第一壯觀，清朝中華論與清朝文化的受容論》（《東方學志》Vol.144,2008）、《燕岩的北京認識的局限》（《漢文學報》Vol.19,2008）注2。

注2：原文題名：（《東方學志》Vol.144,2008）、（《漢文學報》Vol.19,2008）等。

2．朝鮮文學在中國的流傳與影響情况的研究，如金柄珉《<韓客巾衍集>與清代文人李調元、潘庭筠的文學批評》（《外國文學》2001.6）、崔雄權、金一《韓國小説在中國的傳播與研究》（《東疆學刊》1999.4）、楊玉《朝鮮才女許蘭雪軒及其詩作在中國的流傳》（《烟臺大學學報》1999.2）等。

綜上，現代學界對古代中朝文化、文學聯繫研究的成果很多，涉及衆多方面的内容，僅就文體而言，就有詩歌、詞、小説、散文、詩話、小説理論等等。總體來看，雖然每種成果的研究切入點、視角、背景等都不盡相同，但是無論是宏觀性的研究，還是微觀性的探索，這些論著和文章都闡述出古代中朝兩國文化、文學的緊密關聯、相互影響等，甚至有些成果還揭示出某些文人來往的事實和特徵等。無疑，這些成果都爲中朝學術交流史、中朝文化交流史等的研究作出了貢獻，也爲兩國文人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綫索。這裏所列舉的文例僅是大量研究成果中的冰山一角。隨著現代中韓兩國聯繫的日趨緊密和大量域外漢籍中的材料不斷被揭示，關於古代中朝文化、文學關聯的研究大有方興未艾之勢。這必然會對兩國文學、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發展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

但需要指出：目前對中朝文化關聯的研究雖然有較多的成果，但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間。理由如下：首先，出於地域原因，中國學者很難全面收集、掌握兩國文人交流資料，上述專著、論文很少綜合運用韓國所藏文集、日記、詩話、史書、序跋等域外漢籍材料並結合中國典籍記載來進行研究，而是更多地運用某一類或某一種域外文獻資料展開研究。其次，到目前爲止，學者没有通過對中外典籍和歷史實物等的全面調查和分析而整理出古代中朝文化、文學或文人的交流編年，而這恰恰是交流研究的文獻基礎。最後，近年來，能够揭示古代中朝關係的新資料在不斷涌現，如新發現的燕行録、往復詩牘帖、在本國亡佚而流傳在對方國度中的古代書籍等，這就爲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四、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

本書主要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有三種：

（一）以漢文化圈爲方法的研究

這是本書最爲主要的研究方法。將目前存留在中國和域外的漢字材料作爲一個整體，它“不僅是古典學研究的對象，不僅是一個學術增長點或學術新領域，在更重要的意義上説，這是一種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其具體實施，就是“以漢籍文獻整體爲基礎，以漢文化圈爲視野，以綜合與比較爲手段，尋求其内在聯繫和内在結構”。

本書首先立足於載録中朝文人交流資料的大量域外漢籍，有書目、史書、日記、文集、詩話、筆記、序跋、書信等，其中還包括筆者發掘的未曾公諸於世的朝鮮文人使行日記（燕行録）、文集、詩牘帖等。其次，重視中國典籍中關於文人交往情况的記載。與域外漢籍相比，中國典籍中雖然記録中朝文人交流的資料較少，但它是對域外漢籍載録兩國文人交往史料的有力補充，有時也能對域外漢籍中的記載起到重要的印證作用。因此，既重視相關的域外文獻，也不忽略中國傳統典籍，最大範圍地收集和整理十八世紀兩國文人來往資料，是本書研究的一個基本文獻原則。最後，在充分研讀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對交流中的新現象、新問題、新特徵等展開分析和研究。隨著大量清代時期雙方文人交往材料的發掘，必然會出現一系列需要研究的新問題。而擺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務，是建構起兩國文人交流的整體文獻。由此，纔能够重新審視清代的中朝文化聯繫。它是一個新問題，也是一個基礎。然後，在更高的層面對學術交流現象所反映出的新問題進行研討，纔能最終達成對研究現狀的改善。這一點是重要的，也是必須的。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録>序》一文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於此，陳先生在如何形成時代學術新潮流方面指出了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的重要性。張伯偉先生從“實證性”和“綜合性”關係的角度，也明確指出：“這兩條相輔相成的原則，離開了實證的綜合是空洞的，達不到綜合的實證是平庸的。”因而，本書爲了使目前清代中朝文人交流研究的現狀有所改善，力求在確定十八世紀兩國文人基本交往情况的基礎上，去發現交流事實之間、之外或背後的因果和聯繫，其目的也是爲了防止研究在迷戀新材料中流於平庸。

（二）比較研究方法的切實運用

十八世紀朝鮮文人與清文人交流密切，中朝文人的交往呈現出與以前不一樣的特點，且在此時期的不同階段，每一個具體的交往個例也不盡相同。通過相類事例的比較，各種交流事件的性質、特徵等纔能比較清晰地展示出來，故采用比較法進行研究十分必要。陳寅恪先生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論及語言學，有云：“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爲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以語言的比較研究推之於本書的比較研究，其道理也是相同的。

（三）點面結合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中既有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情况的整體關注，又有對典型個體文人交流現象的分析闡述。對整體文化來往的研究結論是以當時兩國間個體文人交遊爲背景，而對典型的個體交往現象進行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又有力地補充和論證了總體交流現象的規律。在研究中，力求將兩部分的内容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從而對十八世紀兩國文人在學術和文學等方面的聯繫作出更爲客觀的闡釋。

本書研究目標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新材料進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以整個漢文化圈爲背景，利用各種機會積極調查和收集，較爲全面地掌握十八世紀和其他時代中朝文人交往的各種資料。從發生的時間、地點、形式、事件、内容等方面，對該世紀所有的彼此間的文化交往作出具體細緻的描繪，完成《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

（二）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情况進行理論分析和總結。

在對現存文獻做充分整理、歸類、統計等的基礎上，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力求客觀、公允地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現象作出分析和評判，以還原當時兩國文人在學術、文學等方面進行交流的歷史真實，總結其特徵、規律，揭示歷史意義、價值等。

（三）能够爲中朝學術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新材料、新啓示。

筆者期望本書的研究成果能够成爲中朝學術交流史、中朝文學交流史、漢文學史、中朝外交史等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並爲其他相關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