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799年，時值清嘉慶四年（朝鮮正祖二十三年），朝鮮禮曹判書徐瀅修以“謝恩副使”身份到北京，並拜見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直閣事紀昀。若干年後，徐氏在《紀曉嵐傳》中詳細記載了此番會面時的彼此交談，他詢問紀昀著述幾何，昀答曰：“少年意氣自豪，頗欲與古人争上下。後奉命典校四庫，閲古今文集數千家，然後知天地之不敢輕易言文，亦遂不敢輕言編刊。”（《明皋全集》卷十四）體會紀曉嵐的意思，大概是指讀書越多，越清楚原先自詡獨得者往往已都是古人之陳言，故不敢輕易著述。他大概不會想到，當時衹做尋常事看的包括其自身在内的與朝鮮人士的筆談、尺牘等種種交往，兩百年後竟也可以成爲著述，被東亞學者津津樂道。
擺在讀者面前的《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就是這樣一部書。作者徐毅和徐瀅修倒没什麽關係，但和作序者一家却是緣份不淺。初中時，作者就讀於南通市第一中學，舍妹是其歷史課老師；高中時，其語文課又由先父所授。大學畢業後，他在南通師範學院（今合並爲南通大學）工作數年，再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從我攻讀碩士繼而博士學位，本書就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增訂而成。徐毅要我爲他的新著寫序，而我總記得顧炎武“人之患在好爲人序”（《日知録》卷十九“書不當兩序”）之訓，頗想推托，無奈上述緣份，一重一重又一重，那就不如隨順世緣，且爲作序。
衆所周知，中朝兩國之間的文人交往源遠流長。早在唐代，崔致遠入中國，以“賓貢”登進士第，與羅隱、顧雲相友善，事迹見載於《三國史記》；北宋時，高麗使臣在元豐年間入中國，與畢仲衍等人一起奉和宋神宗御製詩，金富軾、朴寅亮更是留名中國，《高麗詩》、《西上雜咏》、《小華集》紛紛刊行於世；高麗忠宣王入元大都，建萬卷堂，出入其間的不僅有高麗文士如李齊賢，也有中原名流如元明善、趙孟頫、虞集等人；到了明代，倪謙於正統十四年（1449）出使朝鮮，開創了以《皇華集》爲標志的詩賦外交的傳統，文人交流愈益頻繁。但就交流的廣度、深度以及對東亞學術的影響而言，進入清朝的十八世紀中後期堪稱巔峰。本書就是以這一時期爲討論範圍，詳贍描述了中朝文人交流的各個方面和不同層面，立體地呈現了衆多鮮活的歷史場景。僅僅就其收羅的材料而言，本書是迄今爲止同類主題的著作中最豐富、最難得、最新鮮的。很多中朝人士往來的尺牘、筆談，散藏於各國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甚至私人手中，徐毅想盡各種辦法，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最終皆一一到手。也難怪他歷數其所獲，得意之情就溢於言表。也難怪有的韓國學者對我説起此事，有時竟會流露出幾分醋意。這讓我想起選題之初，九年前的一個早上，他踏著輕快的脚步得意洋洋地跨進我的辦公室，將其論文大綱交給我，期待得到高度肯定。但是經過一番討論後，竟然讓他緊張得汗流滿面，連午飯也“對案不能食”（借用鮑照句）了。當時的我或許還能够在文獻上對他有所幫助，但此後他遍訪韓國、日本公私藏書之所，接觸這一專題的文獻量之多、之罕見，已讓我刮目相看、瞠乎其後，若是再相互討論起來，恐怕他該要興奮得“快意浮大白”（借用司馬光句）了。
文人交流其實是民間外交的一種形式。徐毅在韓國收集材料的同時，也廣交朋友，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是古代的文人交流在今天的繼續。徐毅生在南通，長在南通，如今也工作在南通。清末民初，有一段動人的中韓文人交流的故事，就發生在南通。作爲朝鮮末期文學大家之一的金澤榮，不甘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做亡國奴，張謇遂熱情邀他移居南通，使他得以在安定的環境中編纂、創作了大量的歷史、文學作品，與俞樾、嚴復、梁啓超、吕思勉等文人學者也多有交流，最後終老於兹，安葬於兹。他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給張謇兄弟：“通州從此屬吾鄉，可似嵩陽似漢陽。爲有張家好兄弟，千秋元伯一肝腸。”（《四日至通州大生紗廠贈張退翁觀察》,《韶濩堂詩集》卷四）不知徐毅的選題，是否在有意無意間受到這些故事的刺激。但可以確認的是，徐毅獲得博士學位後，很快在南通大學建立起中韓文化研究中心，並且積極舉辦會議，申請項目，培養人才，出版著作，不過幾年，就使得該中心蜚聲學界，成爲南通大學的一張有内涵的國際化名片。這其中凝聚了徐毅的心血和奮鬥，也體現了他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多方之才。
徐瀅修記載的紀昀語，從某種意義上説接近於歌德的一句話：“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但歌德接著又講了一句：“我們必須做的衹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要是用孔子的話説，那就是“温故而知新”。徐毅經過多年反覆思考、不斷磨礪的著作出版了，其中當然包含了他對以往學術成果的“重新思考”。現在，這部書成爲這一主題的最新之著，當然也應該是最佳之著，因此，我希望此後的徐毅，能够對自己的著作不斷續做“重新思考”。畢竟，這些材料中還有很多未發之藴正等待著善於發覆的頭腦和眼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於百一硯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