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蒙古文献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一部将1833—1949年百余年中，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报纸文摘、回忆录，及各类公报中，关于蒙古的中文文献，进行分类编辑整理而成的史料集成，旨在全面系统地汇总近代蒙古文献，为研究近代蒙古历史提供可用的史料。

这里的“蒙古”一词，含义有二。一为地理含义的蒙古，即指蒙古高原。蒙古高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均曾在此生息繁衍。二为民族含义的蒙古族。蒙古族居住和活动的区域，遍布于我国北部的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及今蒙古国的广大地区。

自元至清，蒙古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区域性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全局性问题，是中国北部边疆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蒙古亦不例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挽救危亡，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作了种种努力。本民族的自救尝试、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与宰割、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三者共同作用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使得该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行政建制、经济文化、社会面貌等，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急剧的变化，自然引得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这里，各方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蒙古的关注和研究空前增加，这就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道、咸以降，清政府与俄国勘界立约之事，时常发生。清廷使臣不谙边务，不明界域，交涉中每每失地，动辄千里。激于此，部分学者开始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产生了诸如《蒙古游牧记》、《蒙古志》、《朔方备乘》、《藩部要略》等著作。但其研究均以西部舆地为主，旨趣皆在讲求中俄边界交涉沿革，冀以挽救时艰，且由于体例的限制，涉及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篇幅不多。

20世纪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人对蒙古地区的研究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

翻译外国文章。主要是将日本、俄国早期的关于蒙古的调查文章，翻译而揭载于报刊之上。

成立研究组织。赵守钰在重庆，马鹤天在榆林，顾颉刚在成都，分别成立了边疆学会，均以促进民族团结、考察边疆情形、研究建设方案为宗旨。

开展实地调查。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机构，以及名人学者等，纷纷前往，并撰写和出版了大量调查报告、考察日记、访古实录等。

创办刊物。内蒙地区仅在1928至1937年的短短9年时间内，就有约90种期刊问世。

京、津、平、沪等地创办的边疆期刊，更是不胜枚举。

俄国很早就开始了对蒙古地区的研究。俄国政府不惜耗费巨资，数次派探险队深入蒙古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构建了庞大的谍报机关网，用以收集情报。其间谍组织，遍布山海关、张家口、多伦、百灵庙、归绥、包头、额济纳旗，及凉州、西宁等处。日本政府还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开设蒙古语文班，培养精通蒙古语文的人员，以作侵略的工具。所训练的“蒙古通”，不断出入蒙古地区，平日旅行、调查、测量工作极为紧张。“常见日人乘坐汽车，出入蒙古草地，只凭地图与指南针，在此茫茫草海中，未尝下车一询土人，丝毫均未错误。”

通过这些活动，日、俄等帝国主义势力对蒙古地区的了解，令国人自叹弗如。有人感慨：“蒙汉本是一家人，我们一向的漠视这一家人，彼此不能了解的地方已很多，我们研究蒙古问题，反要在日文书籍中找材料。”“一望近数十年来帝国主义者的调查工作和出版工作，好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真使得我们又痛恨又惭愧。”

当时的报刊上，也登载了一些欧美人士对蒙古问题的评论和观感。

由以上所述，可知《大系》的文献来源，很是广泛。这些文献的体裁，有论述文、社论、论战、史抄、消息、报导、报告、通讯、调查、考察、旅行记、探险记、访谈、电文、计划、大纲、译文、日记、演讲、讲议、年鉴、诗歌、小说、散文、歌曲等，十分多样。文献涵盖的地方行政区划层级较为完整，大到整个内外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宁夏、新疆、青海等省区，小到旗县村镇，均有所涉及。作者来自中外，身份各异。这些，都是《大系》史料丰富性的体现。

驳杂的内容，使这部《大系》有了近代蒙古“百科全书”的色彩，我们把这些文献分类分卷整理出版，想来当是研究者和爱好者所乐见的。

各篇文献的底本，因年代久远、印数有限、使用频繁、保存不善等诸多因素，流传稀少，加以馆藏分散、缺藏破损严重，我们虽然做了广泛搜罗、精心比对等等工作，仍不能实现影印出版的初衷。同时，多用繁体竖排，有许多文章没有标点，有标点者，既有“新式标点”，也有“句读”，但其“新式标点”，与今日标点规范仍有很大差距；且由于印刷技术的局限、出版节奏的变化、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等问题，原文中的错漏衍舛问题突出，这些，都会给读者的使用带来不便。为此，我们就花了很多时日和精力，把它进行了整理。

各卷的篇目，以发表的年、卷、期先后排序。发表年代相同的文章，不分卷者居前，分卷者居后。连载的文章，以第一期著录的年、卷、期、刊名为排序标准。多期合刊，按首起期数排序。年、卷、期相同者，以刊名、作者、篇名的拼音顺序排序。

重复发表而内容差别甚微的文章，取最先发表者，若文字改动较大，则兼收并存。

各篇之出处，标注于篇末。原刊的出版频率，或称“号”，或称“期”，今悉依其旧。若某刊，封面与内文，“期”与“号”杂称，以原刊封面为准。连载文章出处的著录，如1911年2卷5—7期，表明此文连续刊载在2卷5期、2卷6期、2卷7期上；2卷5、6期，表明此文刊载在2卷5期、2卷6期上；若是双期合刊，则标为“2卷5、6期合刊”。

著述方式，用以下办法处理：1．若原刊未标明著作方式，则统一加“撰”字。2．若原刊有“著”、“作”等字样，则一仍其旧。3．原刊没有标明作者和著述方式，但从通篇内容中可以知道的，按所述添加，如《西北考察团经过》，标题下说明这是“徐炳昶之报告”，用“徐炳昶报告”表示。4．作者不详的文章，标为“作者不详”。5．原刊在作者名字后出现“女士”、“先生”等字样的，予以保留。

在文字校勘上，以忠实于底本原貌为基本原则。1．将异体字、俗体字，规范为简化字，有特殊含义者除外。2．“异形词”用字，不作改动，如“真象”、“真像”，予以保留。3．对与今天用字不同的“专有名词”，不作改动。4．对人名、地名等的音译用字，不作改动，如“乌生旗”，不改为“乌审旗”。

校勘符号使用如下：1．正文中的（），皆为原有，并非整理者所加。2．原刊缺字或漫漶无法识别之处，以□标识。3．错字随文更正，改正字置于〔 〕内。4．增补的脱字，置于〈 〉内。5．衍文，置于 [ ] 内。6．疑有讹误者，以 [? ] 标识。文义不通之处及其他疑难问题，以“整理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

各篇文献的作者，立场不同，身份各异，自然观点不一。特别是站在日伪立场上叙事者，其言辞之荒谬，逻辑之带有强盗性，至为明显。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性，我们在按出版规范加以处理后，予以收录，请读者明鉴。

编者识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