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早上到现在，好像过了许多年似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天翻地覆了。可是你瞧，凯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我还活得好好的，但不要问我在哪里，又是怎么过的。我今天说的话，你可能一句都听不懂，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给你讲起吧。

三点（赫洛离开了，但说好他随后再来），门铃响了。我没听见，我在阳台上，在阳光下懒洋洋地看着书。过了一会儿玛格特在厨房门口出现了，神情非常不安。“爸爸收到了党卫队送来的召集令，”她低声说，“妈妈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生意合伙人，也是他的好朋友。）

我惊呆了。召集令，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凄凉的牢房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一幕幕闪过。怎么能让爸爸去那种地方呢？“他当然不会去的，”我们坐在客厅等候时，玛格特肯定地说，“妈妈去问凡·达恩先生，我们能不能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去住。我们总共七个人。”随后是沉默。我们都说不出话了。想到爸爸去犹太人医院探望病人，现在根本不知道情况怎样了，等妈妈等得这么久，天又这么热，要担心的事太多了——这一切使我们变得默不作声。

突然门铃又响了。

“是赫洛。”我说。

“别开门！”玛格特大声阻止我。不过她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听见妈妈和范·达恩先生在楼下跟赫洛说话，随后他们两人走了进来，门在身后关上了。每次门铃一响，我和玛格特就会蹑手蹑脚，轮番到楼下去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除了他谁也不让进来。后来凡·达恩先生想单独和妈妈谈话，把我们俩支出了房间。

我们坐在卧室里时，玛格特告诉我召集令不是给爸爸，是给她的。这让我又吓了一跳，我哭起来。玛格特十六岁了，显然他们想把这个年龄的女孩单独送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说的，爸爸告诉我要躲起来时，一定也是这个意思。躲起来……我们会往哪儿躲呢？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在房子里，还是破旧的木棚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躲藏……这些问题我都不该问，可它们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打着转。

玛格特和我开始把我们最重要的物品装进书包里。我塞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日记本，然后是卷发器、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件。明知道我们就要藏起来过日子啦，我却尽装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对我来说回忆比衣裳更重要。

五点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克莱曼先生问他晚上能不能来一趟。凡·达恩先生去找梅普了。梅普来了，装了满满一口袋鞋子、裙子、夹克衫、内衣和袜子走，还告诉我们晚上会再来一趟。随后家里安静下来；我们谁都不想吃东西。天还是很热，一切都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们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尔德施米特先生，一个三十多岁、离了婚的男人，这天晚上他显然无事可做，尽管我们一再礼貌地暗示，他仍然待到十点才上楼去。

十一点，梅普和让·吉斯来了。梅普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在父亲的公司上班，现在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她丈夫让也是。鞋子、袜子、书和内衣又一次消失在梅普的包里和让的深深的口袋里。他们俩离开时已经十一点半。

我累坏了，虽然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晚睡在自己的床上，还是倒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妈妈叫我才醒。幸好天气没有星期六那么热；一场暖烘烘的雨下了一整天。

我们四个人都裹在一层又一层衣服里，看上去好像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量多带些衣服。像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没有谁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出门。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内裤、一件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夹克衫、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子、一顶帽子、一条围巾，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还没出门，我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可谁有功夫关心我的感受呢？

玛格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随后她推出自行车，由梅普带路，骑上车消失在巨大的未知世界中。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我们藏身的地方我还一无所知。

七点半，我们出发，门在身后关上了。我心爱的猫咪莫提，是和我告别的唯一的生灵。我们给戈尔德施米特先生留了一张字条，请他将莫提送给好心的愿意照看它的邻居。

那收得光秃秃的床铺、桌上吃剩的早餐、厨房里留给莫提的一磅肉——所有这些都给人造成我们匆匆离去的印象。但我们根本顾不上这些。我们只想走出那个家，逃得远远的，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明天再聊。

安妮